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与元认知、元情绪及依恋类型相关性综述

卢俊

【摘要】近年来，学者们从元认知、元情绪、依恋类型等角度对抑郁症的成因展开了新的探索，发现抑郁症与个体的消极元认知信念、辨别表情能力及情绪恢复能力弱、不安全依恋类型均有显著相关。

【关键词】抑郁症；元认知；元情绪；依恋类型

【中图分类号】R7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231（2017）15-0002-02

抑郁症是情感障碍（也称心境障碍）的一种常见类型，主要症状是情绪持续低落，其情绪基调是消沉、灰暗的，对以往种种喜爱的事物缺乏兴趣，对未来感到悲观甚至绝望。马辛等2007年对抑郁症情况进行调查发现，北京市居民抑郁症的时点患病率是3.31%，终身患病率高达6.87%[1]。WTO组织称，2020年抑郁症将成为人类第二大疾病。抑郁症的危害性、普遍性、发展性让人不得不引起重视，然而抑郁症的成因至今仍未有定论。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抑郁症的病因探索从未终止，以往研究认为抑郁症与个体的创伤经历、应激性生活事件、父母亲养育方式、归因风格、认知情绪调节、家庭关系、人格特质等诸多因素相关[2-8]。近年来，学者们又从元认知、元情绪、依恋类型等角度对抑郁症的成因展开了新的探索。

1.抑郁症与元认知水平的关系

元认知(metacognition)由元认知知识、元认知体验和元认知监控三部分组成，学习者可以通过元认知来了解、检验、评估和调整自己的认知活动。研究发现，元认知状态与抑郁症的产生有关。Wells等人于1994年构建了反映个体认知功能失调过程的自我调节执行功能模型(S-REF模型)，认为个体在认知加工过程中有三个相互作用的加工水平：①刺激驱动的加工水平；②意识控制加工水平；③自我信念水平。S-REF模型认为抑郁症等情绪障碍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消极的元认知信念不断被自身强化。

2015年，寸铃莉在实验研究中运用功能磁共振技术来检测元认知的神经基础，并探索元认知水平与抑郁症的相关性。实验结果发现在大脑左侧梭状回的灰质体积等方面，被试的抑郁自评量表得分与元认知分数存在显著正相关，为元认知水平与抑郁症的关系以及抑郁症的元认知治疗提供了一定的脑科学依据[9]。

2.抑郁症与元情绪水平的关系

1990年，Salovey和Mayer把“元”的概念引入情绪智力中，提出了“元情绪”概念，并于1988年提出了“元情绪”理论，并编制了至今仍被普遍使用的特质元情绪量表。元情绪是指对自身情绪的管控能力，包括情绪觉察、情绪评价和情绪调节三部分[10]。曹燕翔等2008年在喜悦表情识别的实验中发现，抑郁症患者与正常个体相比，在识别喜悦表情的过程中激活的脑区较少，而在识别悲伤表情的过程中激活的脑区较多。这说明抑郁症患者对负面情绪有更强的共情能力，而对于正面情绪的共情能力较弱[11]。2013年，史战明等首次在抑郁症患者中施测特质性元情绪量表，抑郁症患者的情绪辨别能力和情绪恢复能力均显著低于正常个体，同时女性的情绪恢复能力比男性更弱，佐证了女性抑郁症患者比男性多的现象[12]。

3.抑郁症与依恋类型的关系

JohnBowlby创立的依恋理论假定每个人都有情感依恋的需求，该理论阐述了个体依恋系统的运作规律。Bowlby认为依恋关系是以情感联结为核心的特殊社会关系，尤以孩子与父母的关系最为典型[9]。Sroufe发现依恋关系是每个人学习调节自身情绪的前提。MaryAinsworth等通过“陌生人情境”实验，根据儿童的依恋表现将儿童分为四类：安全型、迷恋型、恐惧型。后期实验证明儿童早期依恋类型具有稳定性，也就是说不安全依恋的儿童，在成年后也会持续表现出回避、抵抗、恐惧、紊乱倾向[13]。

史战明等2013年发现，不安全依恋是个体罹患抑郁症的一个危险要素。在其研究的对象中，不安全依恋对罹患抑郁症的影响作用是安全依恋类型的3.9倍，其中迷恋型为5.6倍，淡漠型为2.3倍，恐惧型的影响作用最大，为安全依恋类型的6.5倍。Henk在前瞻性研究报告中也提出了类似结论，并推断这是由于恐惧型依恋的抑郁症患者经历了更多与依恋相关的创伤，如丧失或被虐待。过度的创伤导致恐惧型依恋者的自信心、自尊心、社交安全感都相对较低，对正常人群的共情和理解能力比较差，焦虑和回避倾向明显，因此与抑郁症和其他精神疾病的联系比其他依恋类型更为密切。

4.总结

这篇论文综述了抑郁症与元认知、元情绪及依恋类型的相关性。主要观点如下：

（1）个体将自身的消极元认知信念不断强化，自我信念水平长期较低，可能发展为抑郁症；

（2）个体元情绪水平与抑郁症呈现显著相关，抑郁症患者识别喜悦表情能力弱，识别悲伤表情能力强，辨别表情能力差，情绪恢复能力差；

（3）个体依恋类型与抑郁症关系密切，不安全依恋者中的抑郁症患病率远多于安全依恋者，其中恐惧型依恋的负面影响最大。

【参考文献】

[1]马辛.北京市抑郁症的患病率调查[J].中华精神科杂志，2007,40(2):100-103.

[2]程文红.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的早期创伤史研究[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7,21(5):326-342.

[3]唐登华.70例青少年抑郁障碍心理社会学影响因素探讨[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3,17(7):468-470.

[4]王高华.抑郁障碍青少年父母养育方式、应对方式、归因风格及其相关性研究[J].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6,15(2):123.

[5]惠珍.青少年抑郁障碍患者病前家庭因素研究[J].临床心理疾病杂志,2008,14(1):35-37.

[6]蔡琳.抑郁性障碍患者的症状表现与认知情绪调节方式的关系[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2,20(2):176-178.

[7]陈美英.青少年抑郁障碍影响因素及其干预探讨[J].重庆医学,2009,38(7):769-770.

[8]刘强.抑郁症患者防御方式与人格特征关系的探讨[J].精神医学杂志,2010,23(3):168-170.

[9]寸铃莉.元认知的神经基础及其在抑郁症中的异常作用模式[D].西南大学,2015.

[10]Mayer.Theexperienceandmetaexperienceofmood[J].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1988,55(1):102-111.

[11]曹燕翔.重性抑郁症患者治疗前后识别动态面部表情的功能核磁共振研究[D].南京医科大学,2008.

[12]史战明.抑郁症患者的元情绪研究[J].继续医学教育，2013,(07):75-77.

[13]BowlbyJ.Vol.1:Attachment.London:HogarthPress(2nded.:NewYork:VikingPenguin,1984)(trad.it.:Attaccamentoeperdita.Vol.1:L'attaccamentoallamadre.Torino:Boringhieri,1976[Ied.],1989[II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