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反贫困综述

陈成

摘要：本文围绕“妇女反贫困”为中心，以深入把握目前国内外妇女反贫困研究的现状为目的，从国外妇女反贫困研究、国内妇女反贫困研究两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梳理。

关键词：妇女；反贫困

一、国外妇女反贫困学术史梳理

国外的妇女反贫困研究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64-1977年）为萌芽期，1960年代的第二次女权解放运动后，女性问题的研究逐渐兴起，学术界提出了一系列消除妇女贫困的方法，但研究仅局限于社会科学、公共管理与社会服务、性别研究三个方面。

第二阶段（1978-1986年）为缓慢发展期，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瓦伦丁.M.莫格哈登在《贫困女性化－有关概念和趋势的笔记》中，最早提出“贫困女性化”一词，开创了对妇女问题的概念化和贫困化探讨，他发现贫困最深的是女户主家庭、低收入贫困妇女和孩子。针对这一时期的妇女贫困问题，学者和发展研究机构提出一系列的关于妇女反贫困的措施，如反贫困法、平等和福利方法、效率方法等，研究领域拓展到女性学、社会学、发展研究等学科领域。学者从女性主义、妇女与发展、社会性别等角度关注妇女贫困问题，研究的内容集中于妇女贫困指标、妇女贫困测量标准、妇女贫困操作化定义及反贫困方法等。

第三阶段（1987-2004年）为快速发展期，Sen(1987)提出“能力贫困”概念，推动了妇女贫困问题的多维化研究。1995年女性主义经济学国际学会创办了《女性主义经济学》期刊后，关于妇女贫困及反贫困问题的研究大量增加。并且伴随着第三次女权解放运动的发展，研究更强调女性内部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将种族、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纳入研究范畴。与此同时社会福利政策逐渐成为妇女反贫困的长效机制，女性社会福利政策研究是公共政策研究和性别研究的交叉研究领域，强调将社会性别分析方法贯穿到社会福利政策制定、实施和评估过程的始终（阿马蒂亚.森，2002年）。

第四阶段（2002年至今）为深入发展期，西方一些学者在更微观的层面上研究具有可操作性的妇女贫困与反贫困问题。例如：（1）将妇女就业问题看作是反贫困政策的中心，特别是女性户主就业对消除贫困的作用。艾斯平•安德森（2002）认为，要想有效减少贫困或消除贫困，就应优先向贫困妇女投资，但如果福利的社会化没有同步实现的话，妇女贫困问题将难以解决。（2）学术界从信贷渠道、保险渠道和赋权效应等层面探讨了微型金融对妇女反贫困的作用机理、扶贫效应等。Brau（2004）、Ramanaiah（2011）等认为，微型信贷影响妇女反贫困的机制归纳为促进投资、促进就业、改善家庭收入分配、平滑消费四个方面；Cohen&Sebstad(2005)等认为，小额保险为贫困妇女提供了社会保护和风险分散机制，小额健康保险能将“因病返贫”抑制在萌芽；Weber&Ahmad(2014)等认为，可通过公共资源等授予、转移或配给增强贫困妇女等支配能力、决策权力及社会参与的主动性等，从而增加妇女反贫困的能力。总之，微型金融系统通过融资等渠道，可以使妇女通过社会参与和控制资本等途径反贫困。

二、国内妇女反贫困学术史梳理

我国妇女反贫困研究起步晚、发展相对缓慢，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4年以前），在中国早期的反贫困问题研究中，贫困女性被假设为家庭均质或社会均质的人口群体之一，反贫困的性别差异被忽略。第二阶段（1995-2012年），该研究领域急速发展，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首次将“妇女与贫困”纳入重大关切领域，开启了国内学者对这一主题的大力研究。2007年8月“社会性别平等与反贫困”专题年会在内蒙古召开，王金玲在会议上指出，贫困不仅具有物质性，也具有精神性，妇女的贫困会因生存环境、健康状况、就业状况、年龄等不同而具有多样化等特征，提出在贫困统计中添加性别变量，从妇女的自我认定、知识、生活经历等方面重新建构妇女贫困与反贫困的理论和行动。第三阶段（2013-至今），政府开始推出以“户”为最小单位的“精准扶贫”政策，而针对“妇女”为主题的反贫困研究相对减少。

国内学者分别从社会性别、女性主义、可持续发展、人口发展等视角对妇女的反贫困问题进行了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政府参与妇女反贫困研究。我国对妇女反贫困是政府主导，一是，对妇女反贫困政策措施进行了研究，包括提高妇女受教育程度与职业培训机会、加强卫生保健、消除就业歧视、实施各类妇女扶贫与发展项目、资金扶持等（高玉喜，1997；赵叶珠，2007；顾永红、向德平、胡振光，2014；陈伟，2014；闫坤、于树一、刘新波，2016）；二是，有的学者提出政策存在对贫困的狭义理解，忽视了社会性别结构下妇女贫困的特殊性（郭佩霞，2007；刘筱红、陈琼，2008）。

第二，非政府组织参与妇女反贫困研究。主要对妇联等非政府组织来推动社会性别培训、妇女小额信贷、连环脱贫、劳务输出和妇女赋权项目等方面进行研究，认为推动了妇女反贫困进程，但也存在小额信贷模式单一、持续性差、成本高等问题（（徐广义，2002；卢亚娟、刘妍，2009；李翔，2015；姜秀花，2016）、参与式发展规划（郝金莲，2007；郭佩霞，2007；韩央迪，2008；曹媛媛，1997）。

第三，妇女参与反贫困研究。我国对贫困地区妇女社会经济特征的实证研究证明，妇女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在人口再生产中的角色定位，决定了妇女参与反贫困的重要作用。农村贫困妇女通过参与、从事生产项目，可以改善其自身和家庭的生存发展条件（高玉喜，1996）。还有的观点认为，妇女反贫困应该围绕物质、文化、能力、认知和心理这五个方面进行（赵兰，2007）或者妇女在反贫困方面要有性别意识的觉醒（高飞、向德平，2015）。

三、国内关于民族地区妇女反贫困研究动态

国内学术界对民族地区妇女反贫困研究主要从问题和对策两个方面进行了文献的梳理研究。

第一，民族地区妇女反贫困的问题研究。我国学者提出了民族妇女反贫困中存在性别平等意识淡薄、缺乏专业化教育、法律维权意识差、观念固化等问题。主要有：马东平（2008）以临夏县麻尼寺沟乡的回族妇女为研究对象，提出除了自然生态条件差、人口（劳动力）结构不平衡、国家发展和职能失衡等西部贫困共性原因外，平等性别意识的严重缺失才是西部回族妇女反贫困的最大阻碍。韩振兴、韩建民（2012）认为，回族贫困妇女缺乏新派宗教信念支持和专业化教育、法律意识不强等原因，阻碍了反贫困的顺利进行。

第二，民族地区妇女反贫困的策略研究。

我国学者提出了民族妇女在反贫困中可以传承传统文化、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树立性别平等观念等策略。例如：张晓（2007）对贵州苗族村寨进行研究后指出，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与传承应该成为妇女反贫困的策略之一；吴佺新（2007）对侗族妇女对历史渊源、现状进行研究后指出，妇女组织与政府组织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有利于妇女反贫困。李澜（2006）指出加大农村女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力资源质量是西部民族地区妇女反贫困的关键。

参考文献

［1］赖力，精准扶贫与妇女反贫困：政策实践及其困境--基于贵州省的分析【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

［2］唐娅辉、黄妮，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中的性别盲点与反思--基于政策执行互适模型的分析【J】,湖湘论坛2018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