没有终结的理论

李蕊蕊

李蕊蕊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开封475000）

摘要：2003年，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特里•伊格尔顿的最新力作《AFTERTHEORY》（《理论之后》），就引发了新一轮的“终结论”的理论热潮。在2009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引入中国之前，它已经在西方激发了无数的声音。这些声音里，很多对伊格尔顿《理论之后》与“理论终结”画了简单的等号。然而，“理论之后”，真的就代表了理论的死亡？一种声称理论死亡的理论，是否是一个悖论？伊格尔顿的这种论调是否是一种新的理论策略？本文通过细读理论文本，详细分析了这部著作，回答上述问题，并指出这部著作的优点和不足。为西方马克思理论研究提供一些观点。

关键词：伊格尔顿；理论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B5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035（2013）10-0000-02

自尼采在西方哲学史上宣布“上帝死了”——或者这个开端可以提前至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也有论者指出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已经宣布了上帝之死，但在哲学史上第一次产生较大影响的，仍当属尼采）——，我们就不断听到各种各样的死亡的讯息或者是终结的论调。艺术的终结，哲学的终结，上帝死了，人死了，作者也死了。整个人文领域，似乎变得阴气森森，鬼影幢幢。新世纪初，中国学界刚为J•希里斯•米勒的一篇文学及文学研究是否终结的文章，争论的不亦乐乎，2003年，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特里•伊格尔顿的最新力作《AFTERTHEORY》（《理论之后》），就引发了新一轮的“终结论”的理论热潮。在2009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引入中国之前，它已经在西方激发了无数的声音。这些声音里，很多对伊格尔顿《理论之后》与“理论终结”画了简单的等号。然而，“理论之后”，真的就代表了理论的死亡？一种声称理论死亡的理论，是否是一个悖论？伊格尔顿的这种论调是否是一种新的理论策略？解答这一切，仍需要我们首先回到理论的文本，看他究竟说了什么。

一、解构：文化理论的前世今生

伊格尔顿的个人风格极其鲜明，叙述的笔调里包含着讥讽和批判。在第一章《遗忘的政治》中，他对性、身体、大众文化、后殖民主义研究、后现代主义等等文化理论研究的重要领域一一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和忧虑。他认为这些领域目前进行的研究，不是促进而是误导着人们对相关问题的理解。理论丧失了对日常生活的指导，同时也就是去了批判的意义，不能给人们以引领。伊格尔顿敏锐的指出了问题所在，并在第二章里回顾了西方二战以来文化理论的兴衰。

他认为1965年至1980年是文化理论发展的非同凡响的15年。是二战以来文化理论异军突起的唯一时期。他从政治和社会运动的关系角度进行发生学的阐释。指出了文化理论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微渺。文化理论一开始是具有鲜明的批判性的。但伊格尔顿认为，到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文化开始转型，逐渐向着电影、形象、时尚、生活方式、促销、广告和通讯传媒转换。并指出了这一文化转型是有特定的政治环境的。伊格尔顿生动得勾勒出这个变化的过程，是精英主义向平民文化的转变，激进的观点取得胜利。但盛极而衰，到70年代被一种后现代主义文化逐渐取代。伊格尔顿同时描绘出这个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支持反抗殖民运动的首要精神源泉，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由政治逐渐转向了文化。他还指出在愉悦、欲望、艺术、语言、传媒、躯体、性别、族群这些文化的具体领域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缺乏。

第三章伊格尔顿则指出了进入后现代主义的20世纪80——9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代的微妙关系。看似不能切中时弊，却充满反讽。“马克思主义显得多余，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改变了本质；马克思主义不再受到青睐，是因为资本主义比以往更加彻底。资本主义陷入了危机；然而正是马克思主义叙述了危机是如何发生和结束的。因此，从马克思主义自己的观点来看，使得它显得多余的，恰恰证实了它的意义。马克思主义没被赶下台，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改革了自己，使得社会主义的批评成为多此一举。它的势力范围缩小正是出于相反的原因。”他还指出了文化理论融合了政治与文化的特点，描述了从现代主义到文化理论再到一种反理论的内在理路，指出了文化理论夸大语言的作用，现代主义和文化理论的共同特点：“现代主义和文化理论都是国际性运动。两者都鄙视地方观念，不是鄙视精神空间，而就是鄙视物质空间，典型的现代主义艺术家背井离乡、移居国外。后来一些最杰出的文化思想家也是如此。”在对文化理论的前世今生有了一个历时性谱系化的描述后，伊格尔顿指出，文化理论必须重新积极进取地思考，这并不是为了能给与西方世界的生存以合法性，而是为了能够寻求理解它深陷其中的宏大叙事。由此，他的理论进入第四章，对文化理论的得失进行探讨。

在对社会、政治、研究者等相关要素进行分析后，伊格尔顿讨论了文化理论的成就，首先是丰富了作品阐释的角度，其次是提升了除作者外，其他因素对文本的影响，尤其是文化与权力的关系。关于文化理论存在问题，伊格尔顿认为文化理论力图解决一些基本问题，却没有能够实现。“在道德和形而上学问题上它面带羞愧，在爱、生物学、宗教和革命的问题上它感到尴尬窘迫，在邪恶的问题上它更多的是沉默无言，在死亡和苦难上它则是讳莫如深，对本质、普遍性与基本原则它固执己见，在真理、客观性以及公正方面它则是肤浅的。”[1]针对这些方面，伊格尔顿在剩下的四章里分别展开了讨论，提出自己的见解。

二、建构：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的药方

究竟是无所顾忌的简单的满足自己的感官，还是有所原则有所超越？第五章，伊格尔顿由这种生活方式的讨论过渡到对人性和资本主义的讨论。指出了本质论者的缺陷，同时指出了反本质论者的浅薄——译者很精准的使用了“哲学票友”（amateurism）这一词汇来形容。由此，作者又过渡到对德性的讨论。追溯了亚里士多德和犹太基督教传统的相关论断，他对德性的讨论并非孤立于人性本身，而是将伦理和政治结合起来。作者将客观性、德性、真理的讨论结合起来，章末做出判断：他人才是显示客观性的典范。他们不仅是独立于我们之外的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而且只有他们是让我们铭记这一真理的这个世界之内涵的一部分。他人是活动着的客观性。正因为他们是同类主体，所以他们才能向我们显示他们的他性，并且这个过程中揭示了我们自己的他性。[2]伊格尔顿的论述，看似分散，却在他巧妙知性的笔触下，缠绕成一个整体，逻辑连贯，思维缜密。

伊格尔顿在第六章开始，还是一贯得先指出了文化理论家的问题：将道德问题当做令人尴尬的事来躲避。认为他们忽略了政治问题，把他们当做了个人问题。在一系列的反证式论述中，他指出不能纯粹从个人的角度来定义道德，并认为马克思是个“古典道德主义者”，犯了把道德界定为道德主义的错误。他还认为应该把道德堪称差别细微、性质和层次错综交织的结构。简而言之，就是道德是发展的，是有差别的，而不像法律一样精准。接着，伊格尔顿又讨论了道德与宗教的关系，指出了旧约与新约的不同。他又讨论了道德与身体的关系，“道德思考把我们的身体又重新摆进了我们的话语。”“正是因为身体，而不是首先因为启蒙运动的空想，我们才表明道德是普遍的存在。”他进而继续推演，“事实上，自然与人类、物质与意义之间的联系，就是道德，可以说，具有道德的躯体，是我们的物质性与意义和价值交汇之处。”而文化主义者和自然主义者从相对的两端都未能察觉到这一汇合，不是低估就是高估了人和其他生灵之间的连续性。将身体作为一个中介，他承接第四章，又讨论了普遍性与特殊性、身体的个人性与非个人性的关系，指出差异是以相似性为前提的。篇末，他指出合作可以成为目标本身，社会主义社会认为人的团结本身就是值得称赞的目标，但当代文化理论缺乏这样的视野，没有把团结看做价值和满足的源泉。本章是第五章的进一步延伸和扩展，讨论问题仍衔接上一章。

第七章承接前两章对道德、伦理的讨论，从伦理的崇高与尘世两个方面切入，以《圣经》为文本，从旧约与新约的关系角度讨论革命。他将保守分子和后现代主义者归为一类，认为他们抛弃进步的现实。逻辑在于辩证思想。现代社会带来物质福利、自由价值、民权、民主政治、社会正义同时，也带来了骇人听闻的噩梦。革命的需求也源这里。在美国梦里，意志成为了美国文化的脊梁：一切皆有可能。乐观的论调不相信消极。这种意志论的问题在于自己。意志成为了自己的悖论。到了后现代主义思想里，就完全暴露了。

承接上一章，他首先指出基要主义者是有恋物癖的人。正是对人类存在本质的含混，对这种非存在的性质的恐惧，使他们用教条来填补虚无。这一章讨论到哲学中非常深奥的范畴，他先后援引了西西弗斯、贝克莱、维特根斯坦、帕斯卡尔、叔本华、黑格尔、海德格尔、弗洛伊德等人对虚无的探讨，指出，人本身是虚空的，存在本身是虚无。“死神虽然不完全是朋友，但也不完全是敌人。它像朋友，能启迪自己有自知之明，然而，它启迪我的方式却像敌人”，死亡是社会存在本身的一种内部结构。他引佛学家龙树的话与第五章对客观性的讨论呼应：自我没有实质，因为自我和无数他者的生命紧密结合，是他者的选择和行为的产物。它不可能被抬高到脱离这个意义之网。基要主义者的弊端正在于不能认识这种偶发性，然而他们的悖论也在于，既恐惧这种虚无，想证明一种固定的一成不变的真理，但所使用的证明，又是一种临时拼凑的不牢靠的。虚无主义成了基要主义的噩梦。

全书的结尾，“理论之后”作为一个叙事策略而并非观点被他明确提了出来：我们永远不能在“理论之后”。因为理论是人生的一种反省。理论必须和全球的历史紧密结合，而不能只是简单重复叙述老生常谈的阶级、种族和性别。只有这样，才能发挥理论的意义。前四章可以说是一种“解构”。伊格尔顿对文化理论的前世今生，这种理论与政治、时代的关系，理论本身的成就与缺陷等，分条缕析，做了详尽的梳理。后四章可谓“建构”，针对文化理论存在的问题，从真理、客观性、德性、革命性、基要主义、死亡等多个角度，提出自己的见解。

三、两种理论和伊格尔顿的辩证法

以上对全书进行了不厌其烦的述评，夹叙夹议，内容驳杂，只是为了从更细致的角度细读理论文本，在尽可能短的篇幅内勾勒伊格尔顿的思想脉络。现在，我们可以注意到几个问题。

虽然本文开始提到了各种终结论，但经过对著作的细读，我们可以明确得出这样的判断：“理论之后”并非理论的终结论调。伊格尔顿在全书结尾处，明确的亮出了自己的观点：我们永远不能在“理论之后”，也就是说没有理论，就没有反省的人生。“理论之后”的标题，更多的是一种修辞策略。理论之后，还是理论。但是整部著作中，有两种理论更需要注意。

一是作为批判靶子的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理论。伊格尔顿这部著作的诞生，正源于文化理论黄金时期的消失和当下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的不满（具体的论述见于前文对此书第一章的分析）。杰姆逊认为,“到了今天,踏入晚期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演变成为一个由多方力量所构成的放任的领域。在这里,只有多元的风格,多元的叙述,却不见常规和典范,更容纳不了以常规典范为中心骨干的单元体系”。

二是作为他重要理论资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第二章的论述里，他指出“新兴文化理论中的大部分诞生于和马克思主义的极富创意的对话”，他引用萨特的名言：马克思主义代表着20世纪在一个方面的最终境界，你可以置若罔闻，但无法逾越。一贯语言犀利的他，谈论到这句话的时候，倒是一本正经。可见马克思主义在他心中的位置。他还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支持反抗殖民运动的首要精神源泉。而且正是马克思理论本身的意义，使得这种理论在资本主义改革后显得多余，理论本身又是推动改革的源泉。

本书另一需要注意的方面就是伊格尔顿敏捷灵动的思辨和行文。这种敏捷灵动，或者可以理解为伊格尔顿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灵活掌握。戴维•洛奇评论说，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质量极不稳定：“这本书很难把握的一个问题是该书经常用一个声音来限定另一个与之争论的声音。”他的叙述，思维转换极快。而且，相关的一些概念，几乎都是作为对举的一对概念，出现在他的论述里。

这部洋洋洒洒的一气呵成般的著作，充分展示了伊格尔顿的宽广的理论视野，深邃的哲学思考，坚定的学术立场，犀利的叙述语言。也是近年来，西方马克思理论研究的一大收获。关于理论之后的何去何从，他并未给出确定的答案。只是谦称本书作为探索的开端。因为，毕竟他追求的不仅仅是一种理论的成就，更多的还是付诸理论之外的社会历史层面的影响。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戴维•洛奇认为《理论之后》“过高地估计了理论的重要性及其在学术界之外的影响”。究竟理论之后，理论走向何方？我认为，在关注西方学者的研究同时，我们也应从中国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去考察问题。

参考文献

[1]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三联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452页.

[2]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务印书馆，2009年7月第1版，第35页.

[3]戴维•洛奇：向这一切说再见—评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国外理论动态，2006(11).

作者简介：李蕊蕊（1988-），女，河南偃师人，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12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