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素受体状态对局部晚期乳腺癌新辅助化疗后病理完全缓解的影响

王丽

摘要：目的 探讨我院2013-2018年局部晚期乳腺癌患者新辅助化疗的疗效以及激素受体状态对PCR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我院146例接受新辅助化疗的局部晚期乳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评价疗效；结果 新辅助化疗后达到病理完全缓解患者51例，单因素分析显示ER、PR状态与PCR相关，为独立影响因素。

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其发病率再全球呈逐年上升趋势。在我国，乳腺癌已位居女性常见癌症的首位^［1］，严重威胁女性的生命健康与安全。尽管人们对于乳腺癌的警惕性逐步提高，现代影像学检查手段不断改进，我国两癌筛查覆盖率逐年扩大，但仍有部分患者就诊时即为局部晚期乳腺癌。局部晚期乳腺癌主要指原发病灶较大（一般指直接大于5cm）或伴有皮肤/胸壁固定的情况，多伴有区域淋巴结转移，但是尚无远处转移的证据。也正因为如此，局部晚期乳腺癌直接手术切除难度较大，是乳腺癌治疗中的一大难点，且20%至50%的局部晚期乳腺癌患者会发生复发转移^［2-3］，因此对于局部晚期乳腺癌大多采取新辅助化疗（neoadjuvant chemotherapy，NCT），又称术前化疗，即在非转移性肿瘤进行局部治疗前所采用的全身性细胞毒性药物治疗。多项研究表明NCT后病理完全缓解（pathologic complete response，pCR）患者的无病生存时间（disease-free survival，DFS）和总生存时间（overall survival，OS）更长，pCR与乳腺癌患者的远期生存呈正相关。本文旨在分析我院行新辅助化疗后达到PCR的局部晚期乳腺癌患者的比例以及相关影响因素。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择2013年1月至2018年11月我院乳腺外科收治的接受过新辅助化疗的局部晚期乳腺癌患者。入组标准：18岁以上，单侧病变且乳房有临床可评价的原发病灶，随访资料齐全；临床分期为ⅡB~ⅢC（包括未发现远处转移的炎性乳腺癌）的初次就诊患者；新辅助化疗前未接受其他任何治疗；至少完成4周期的蒽环类和（或）紫杉醇为主的新辅助化疗，且化疗后均接受了局部的手术治疗。本研究纳入符合条件的患者共146例，中位年龄50岁。

1.2方法

对临床腋窝淋巴结阴性患者进行前哨淋巴结活检，若未见癌转移且新辅助治疗期间未出现进展则免除腋窝淋巴结清扫，对前哨淋巴结活检阳性患者予以前哨淋巴结清扫。若淋巴结穿刺阳性则NCT后行腋窝淋巴结清扫，若穿刺阴性则按前哨淋巴结活检流程进行。化疗方案均首选蒽环类和（或）紫杉醇为主的新辅助化疗，且至少完成4周期。每2个化疗周期进行MRI评价治疗效果，若临床评定为疾病进展（PD）或4个化疗周期后评定为疾病稳定（SD）则更换化疗方案。完成4-8周期化疗后根据具体情况制定手术方案。根据术后病理结果及疗效评价指定后续治疗方案（根据NCCN指南给予相应放疗、内分泌治疗、靶向治疗等辅助治疗）。

1.3观察指标

观察并记录患者临床疗效及病理疗效。对于临床疗效评价，本研究统一采用核磁测量法，依据RECIST1.1标准进行评价，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疾病稳定（SD）、疾病进展（PD）；病理疗效评价采用Miller-Payne病理评价系统，PCR定义为乳腺及腋窝均未见浸润性癌细胞，其余为非PCR。

1.4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应用spss18.0统计软件处理，计算资料采用百分比表示，ER/PR的表达水平与临床病理特征及PCR的关系采用Pearson卡方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本研究结果显示ER+组乳腺癌患者的PCR率为25.8%，ER-组为53.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组别	pCR（例）	非pCR（例）	X2	P
ER+	25	72	10.665	0.001
ER-	26	23

PR+组乳腺癌患者的pCR率为22.7%，PR-组为53.4%，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2。

组别	pCR（例）	非pCR（例）	X2	P
PR+	20	68	14.516	＜0.001
PR-	31	27

3讨论

局部晚期乳腺癌是晚期乳腺癌的一种，该类患者乳房肿块体积及腋下淋巴结相对较大，极易与周围组织发生粘连，手术难度及创伤较大。新辅助化疗（NCT）作为全身治疗的一部分，目前越来越多的被应用于临床，尤其对于局部晚期乳腺癌患者，已成为标准治疗方案。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NCT可降期降级，使原来不可手术的乳腺癌患者转为可手术，提高保乳率，并且可以通过NCT后手术病理缓解程度评估患者预后情况。

乳腺癌是激素依赖型肿瘤，乳腺肿瘤组织中激素受体的病理检测阳性率高达50％～60％，这也是其区别于其他肿瘤的特点之一^[4]。各种激素中，ER与乳腺癌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且ER、PR参与调控了乳腺细胞和肿瘤细胞的增殖、分化、生长^[5] 。

多项回顾性研究表明，在接受NCT的乳腺癌患者中，ER阴性乳腺癌患者化疗后达到pCR的比例明显高于ER阳性的患者（23％～42％vs. 8％～ 12％）^[6-8]。这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综上所述，ER和或PR表达情况与局部晚期乳腺癌患者NCT后的PCR率相关，但因本研究的样本量较少，导致试验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期待更多大样本的研究以指导局部晚期乳腺癌的治疗。

1. Fan L，Strasser-Weippl K，Li JJ，et al.Breast cancer in China ［J］.Lancet Oncol，2014，15（7）:e279-e289.

2. Klein J，Tran W，Watkins E et al.Locally advanced breast cancer treated with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and adjuvant radiotherapy： A retrospective cohort analysis［J］.BMC Cancer，2019，19（1）: 306.

3. 黄仁峰，雷睿文，欧林洋.局部晚期乳腺癌的新辅助化疗联 合手术治疗的疗效观察［J］.当代医学，2017，23 （33）:109- 110.

4. ZHOU X，WANG S，WANG Z，et al. Estrogen regulates Hippo signaling via GPER in breast cancer[J]. J Clin Invest，2015，125（5）：2123-2135.

5. ALBANITO L，LAPPANO R，MADEO A，et al. G-protein-coupled receptor 30 and estrogen receptor-alpha are involved in the proliferative effects induced by atrazine in ovarian cancer cells[J]. Environ Health Perspect，2008， 116（12）：1648-1655.

6. KLEIN J，TRAN W，WATKINS E，et al. Locally advanced breast cancer treated with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and adjuvant radiotherapy：a retrospective cohort analysis[J]. BMC Cancer，2019. DOI：10.1186/s12885-019- 5499-2.

7. GIANNI L，BASELGA J，EIERMANN W，et al. Feasibility and tolerability of sequential doxorubicin/paclitaxel followed by cyclophosphamide，methotrexate，and fluorouracil and its effects on tumor response as preoperative therapy[J]. Clin Cancer Res，2005，11（24 Pt 1）：8715-8721.

8. 杨虹. ER、PR、HER-2、Ki-67 与乳腺癌新辅助化疗疗效 相关性分析[J].中国现代医学杂志，2016，24（26）：54-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