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性转折：加速城市化进程

邓英淘

这些状况说明，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必须从工业主导的高速增长转向以加速城市化进程为轴心，以此带动经济社会的全面现代化。这就是我们今后所面临的历史性转折。

一、现代化的构成

现代化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它无法用人均GDP这一单项指标来进行量度。本节将对现代化的基本内容作一概略描述，并用它来对我国近二十年来的进展状况与差距进行比较。

十项标准

国际上著名的现代化问题专家英克尔斯曾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现代化社会的一般标准：

⑴人均国民收入在3000美元以上(1970年的美元约合1980年价格的6000美元)；

⑵农业部门产值在GNP(或GDP)中所占比重不超过20%～25%；

⑶服务部门产值在GNP中所占比重达到45%以上；

⑷非农就业人员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比重超过70%；

⑸识字的、有文化的人口在总人口中超过80%；

⑹在同龄组青年中，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比重达到30%～35%；

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50%以上；

⑻每800人中有一名医生；

⑼人均寿命在60岁以上；

⑽每三个人中有一份报纸(每日)。

这些指标是根据当时居于世界前列的工业发达国家的情况而制定的，其中人均收入只是衡量国家或社会现代化的一个标准，但却不是唯一的标准。例如当时科威特人均收入名列世界前茅，但由于其他指标没有达到，因而不能进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

在今天看来，其中某些标准虽有些不够“现代化”，但仅用报纸一项来反映就略显单薄了；但考虑到其简洁性、如公共传媒均衡性和公认性，用它作为国际或大区间的长程特征比较，还是大体够用的。

差距何在

根据上述标准，我们可以大致衡量一下我国目前的差距及其变化情况。

⑴人均GDP：1980年我国人均GDP为300美元(1980年的美元)，1999年为1380年美元；相当于相应标准的百分比由5%增至23%，每年提高0.95个百分点。

⑵农业产值占GDP的比例：1980年我国第一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为30.1%(1988年为25.7%)，1999年为17.4%，已超过标准的上限。

⑶服务部门产值所占比重：1980年我国第三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为21.4%，1999年为32.9%；相当于相应标准的比重由47.6%增至73.1%，每年提高1.34个百分点。

⑷非农就业人员比重：1980年我国非农就业人员在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为31.3%，1999年为50.9%；相当于相应标准的比重由44.7%增至72%，每年平均提高1.44个百分点。

⑸识字的、有文化人口的比重：全国青壮年非文盲率由1980年的75%增至1999年的94.5%(国家统计局《新中国五十年(1949—1999)》，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9月)对1980年数字做线性内插而得)；相当于上述标准的比重由93.8增至118，每年提高1.34个百分点(如完全按照上述标准衡量，则青壮年的非文盲率高于全体人口的识字率)。

⑹同龄青年组中受高等教育比率：1977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1.4%，1997年为9.2%；相当于上述标准的比重由4.7%增至30.7%，每年提高1.3个百分点。

⑺城市人口比重：1980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9.4%，1999年为30.9%)；相当于上述标准的比重由38.8%增至61.8%，每年平均提高l.21个百分点。

⑻人均拥有医生的数量：1980年我国每千人拥有医生数为1.17人，1998年为1.60人；相当于上述标准的比重由93.6%增至128%。

⑼人均寿命：1980年我国平均预期寿命为68岁，1998年为71岁；早已超过相应标准的下限。

⑽人均报纸拥有量：1980年我国每百人每日报纸拥有量为3.89份，1998年增至4.32份；相当于上述标准的比重由11.7%增至12.97%，变化甚小，每年平均提高不到0.1个百分点。

由上述比较可知，在十项标准中，我国有四项达到或超过了相应标准，即：⑴农业产值比重(1978年为28.1%，已较为接近该项标准的下限)，⑸识字率，⑻人均拥有医生数(1978年为1.07%)，⑼人均寿命(1978年＞65岁，已超过标准)。

在未达标的6项指标中，除人均GDP这一指标外，其他5项指标，均与我国城市化进展滞后及第三产业发展不足直接关联，而其中三项又与我国第三产业中的文化教育事业的落后紧密相关。

小结

如果我们把人均GDP标准作为其他标准的函数(或结果)来看待；那么很明显，继续通过扩张第二产业来实现现代化是不可能的，只有提高低于标准的那些指标的值，才能使现代化过程的速度加快，质量提高。这就是说，第三产业发展不足与城市化滞后才是制约我国今后现代化过程的短线。而实际上，这两条短线并不是互相独立的，在这两者之间有一种表里关系：城市是第III产业的容器或载体，而第三产业则是容器中的反应物；另一方面，良好的城市生产生活环境。还是第三产业发展的催化剂。也就是说，若没有城市化的相应进展，则产业“化学反应”是无法高效进行的。

因此，在我国未达标的6项因子中，城市人口比重与服务业的产值、就业比重是主导性的制约因子。其中城市人口比重这项因子处于更关键的位置，我们在后文中会看到，第三产业的发展比第二产业更加依赖于城市化的进展。例如，高等教育面的扩大主要取决于高等学校(包括成人高等教育)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又几乎都是在城市或城郊中进行；舍比，无法实现第三产业的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性。

总之，抓住这项主导因子，就抓住了我国今后现代化进程的“牛鼻子”。这就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历史性转折。

二、中国城市化状况

在前文中，我们是与“静态固定标准”相比较的，本节将从动态或过程参照的角度来看等问题，进行更深一层的分析，揭示其中的机理。

收入、产业与城市化

众所周知，反映三大产业产值与就业关系长期推移规律的是配弟一克拉克法则(以下简称配一克定律)。它说的是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产业的增加值和就业人员在第一、二、三产业间的转移，它阐明了收入增长与产业(就业)结构之间相互关系的规律。

一般论来，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的转移，主要是由于需求方面的恩格尔效应决定的；即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趋于下降。而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移，则由类似的广义恩格尔效应所决定；即当大部分工业品变成必需品之后，其支出比例亦将随人均收入的不断增加而下降。

但在配一克定律背后还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即在产业结构高变化的过程中，必须伴有相应的城市化进展。实际上，任何产业都要有自己的空间载体—产业的空间实现方式。没有产业空间载体的变换，就不可能有产业结构的全局高变化。以此来看问题，经济发展是由收入增长、产业结构演化和产业空间载体变换这三个方面统一组成的。而配一克定律只反映了前两个方面的相互关系，至于后两个方面的关系，则由下述条件给出。

必要条件：相对于土地而言，采用大量的非土地投入也能生产(即在城市中产业的投入要素是非土地密集型的，与农业正好相反)。

充分条件一：在生产中存在着规模经济的作用。

充分条件二：在流通中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流通费用。

充分条件二说的是：如果运输成本为零，仅由规模经济的单独作用，不会形成城市方面的大量集中。但是，运费特别是人力的运费是高昂的；这种高额的运费促使商品与劳务的生产者、消费者以及投入的供给者要位于波此邻近的地点——城市，距离近才有可能使生产获得规模经济的收益，而不会使利润消耗在昂贵的运费上。

我们称上述充要条件为埃一查条件(埃德温·米尔斯和查尔斯·贝克尔名字的缩写)。它刻画了产业的要素特征与其空间载体的相互关系，从而说明了第二、三产业的生产和消费何以会出现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区，以及当产业结构向第二、三产业推移时，必须伴有城市化相应进展的根源。

城市化滞后及其因果

根据上述条件，我们可以分析我国产业空间载体变换的呆滞状况，及其如何导致我国产业就业关系失配的。

从1980年至1999年我国人均GDP从300美元(1980年美元，下同)增至1380美元；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滞后程度愈益增大：1980年为11.8%，1990年为27.1%，1995年为33.9%，1999年为36.9%。

也就是说，当我国人均GDP从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下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时，其城镇化过程的滞后程度，不仅没有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而缩小，反而呈不断扩大的态势，平均每年扩大1个多百分点。与此同时，我国第二产业的产值份额持续明显偏高，而第三产业产值份额持续明显偏低。

实际上，这三者的结构扭曲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因为从生产上看，与第二产业相比，第三产业的生产要素具有更强的人力密集特征；从消费上看，服务这种商品不像物质商品那样可以很容易地运到产地之外去消费，而更宜于在产地就地消费（即其运输成本可近似地看为无穷大）。则由上述充分条件可知：第三产业的发展比第二产业更依赖于城市化进程的状况。

由表1和表2可见，与参照系相比，1999年我国第三产业就业份额要低6个百分点；1999年我国从业人员可达70300万人。以此计算，我国第三产业少吸收了4218万就业人员。因此，城市化滞后程度不断加剧是导致我国第三产业长期发展不足和工业过度增长的主要根源。这一方面极大地削弱了我国第三产业在结构推移过程中吸收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从而也就削弱了总购买力；另一方面，工业过度增长又导致了我国工业生产能力利用率明显不足——平均只有65%，及工业品大量积压超贮——超贮库存商品达24000亿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由城市化滞后所导致的第三产业发展不足和工业的过度增长（消耗了大量本可用于加速城市化进程的宝贵资源），也是我国城市出现大量下岗、半下岗人员的重要根源。

或许我国具有内在的城市化不足的特点？不然！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的调查《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调查研究通讯》1998年11月8日)可知，1995年我国农村就业人员进城务工经商人数高达4000万人。如果他(她)们能在城镇定居下来，则这部分“半城市化”就业人口每人还要携带1～2人(如配偶、子女、老人)以此计算；我国城镇人口可比同年实际数35174万人多出1亿人左右(以每个就业人口除自己外，再携带1.5人)，即达到45174万人的水平。如此，同年我国城镇人口的比重将变成37.3%，比实际数29%提高8.3个百分点。再与相当收入水平的参照系相比，滞后程度由原来的33.9%降到15%，

这个分析说明，我国城市化滞后程度不断加剧的根源并不是其需求不足，而是另有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我国城镇人口的户籍管理政策，即限制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和定居。这种偏向又进一步引致投资向加工业偏斜，致使其过度竞争加剧，并排挤了城市建设和第三产业的投资，因此造成了城市化滞后和第三产业发展不足；这又使我们不得不进一步限制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迁移和定居。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的调查可知，我国农村就业人员进城务工经商人数在1985年首次突破1000万人，比上年净增700万人，至1994年达到4100万人，年均增长370万人。如果我们能在1985年之后，制定出相适应的城镇人口管理政策，那么，至1999年，我国城镇人口的比重可达40%以上，可比实际值提高10个百分点。如此，我国经济结构的整体素质和投资效率将会有明显的提高。例如，以每平方米住房建筑成本2000元计，人均使用面积12平方米，则多容纳1亿新增城镇人口的住房总投资不过24000亿元，与我国超贮积压物资的总额大体相当。这一里一外，我们损失了多少收益啊！

三、未来前景

本节将依据某些假定及适当的经验参照系，对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前景与城市化做出前瞻性分析。

在1978—1999年，我国GDP的年均增长率为9.78%，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为8.37%。由于我国目前仍处于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70%左右的人口仍为农村人口，故从需求的角度看，仍有很强的增长潜力。

这样我们可以假设在未来的三十年里，我国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可以达到5%的水平(如果在未来三十年里人口的平均增长率为0.6%，1978—1999年平均为1.29，则GDP的年均增长率将为5.63%)。

这意味着在2030年，我国人均GDP可以达到6300美元(1980年美元)，即在30年里翻二番，达到目前发达国家人均GDP水平的下限(GDP总额可达448234亿人民币——1999年价格)。

在这样一种前提下，如果我们着力于改善国民经济的经结构素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提之一，则由表1最后一列可知，在2030年我国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值份额分别为12%、38%和50%，相应的就业份额分别为16%、7%和47%，城镇化水平达到66%。如此，结构偏差基本消失。

如以现代化的十项标准来衡量，则届时我国至少有8项指标超过标准值；同青年组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率，即使按1977—1997年的发展速度，至2030年也可达到22.1%的水平。也就是说，至2030年我国完全有可能基本上实现全面现代化。

在上述目前仍未达标的三项结构指标中，非农就业人员的比例从1978年的70.5%降至49.8%，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如以此速度计，未来三十年降至30%以下，当无问题；服务业产值从1978年的23.7%增至1999年的32.9%，年均增长0.44个百分点，以此速度计，在未来三十年达到45%以上，大体上也无问题。

但对于城镇化水平这一项，情况颇有不同。在1978—1999年，我国城镇化水平从17.9%增至30.9%，每年平均只提高了0.6个百分点；如以此速度计，至2030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只能达到49.5%的水平，与66%的水平还相差1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今后我国必须加速城市化进程，使其增长速度达到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提速60%以上，才能把以前的欠账补回来。这说明为了在今后三十年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加速城市进程是一项关键性任务。

附录：相关数据的国际比较

(一)一般参照系

下面的表1描述了当人均收入从300美元(1980年美元，下同)增长到6000美元以上时的经济结构的变化。表中的数字来源于川的表3。在原表中，人均GDP是以1964年美元标价的，在表1中则是以1980年美元标价的，从1964年美元换算成1980年美元的系数是根据有关参数调整而定。

(二)近二十年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

世界银行在20世纪80年代初估计我国198。年人均GDP为300美元(当年价格)，由《1998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199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可知，1980年我国人均GDP指数为113(以1978年不变价计算)，1990年为237，1995年为394，1998年为490。换算成1980年美元则是：1990年我国人均GDP为629美元，1995年为1046美元，1998年为1300美元。下面我们给出相应时点上我国经济结构的数据。

以人均GDP(1980年美元价格)确定比较基准，我国1980年的情况对应于表1中的300美元，1990年对应于附表1中的620美元，1995年对应于表1中的990美元，1999年的情况对应于表1中的1400美元。这样，我们便选出了我国四个时点上的经济结构状况，与国际一般参照系的相应经济结构进行比较(表2中括号内的数字是相应国际参照系的结构值)。

在进行比较之前，还需作出以下几点说明：⑴在表1中的初级产业包括了矿业和采掘业，而我国的第一产业不含这一部分；但这部分所占比例不大，如作调整，只需将我国第一产业的生产与就业份额分别上调3～2个百分点，相应地从我国第二产业的生产和就业份额减去3～2个百分点。⑵在表1中，公用事业(供电、煤气、自来水、运输、通讯和仓储等行业)与服务业合并后，与我国的第三产业的统计口径是一致。

(三)结构比较

将表1和表2互相对照(可直接观察表2中括号内外的数字，括号内是国际同等收入水平的结构数值)，可得到如下结论：

(1)我国第II产业(或工业)的产值份额持续明显偏高(1980年偏高近34个百分点，1990年偏高22个百分点)，其份额不仅远高于同等收入国家的水平，而且比工业发达国家(表1中人均GDP6000美元)的水平高出约10个百分点。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日、德、英、法五个工业发达国家的工业部门，所占生产份额达到峰值时的算术平均值为44.06%。我国1980年和1998年的相应比例为44.2%和42.2%(已在我国第二产业去掉了建筑业的份额)。由此可见我国工业生产份额偏高的水平。

(2)我国第三产业的生产份额持续明显偏低；与参照系相比，1980年低18.5个百分点，1999年低16.7个百分点。

(3)我国城市化比重（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偏低的程度持续扩大。与参照系相比，1980年低2.6个百分点，滞后程度为11.8%(＝2.6/22)；1990年低9.8个百分点，滞后程度为27.1%；1995年低14.9个百分点，滞后程度为33.9%；1999年低18.1个百分点，滞后程度为36.9%。

(4)由表2可见，除了人均300美元这一水平外，参照系的城镇人口比例与非农劳动力比例之比均在80%以上；而我国同口径指标之值均在66%以下。即我国有很大一部分非农人口并未进入城镇。

(5)由表2可见，我国第二产业的产值就业份额之差一直在25个百分点之上，而参照系的相应份额之差保持在5个百分点之下，这说明我国第二产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很弱。

(6)由表2可见，从300美元～629美元，人均GDP翻了一番，参照系的城市化比重增长了65%，而我国只增长了36，只及前者的一半稍多；从629美元～1380美元，人均GDP又翻了一番，参照系的城市化比重增长了35，而我国只增长了17%，增速只及前者的一半还不到。这说明在GDP发生同样变化的区段，我国城镇化水平提高过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