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胎政策下育龄夫妇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以江苏省四市为例

生文 刘羽希

摘要：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加重，二胎政策的有效实施是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合理调节人口结构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求。我们以江苏省四市（南京、苏州、宿迁、连云港）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发现城镇户口、受教育程度较高，个人月收入较高且年龄小于40岁的夫妇生育二孩意愿更强，并且GDP增加，出生率普遍随之增长，但在GDP增长到一定程度时，出生率的趋势发生转折，此时，GDP上涨，出生率反而下跌，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

关键词：二胎政策；生育意愿；影响因素；对策建议

一、研究背景

我国人口问题一直是国家重点关注的对象。1971年，我国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1982年，计划生育政策被确立为我国基本国策，实施有30多年，有效地缓解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但随着政策红利的减弱，人口问题又有了新的情况，如人口老龄化[1]问题、男女比例失调、独生子女问题等。

针对于人口问题新情况，2013年我国通过并开始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即夫妻双方有一方是独生子女，可以生二胎。但这项政策并未获得广泛的支持，2018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10.98%，是1949年以来的最低值[1]，老龄化程度仍在加剧。为顺应发展需求，于2015年，我国进一步推出放开“全面二孩”政策，代表着实施了四十五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正式退出舞台。

《我国单独二胎政策下居民生育意愿调查》得出了“从地域上来看，北方居民二胎意愿普遍高于南方居民的观点，且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反而生育意愿并不高的结论”[2]。《单独二胎下陕西省部分家庭生育意愿调查》和《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下河北省居民生育意愿调查》，前者从父母是否为独生子女展开调查，“在未达适婚年纪和已达到适婚年纪的独生和非独生子女父母，普遍都对二胎生育持积极态度，因为他们都有着自身的原因而没有经济压力，反观一些已育有一儿（女），他们对于放开二胎的看法却不那么乐观”[3]。后者得出的结论较为乐观，“将近半数的父母愿意生育二胎，且其中超过半数的为已育有一个子女的，最后大多数父母对于子女的预期数量为两个”[4]，说明进一步推动三胎甚至四胎的开放还需要时间，操之过急反而会适得其反。为探究职业对于二胎政策的影响，《二胎政策下医务人员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将关注点对准工作压力大工作繁忙的医务人员，“研究表明超过半数以上的医务人员都不会考虑二胎，因为会增加家庭负担，同时也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来承担子女的成长，特别是对于已育有一子女的和大龄的医务人员”[5]。一些研究大多只是侧重于一方面，缺乏一个全面系统的调查，因此我们针对所有已有的变量要素和一些可能存在的影响要素，做一个全面的调查，研究江苏省四市的生育意愿。

二、因素假定

（一）育龄妇女的职业发展状况

由于生育，职场育龄妇女不得不停止工作或者调整工作岗位。同时不稳定因素引起了就业市场隐形的性别歧视现状。

2. 儿童照料条件

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需要陪护。父母工作繁忙，但我国公立机构很少设立托儿所，私立托儿所也存在各种隐患。

2. 生育观念

生育观念的变化也是潜在影响因素。传统观念“多子多福”在年轻一代逐渐淡薄。

（五）养育孩子所产生的的经济成本

养育孩子的过程中，父母需要考虑生活成本，教育成本以及医疗成本。家庭的孩子越多，意味着所要投入的经济成本越大。

（五）所在地发展水平

所在地的消费水平高低，房价的高低等影响着父母是否生育二胎。

（六）家庭背景

年龄和文化程度越高的父母，越不愿意生二胎。

三、问卷调查

（一）资料

从苏州、南京、连云港、宿迁中分层随机抽样抽取了8个区县，每个区县抽取2个街道，每个街道抽取2个居委会，根据纳入排除标准，在每个居委会抽取30例作为调查对象，共纳入研究对象960例。纳入标准：（１）对本研究知情同意，自愿参与本研究者； （２） 年龄18～50岁；（３）身体健康，具有生育能力。排除标准：因身体原因不适宜生育的女性。

（二）研究方法

采用针对本研究目的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收集所有调查对象的相关资料，问卷内容包含有性别、年龄、所在城市、受教育程度、个人月收入、职业、户口类型、是否是独生子女、是否已有孩子、家中有几口人共住、单独二胎政策对生育计划的影响程度、开放全面二孩政策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以及对个人的影响、生育二孩的意愿及原因、希望政府实行的配套举措。在问卷的设计过程中，考虑到受访人群的年龄、受教育程度的不同，将问卷设计做到了通俗易懂。在应答者刚一入眼时，就有一目了然的感觉，使应答者愿意进行回答。语言精练，语气诚恳、问题在应答者的知识范围内，不带有暗示性。同时，须对调查员进行统一培训，并且向受访者提出保证：一定不会将其个人信息泄露出去。

（三）观察指标

统计调查问卷的回收情况。分析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并对比不同特征调查对象的生育意愿的差异。分析调查对象愿意或者不愿意生育二孩的原因。

（四）统计学方法

采用问卷星进行统计，依据得到的数据制作图表，对不同图表依次分析，深入探究影响人们生育二胎的意愿的影响因素。

四、调查结果

（一）调查问卷的回收和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分析

本研究共发放调查问卷960份，回收有效问卷900份，回收率为93.75%。调查对象的主要年龄段集中在25~45岁，36.67%为农村户口，63.33%为城镇户口，13.33%为初中及以下学历，13.33%为高中学历，20%为大专学历，40%为本科学历，13.33%为硕士及以上学历，60%已育有一个孩子，40%还未有孩子。

（二）调查对象二孩生育意愿分析

33.33%的调查对象表示有生育二孩的意愿，66.67%的调查对象无生育二孩的意愿。 年龄≤40岁、城镇户口、受教育程度较高、个人月收入较高的调查对象生育二孩意愿更强烈。

（三）愿意/不愿意生育二孩的原因分析

73.33%调查对象愿意生育二孩的原因为“独生子女太过孤单”，30%的原因为“养儿防老，为自己以后更有保障”；66.67%不愿意生育二孩的调查对象原因为“经济压力大，抚养成本高”，43.33%的原因为“工作繁忙，没有时间照顾孩子”。

五、GDP与生育意愿的影响

由于经济水平对于生育意愿的影响最为明显，对此单独进行研究。采用的数据为江苏四市（南京、苏州、连云港、宿迁）的年度GDP数值，GDP为一个地区的生产总值，能充分反映一个地区的经济实力与市场规模，衡量一个地区的经济水平，而反映生育意愿选用该四市的总出生率，相比人口自然增长率这种包含死亡率这一干扰因素的数据，出生率更能直接地反映出当时地区人们的生育意愿。

本文研究的时间跨度从2011-2019年，数据来源是江苏四市《2020年统计年鉴》。

由折线图趋势反映，随着该市GDP的增长，出生率普遍随之增长，但在GDP增长到一定程度时，出生率的趋势发生转折，此时，GDP上涨，出生率反而下跌，四市的GDP虽然存在差距，但是整体折现的形状与趋势有相似之处。且近两年内出生率差距在逐渐缩小。

通过搜集数据，画出折线图对比得：GDP与出生率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GDP上涨则出生率也随之上涨，而GDP上涨到一定程度后，GDP的上涨伴随着出生率的下跌。横向比较，GDP较低的城市，出生率反而略高，所以折线图中向上的趋势在达到某个点后的转折是合理的。江苏省四市，在GDP上差距较大，形状却趋同，说明一个市的出生率不仅受本市的GDP影响，也受整个国家GDP与生育理念的影响，在近两年出现邻近城市出生率趋同的现象。得出结论：生育意愿与一个市的经济水平有关，在经济水平提高的情况下，有助于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但是持续增长的经济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人们的生育意愿，并且，邻近城市的人们的生育意愿相互影响的程度随时间在持续增强，整片地区的人的生育理念会逐渐趋近。

六、讨论

放开的二胎政策并没有辅以积极的生育意愿，全面二胎政策发布后，出生率只是短暂出现回升，2016-2019年，我国每年的人口出生率都呈现了下降趋势。民政部部长李纪恒在《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中指出“受多重因素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我国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对江苏四市的育龄夫妇的调查显示，36%的夫妇有生育二胎的意愿和打算，而过半数则生育意愿偏低，分析调查问卷，罗列影响生育意愿的原因。其中“愿意生二孩”的原因占73.33%的是“独生子女太过孤单”，跳脱出传统“养儿防老、多子多福”为主的思想，以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为本，人们更加关注对孩子心理和生理健康的培养，因此，提高二孩生育意愿的关键可以以“培养同胞之情，有助共同健康成长”这一理念进行宣传。同时，“维系夫妻感情”的比例只有16.67%，可见现代夫妇相处不再是简简单单的家庭维系和婚姻保证，夫妻双方彼此独立，“离婚冷静期”的颁布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微乎其微。

愿意/不愿意生育二孩的原因（可多选）

项目		例数	比例
愿意生二孩 （n=300）	养儿防老	90	30%
	父母（家族长辈的期望）	70	23.33%
	维系夫妻感情	50	16.67%
	独生子女太过孤单	220	73.33%
	多子多福	90	30%
不愿意生二孩 （n=600）	经济压力大，抚养成本高	400	66.67%
	身体健康问题	140	23.33%
	一个孩子可以的都更多关爱，进行更好的培养	200	33.33%
	工作繁忙，无时间照顾孩子	260	43.33%
	养育孩子减少闲暇时间，降低生活品质	220	36.67%
	社会支持不足	100	16.67%

“不愿生二孩”的原因中“经济压力大”“工作繁忙”占了较大比例。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参加社会劳动，因为生育养育造成的女性生产力的下降，在职场以及其他个人发展上的阻碍也越来越明显。近几年产生了“母性惩罚”这个词，由于承担了大部分的育儿工作，女性被委以重任概率是远低于男性的，而社会对女性所支付的生育成本，以及由于养育所造成的社会生产力的下降所支付的成本无法进行补贴。然而，职场上的“性别歧视”并未得到明显的改善，不断增长的抚养成本和日渐残酷的企业文化，使得育龄夫妇有心无力。生育意愿低的原因归根结底是经济因素。

美国一项调查显示，一对夫妇在家里承受的压力比在职场大，尤其是女性。现在流行的“丧偶式教育”，职业女性从残酷激烈的职场，返回家中，仍然需陪孩子写作业，做家务，男性角色由于职业繁忙，频繁应酬或者根深蒂固的“男性角色”，不参与孩子的教育和培养。现在很多公司颁布“陪产假”，也是从一方面支持丈夫参与家庭的活动，为妻子分担家庭压力，更好的培养孩子。在当下的发达国家，男性的育儿参与率是非常高的，渐渐成为主流，北上广的男性育儿参与度也是很高的。

真正提高生育意愿，单单的全面二胎政策是远远不够的，无论是家庭、社会、政府都需要做出牺牲。在家庭里，夫妇共同承担压力，抚养孩子，社会给予理解和支持，政府完善社会基础建设，加强宣传力度，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和努力。

七、对策

第一，探索放开二胎生育的限制，增加育龄妇女的人数。在各社区医院及地方医院开展优生优育项目，进一步提高优生优育全程服务，增加优生优育服务覆盖率，引导群众优生优育观念。对于生育有困难的不孕不育夫妇，提供有效的辅助生殖技术服务项目。同时，应该改善医疗资源结构，合理分配医院床位，增加医疗资源以应对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所导致的妇幼保健医疗服务需求增大

第二，建立并完善现有的生育保险制度，保证津贴具有动态变化的特点。对于响应二胎政策的家庭应给予一定的生育补贴，在税收制度上给予便利，将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一些必要的养育支出列入家庭免税金额，以此来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减轻并消除有二胎生育意愿的父母对经济问题的担忧。

第三，完善生育保证政策，减轻女性生育负担，平衡女性家庭和工作关系。各地区各单位应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最低98天的最低产假要求，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应适当调整产假，产假不应过长，否则会加剧女性在职场中被歧视的现象。[6]可制定女性在产后休养阶段在家线上办公的规定，既保障了女性的劳动权益，也保证了女性的休息需要。同时，应该着力制定完善父亲生育休假制度，使父母双方都尽到抚养孩子的义务，也是使女性休假具有灵活性的重要保证。

最后，应建立健全公共托幼服务。根据国家卫计委2016年11月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近八成婴幼儿由祖辈参与日间看护。[7]但是随着如今的人口老龄化加剧，以及初婚初孕年龄的增加，对于二孩的照顾，家中长辈明显力不从心。因此为了解决这一现象，最好的办法便是加大婴幼儿托管机构建设的公共投入，同时不仅局限于政府参与建设，鼓励社会和民营机构参与其中，并制定统一且严格的行业监管标准。同时凭借社区资源建立可以提供临时看护和早期教育指导的公益机构，鼓励一些有条件的事业单位和企业建立托儿所或者设立育儿机构，同时可以对这些设立托儿机构的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法国政府对于投资兴建托儿机构的企业予以成本税前列支的优惠政策。”[8]

作者简介：

生文（1999- ），女，汉族，江苏扬州人，南京审计大学金融学院本科在读，金融学方向。

基金项目：

本文系南京审计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20SX05012Q。

参考文献

[1]李改娟，女大学生经前期综合征调结果分析[J]，中国妇幼保健院，2010，25（1）：68-69

[2]杨柠聪，全面二孩背景下人口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研究综述[J]，重庆社会科学，2020（1）：94-105

[3]张妍、王瑞芳、袁晓荣、陈雯.我国单独二胎政策下居民生育意愿调查[J].统计与管理，2015-6-20

[4]任旭、郭芳、韩蓓.“单独二胎”下陕西省部分家庭生育意愿及影响因素调查[J].中国医学社会杂志,2016-10-10

[5]薄海美、丁俊杰、张婧熙、王一超.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下河北省居民生育意愿调查[D].华北理工大学,2018-9-15

[6]杨雪燕，井文，等.2006-2016年西北五省区育龄妇女生育水平和新时期生育意愿研究[J].人口学刊，2021.1（43）

[7]王红，聂晶，尚佳，等.全面二孩政策下四川省生育状况及意愿现状调查[J].中国妇幼健康研究，2018（12）：1534-1539.

[8]杨昕.低生育水平国家或地区鼓励生育的社会政策及对我国的启示[J].西北人口，2016，37（1）：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