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研究与民族研究的初步尝试》研读

郑海琪

摘 要：杨清媚重读费孝通先生《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从社区研究和民族研究的角度以《花篮瑶社会组织》一文贯穿起了费孝通先生一生研究文化与民族的思想变迁历程。

关键词：花篮瑶社会组织；社会人类学

一、作者简介

杨清媚，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指导老师为王铭铭先生，应王铭铭先生编纂《20世纪前期的中国叙述——民族、文明与新世界》一书的邀请撰写了费孝通先生《花篮瑶社会组织》的书评，收编于该书第三编中。

二、全文简介

王铭铭先生编纂的《20世纪前期的中国叙述——民族、文明与新世界》本着聚焦于中国社会科学萌芽阶段的关键概念，及多元的学术取径。该书收录了大量青年学者和在读博士、硕士研究生的作品，这些青年学者就从晚清西学传入，到20世纪50年代之间这段历史时期的经典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论著进行述评和解读，尽量在当时的学术思想环境汇总体会和梳理学者设定论题与站爱论述的思路，希冀做成一部到导读性的导读之作，通过述评文章展现人类学、民族学之思想与19世纪末的思想趋势如何分野的具体历程。

杨清媚选取费孝通先生《花篮瑶社会组织》论著进行述评与解读，作为费孝通先生第一部民族志作品，同时也是吴文藻先生心目中“社区研究”的典范。《花篮瑶社会组织》从亲属制度开始论述了宗族、村落、族团的组织方式，并且从费孝通先生早期和晚期围绕这一学术成果不同表述，可以理解费老从开始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设想，在他整个中国转型设计中仍是存在帝国心态，也是指中原与边地、汉人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组合起来的“一点四方”的空间区位，在这种心态下，即便他在20世纪50年级及80年代的民族研究中批评“分族写志”，也不难发现他在处理中国现代化进程问题上，区分了汉人社会和少数民族社会。到了费老晚期论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时，对花篮瑶的研究重新定位成民族研究，不局限于社区研究。

杨清媚的述评主要分成四个部分：花篮瑶社会的“内”与“外”、社区研究：如何研究文化与民族、从社区到走廊：文明进程中的民族关系史、结语，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费老在《花篮瑶社会组织》的叙述主线是从家到姻亲和宗族，然后到村落再到族团之间的相互关系，有一个根据社会组织从大到小的顺序。

在这个主线上，费老对家庭的叙述以“己”有关的三对关系展开：父母、夫妻和姻亲，父母与“己”为纵向的继嗣关系，后两者与“己”为横向的联姻关系。花篮瑶的继嗣制度采取的是双系均可，以父系为主，以母系为后起的补充，通常情况下，会尽量保持一队夫妻所代表的父系和母系各自香火延续，同时对这样的方式采取了严格限制，只要有人丁继承，无论男女，借此来维持一户一对夫妻的规模，例如在某户人家有两个男孩，那么其中一个便要“嫁”出，余下一个男孩继承宗祧，此外，若某户人家只有一个女孩，那么通过招女婿维持一户一对夫妻的稳定。横向的联姻关系中，花篮瑶社会对通婚范围也有严格规定，这些种种制度都是为了保证家户在绵延的过程中，规模维持不变，这样宗族和社区的规模便很难扩大，除非有外部移民加入。

花篮瑶这样一种自我限制的社会形态，与汉族社会的宗族追求人丁兴旺相去甚远，费老在解释花篮瑶社会自我限制的现象时提到了自然资源和土地制度，他认为花篮瑶占有的自然资源十分有限，如果不限制人口，家庭规模扩大会导致财产缩小，家户之间争斗在所难免。杨清媚在这里引述了费老在后来撰写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对于花篮瑶自我限制的社会形态更明确的解释：处在更强的汉族势力包围中的瑶人，即便增加了人口也很难与汉人竞争，在保有水田的基础上，通过发展灌溉等合作生产，花篮瑶得以形成像汉人那样固定的农耕村落……建立了花篮瑶等山主对无地的山子族团的控制，客观上造成了他们的流动不居。

费老停留在家庭和村落宗族的讨论上，有很浓重的功能主义的文化论意味，他所理解的功能学派的“文化整体”是“文化各部分间及部分与整体间，结构的功能关系。这种关系时抽象的、普遍性的、没有时间性的，所以可以得到一般的原则。”^①功能主义在费老接下来对于社区外部族团之间关系的讨论中略显掣肘，值得注意的是，族团的关系讨论其实也师承史禄国先生的“ethnos unit”,中文译作“族团”，是指相同的言语和文化，自认为出于一源，具有团体意识，并且在相当例外之下实行内婚，史教授提到族团的文化、语言、团体意识以及内婚范围是不断流动的，他用两种动向来解释这种变迁：一是向心动向，二是离心动向，促成动向的是来自族团外部的力量。因族团内关系不易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固定的族团单位很少成立，我们所能观察的只是在族团关系网中，组团单位分合的历程，这样的历程史被史教授称为“ethnos”。费老在讨论社区外部族团之间的关系时还结合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派克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去讨论花篮瑶社会组织的抽象社会历程，即使费老使用了花篮瑶社会组织有关的历史史料，比如瑶人动乱始末、瑶人的石牌头人和石牌会议等等资料记载。

撰写于费老早期研究的《花篮瑶社会组织》中侧面看出当时费老讨论乡村工业问题的焦点，在讨论花篮瑶外部族团关系中，他试图寻找帝国政教的痕迹，在进入调查前罗列好调查计划：“特种民族社会组织在及其他文化特性之研究，则拟首重行政组织，即省县政府治苗实况，与土司对苗之统治情形……”，费老对帝国历史的密切关注反映了瑶山当时在他的研究视野中是处在帝国边隅，在他初期研究中，讨论关于乡村工业问题曾提到在帝国历史中发现的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冲突背后反映的是少数民族客观上和心态上帝国历史在中国转型中的“不合时宜”，少数民族地区首先要乡土化来终结帝国历史在边疆的延续。

在第二部分的社区研究中，杨清媚结合了吴文藻先生关于《花篮瑶社会组织》的评价阐述如何研究文化与民族的问题。正如上文提及“社区研究”基本概念和理论最初来自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派克，在20世纪三十年代曾到燕京大学讲学，开设了“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在吴文藻的指导下，当时一批燕大学子对派克的社会学学说进行了翻译，受到派克社会学学说的影响，费老对“社会”有两种基本观点：一种认为社会即人类群体的实体，包括一切群体规范和文化这些认为的、服务于人的手段，如斯宾塞之“群学”；另一种认为“社会”是高于个人之上的实体，如涂尔干。费老在开始云南三村的研究之前所采用的都是第一种对“社会”的看法。

吴文藻先生《花篮瑶社会组织》所做的“导言”中提及：社会是描述集合生活的抽象概念，是一切复杂的社会关系全部体系之总称；而社区乃是一地人民实际生活的具体表词，有实质的基础，自然容易加以观察和叙述。吴文藻先生师从美国历史批评学派大师博厄斯，因此在提及社区研究时，他认为文化是社区研究的核心，文化最简单的定义可说是某一社区内居民所形成的生活方式；所谓生活方式系指居民在其生活各方面活动的结果形成的一定结构，文化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应付环境——物质的、概念的、社会的和精神的环境——的总成绩。换言之，“文化”是一个民族适应期环境的特殊产物，每个民族文化都有其特点，而“社会”是人类社会普遍具有的社会关系的抽象。费老基于吴文藻先生对于“文化”和“社区”概念理解的影响，在他看待整个瑶山时，瑶山是山主和过山瑶的组合的一个集合，“瑶”不是一个有群体仪式的人群共同体，也不是一个社会。这个时候他对于这种“社会”的理解与他讨论的马林诺夫斯基功能主义中强调整合的整体的“文化”有了很大出入。

杨清媚并不局限于解读费老研究花篮瑶社会组织的详细过程，她更倾向于梳理贯穿于花篮瑶研究过程中之费老的理论思想变迁，正由于他受到社会学学者派克、人类学学者吴文藻先生以及英国马林诺夫斯基功能主义的理论概念的影响，在他初期探索以及晚年提出从社区到走廊，将宏观的民族研究方法和微型的社会人类学方法结合的意图，能从费老不断明确解释花篮瑶社会组织研究这个问题上获得当下中国文化背景下研究社会的启发。基于此，在第三部分，杨清媚提及了费老提出的“民族社会学调查”、云南三村的微型研究、晚年费老反思曾经潘光旦研究畲族传说信仰工作经验以及费老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

杨清媚从费老早年和晚年的思想变迁为切入点解读花篮瑶社会组织，结合围绕花篮瑶民族志研究，向读者展开论述了社区研究与民族研究的如何交织进行，在当下中国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田野调查中，以某一社区为田野点如何进行一个文化变迁的研究，思考不仅是呈现历史过程，更重要的是研究民族分分合合的内在规律，从社区当中微型具体实况观察各族团间关系是在丰富我们对中华民族形成和变化过程的理解，在费老讨论汉人、花篮瑶、坳瑶、茶山瑶、滴水花篮瑶、板瑶和山子瑶也是在力图描述一个文化变迁的过程，在他后续补充中继续思考了史禄国教授“ethnos”提示的人群分分合合的内在规律，并且在自己的《中华民族多远一体格局》一书中再解读了这个“ethnos”：“ethnos”是一个形成民族的过程，也可以说正式我想从‘多元一体’的动态中去认识中国大地上几千年来，一代代人们聚合和分散形成各个民族的历史。”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著.费孝通文集 第1卷 1924-1937[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76.

2. 王铭铭主编.民族、文明与新世界 20世纪前期的中国叙述[M].世界图书北京出版公司.2010.324-343.

3. 王欣,王焕午.乡村都市化背景下傣族村社制度的再生产与社区治理——以云南西双版纳州曼村为例[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8(2):82-93.

作者简介：郑海琪（1998.5～），女，汉族，广西玉林人，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2018级硕士研究生学历，研究方向：艺术人类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①费孝通：《人类学几大派别——功能学派之地位》，第一卷，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