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书编纂中的“会通”与“断代”

张晶晶

张晶晶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2009级历史文献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河南郑州450001）

中图分类号：K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41-1413（2011）11-0000-01

摘要：司马迁著《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主旨，开会通修史之先河。班固撰《汉书》，专记西汉高祖至汉武帝一朝之事，开断代撰史之先例。“会通”与“断代”作为我国古代史书修纂的两种指导思想，成为史家争论的焦点。

关键词：会通断代刘知几郑樵

“会通”，指中国古代以“通”为主体的史学思想。会聚文献，贯通年代，在内容、体例、书法诸方面别识通裁，以寻求历史变迁的轨迹和发展方向。[1]（P610）“断代”，是指以某一朝代为研究对象的史学思想，取一朝一代之事，采用纪传或编年等方法叙事，以寻求历史变迁的规律。

司马迁著《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主旨，开会通修史之先河。班固撰《汉书》，专记西汉高祖至武帝一朝之事，开断代撰史之先例。“会通”与“断代”作为我国古代史书修纂的两种指导思想，成为后世史家争论的焦点。

一、刘知几“尊班而抑马”

刘知几的“会通”与“断代”思想，主要是通过他对《史记》与《汉书》体裁的比较论述而体现出来的。《史通》是一部史学评论著作，刘知几以《六家》开篇，对初唐以前我国史学史上的众多史著，从编纂形式上进行了分析归类：“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2]（卷一《六家》，P3）这种把同属纪传体的《史记》与《汉书》分立的分类法，体现了作者“会通”与“断代”的史识。

在分析、比较史书编纂体裁优劣及发展演变时，刘知几分别以《史记》和《汉书》为例，对通史纪传与断代纪传的优劣问题进行了评述。他认为“《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其为体之失者也。兼其所载，多聚旧记，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撰录之烦者也。”[2]（《六家》，P16）相反，“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易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2]（《六家》，P19）由此，刘知几认为，正是由于通史纪传“劳而无功”的缺陷，使得《史记》一家“其体久废”[2]（《六家》，P20）。而《汉书》一家也因其断代为史“言皆精练，事甚该密，学者易讨，易为其功”的优势，为后世史家所推崇，历久不衰，成为纪传体史书撰述的主流。虽然刘知几反对以彼所长，而攻此之短，但在品评《史记》家与《汉书》家的长短优劣时，仍体现出了“尊班而抑马”[3]（《总序》，志一（中））的倾向。

二、郑樵崇马而贬班

对于刘知几“尊班而抑马”的思想，郑樵极为不满，并在《通志·总序》中进行辩驳。

首先，郑樵从内容和体例方面充分肯定了司马迁《史记》的“会通”价值。从内容来说，“司马氏世司典籍，工于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3](《总序》，志一(上)）从体例来说，《史记》“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人。”[3]（同上）肯定了《史记》首创通史纪传之功，认为“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3]（同上）

在肯定司马迁的同时，郑樵则极力贬低班固，另一方面，郑樵对班固断代为史的修史方法也提出批评，认为“其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3]（同上），“会通之道，自此失矣。”[3]（《总序》，志一（下））虽然郑樵“迁之于固，如龙之于猪”[3]（《总序》，志一（中））的言辞过于偏激，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他对通史纪传的褒扬和对断代纪传的排斥。

其次，郑樵还指出断代史“前后复出”、“事不接贯”、“是非不公”、“昧学术之源流”[4]（P146）等弊端，主张“天下之理，不可以不会，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史家据一代之史，不能通前代之史，本一书而修，不能会天下之书……修史之法，不可不据仲尼、司马迁会通之法。”[5]（卷三《上宰相书》，P18）其引以为傲的《二十略》就是会通学术的典范之作。

三、“会通”与“断代”相辅相承

虽然刘知几和郑樵对“会通”与“断代”这两种编纂思想持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但他们的著作却体现出二者的相辅相承。

尽管刘知几认为以《史记》为代表的“通史”是一种劳而无功的撰述方式，但是在他的著作中，也体现着“通”的思想。《史通》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对史学理论和方法进行系统总结的专著，“在形式上有近于《淮南子》的‘牢笼无地，博极古今’……在内容和精神上，吸取了扬雄《法言》的传统，以反对诡说异辞；继续了王充《论衡》的观点，以攻击欺惑牴牾；重视了应劭《风俗通》的方法，以化除拘忌。并吸收了应劭辨识人物兼偏长短，陆景品藻贤愚善恶，刘勰评论古今文章等特点。”[6]（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第二册）完全体现了“通”的意识。同样，郑樵要会天下之学术为一书，也离不开对各朝断代史的研究与借鉴。

四、直书——“会通”与“断代”的共同准则

刘知几认为史学的功用在于“记功司过，彰善瘅恶”[2]（《曲笔》，P144），要求史家要以公正的态度，抱着求真和实录的精神来修史。他批评撰史中故意歪曲史实的“曲笔”现象，认为凭主观臆断而修史，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也。”[2]（《曲笔》，P143）鲜明地提出了“直笔”论：“正直者，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2]（《直书》，P140）认为直笔是史家气节的象征，并称颂历史上敢于秉笔直书的史家“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2]（《直书》，P141）的精神。

郑樵认为“史者，国之大典也。”[3](《总序》，志二（上）)他批评“曹魏指吴蜀为寇，北朝指东晋为僭，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3](《总序》，志一（下）)等主观臆断的曲笔行径，更斥责“房元龄董史册，故房彦谦擅美名；虞世南预修书，故虞荔，虞寄，有嘉传。甚者，桀犬吠尧，吠非其主。晋史党晋而不有魏，凡忠于魏者目为叛臣……齐史党齐而不有宋，凡忠于宋者目为逆党”[3](同上)的修史行为是“伤风败义”[3](同上)之举。认为史家应当以《春秋》为准，秉笔直书，“以约文见义”[3](《总序》，志二（上）)，而善恶自明。

为了保证史料的真实性和价值，刘知几和郑樵都非常注重史料的采撰、叙事和语言，表现了史家严谨的治学态度。

总之，史学的功能在于资政，“会通”和“断代”作为史书纪传的两种指导思想，就其体例的优劣，历代史家争议不休，但二者对史家秉笔直书的要求却殊途同归。

参考文献：

[1]蒋大椿、陈启能.史学理论大辞典.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

[2]刘知几撰、浦起龙通释、吕思勉评、李永圻、张耕华导读.史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3]郑樵.通志.北京：中华书局.1987.

[4]傅振伦.刘知几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63.

[5]郑樵.浃漈遗稿.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6]代继华.《史通》研究五十年.[J].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