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病史视阈下的西方“丧尸文化”解读与批判

于航

摘要：“丧尸文化”是一种小众文化，活跃于一些影视、漫画和电子游戏作品中。其特点包括“死而复生”、传染性、攻击性以及末世感等。疫病史视角为解读这种特殊文化现象提供了独特的方法，人类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一些疫病为“丧尸”形象的塑造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现当代，人们对一些流行性疾病的进化，以及人类技术与社会的快速发展模式产生了忧虑，也是导致“丧尸文化”流行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疫病史；流行病；“丧尸文化”

西方“丧尸文化”是20世纪兴起的一种流行文化，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丧尸文化”在大众文化领域已具相当大的影响。丧尸文化并非主流的大众文化，但它自形成至今，在文学、影视以及社会生活中的普及和流行是有目共睹的。丧尸文化背后蕴含了深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渊源，疫病社会史的视角将为我们解读当代丧尸文化提供一种独特的思路。

1. 当代“丧尸文化”的定义及表现

1982年世界文化大会对文化的含义作了如此描述：文化是体现出一个社会或一个社会群体特点的那些精神的、物质的、理智的和感情的特征的完整复合体。文化不仅包括艺术和文学，而且包括生活方式、基本人权、价值体系、传统和信仰。^[1]“丧尸”是人们想象的产物，20世纪初，近代西方学者将海地巫毒教制造活死人这一奇特的信仰记录下来传回美国和欧洲各国，从而形成了“丧尸”概念的雏形。

1929年美国人威廉·塞布鲁克出版了《魔法岛》，书中描写了海地巫毒教还魂术的施行过程以及一个死而复生的女孩的例证。抛开事实真伪不论，威廉的这部著作把已经沉寂了几个世纪的“活死人”和“死而复生”的概念重新带入公众的眼里。趁着这阵东风，1932年诞生了世界上第一部丧尸片《白丧尸》，但这时期的“丧尸”形象，“尽管会在巫师的指示下杀人，但并不吃人，也不会通过撕咬的方式让受害人成为丧尸”^[2]，肢体也没有腐烂，只是作为巫师施行巫术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充当傀儡的角色，受殖民背景的影响很深，与当代流行文化中的具有食人本能、传染性的“丧尸”形象仍然有很大差异。

20世纪后期是“丧尸文化”的大发展时期。20世纪中期，继乔治·A·罗梅罗的《活死人之夜》之后，“丧尸”被赋予攻击性，宗教的色彩更加淡化，甚至完全脱离宗教，更多的表现出对现代疫病传播的恐惧和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在西方世界兴起了流行至今的“丧尸文化”，“丧尸”不再是受巫师支配的傀儡，而是变得更加的不可控、暴戾食人、具有传染能力。随着“丧尸”电影的流行，“丧尸”题材也辐射到其他文化领域。在音乐领域，迈克尔·杰克逊的音乐专辑Thriller中一群“丧尸”街头热舞；电子游戏方面，《求生之路》、《寂静岭》、《生化危机》等，“丧尸”成为玩家对战的敌人。“丧尸”的文化内涵更加丰富，“丧尸”的形象也更加深入人心。

二、对当代“丧尸文化”诸特征的历史解释

在流行的丧尸故事中，丧尸这一形象具有“死而复生”、“对正常人类进行无差别攻击”和“在人类社会中具有大范围的传染性”等特点，被丧尸撕咬、划伤的人均会变为丧尸。由于以上特点，“丧尸恐慌”即强烈的末世感便构成了当代“丧尸文化”的显著而独特的特征。所谓“丧尸恐慌”并非人类面对“丧尸”所表现出来的惊慌，其深层意义是人类世界的末世危机下，人类面对生命无差别的逝去，社会秩序的坍塌以及对人性所表现出的绝望、恐惧、质疑的心理。这一特征也使“丧尸文化”同其他类似题材的文化现象，如西方“吸血鬼文化”、日本“鬼怪文化”区别开来。虽然“丧尸”只是虚拟的精神产物，“丧尸”形象的种种特点也只是附加的想象，但“丧尸文化”一直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当代人的兴趣。下面就从疫病史的视角来分析“丧尸文化”。

（一）死而复生

“丧尸”通俗来讲就是死而复生的人，与这一概念相关的起源，有确切记载的是《圣经》。据《圣经旧约——以赛亚书》的记载，所有与耶和华作对的国家都会发生大规模的瘟疫，但这些国家死去的人又会复活为耶和华而战，这些人浑身腐烂，以死人的身份行走在道路上。这反映了当时的人类对于“死而复生”的基础认识，包括对疫病的恐惧和对死亡的不确切界定。

丧尸——Zombie这一英文单词源于海地巫毒教信仰中一位叫Zombi的蛇神。海地巫毒教可以追溯到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哥伦布在航海途中发现了伊斯帕尼奥拉岛（即今海地），不久这一岛屿成为西班牙的殖民地。当地的土著在16世纪因感染天花造成劳动力不足，后来的法国为了弥补人力，将来自西非的黑人运到这里。这些黑人信仰西非巫毒教，但进行殖民的白人信奉天主教，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巫毒教吸收了天主教许多繁杂的仪式，逐渐形成海地巫毒教。在海地巫毒教中，最具特色的是制造还魂尸，即巫师向活人施咒致其死亡，之后再对其施咒复活。实际上是他们的自我意识被封锁，任人操纵，大多沦为奴隶。20世纪初，近代西方学者将这一奇特的信仰记录下来传回美国和欧洲各国，在当时的有关记载和再加工创作中充斥着浓重的殖民主义色彩和被宗教操纵的恐惧。死而复生这一带着人类原始恐惧的特点在之后的“丧尸文化”创作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二）无意识的攻击性

相比“吸血鬼”主动的吸血袭击，“丧尸”无意识食人的特征比较可能的疾病原型是狂犬病。狂犬病自古有之，由于狂犬病极高的致死率，在近代狂犬疫苗发明成功以前，人们称狂犬病是“不可疗愈”^[3]的疾病。多数人通常由于被犬咬伤，狂犬病毒通过黏膜和破损皮肤侵入引起感染，初期表现和普通感冒相差无几，之后逐渐破坏中枢神经系统，引发神经紊乱，患者表现出极度恐怖或狂躁兴奋、流涎、发热、呕吐、四肢抽搐、肌肉瘫痪等症状，到后期失智，反射消失，成为行尸走肉一般的存在。

在当代流行的“丧尸文化”里，要彻底终止“丧尸”的行动只能破坏大脑。“丧尸”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自我意识的丧失，“丧尸”破坏大脑的终结方式可能与人类对大脑功能的医学研究息息相关。大脑是人体的指挥官，我们的意识由大脑产生，肢体的行动受大脑支配。古希腊学者希波克拉底已经认识到了大脑是意识之源，这一认识为后来大脑的研究奠定了基调。18世纪的人们已经认识到脑损伤的危害以及大脑和神经之间的联系，20世纪建立神经科学这一专门学科后，有关巫毒教活死人的著作、录像传入欧洲引起了科学界的质疑。哈佛大学教授韦德·戴维斯对“还魂药粉”进行了研究，认为其中含有河豚毒素和蟾蜍毒素，使神经系统麻痹，造成失忆、昏迷假死的状态。“活死人”精神不正常的状态可能启发了人们思考神经系统和大脑的关系，从而赋予“丧尸”爆头这一血腥但从医学上又似乎讲得通的终结方式。

（三）传染性

在当代“丧尸文化”里，“丧尸潮”的爆发离不开“丧尸病毒”的大规模传播。以疫病的角度，可以说“丧尸”是危险的移动病原体，疫病的可怕之处在于强大的传染力和致死率并存。疫病的全球化始于15世纪大航海时代。哥伦布大交换的开启，其中就包括细菌和疫病的传播。这引发了两个显著后果。一是天花、百日咳等疫病传入美洲。美洲在哥伦布发现之前长期和亚欧大陆隔绝，原住民对来自亚欧大陆的疫病毫无抵抗力，天花等疫病与欧洲殖民者的枪炮一起，造成了美洲土著的灾难性后果。美洲土著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以及传统的精神信仰、社会价值观统统土崩瓦解，加速了欧洲人对美洲的征服以及美洲印第安人的灭绝。二是梅毒由美洲传入欧洲继而经欧洲人传播到世界各地。欧洲人对源于美洲的梅毒同样缺乏免疫力，梅毒由哥伦布带回的印第安人传入西班牙，法西战争期间，在法国士兵中间传播流行，之后迅速传播至整个欧洲。

继梅毒之后，19世纪几乎整个欧洲各国均有狂犬病流行，在人群中造成莫大的恐惧。20世纪“丧尸文化”大发展时期也是疫病全球化趋势更加明显，人类和疫病对抗更激烈的时期。19世纪到20世纪是霍乱的世纪，从始于印度1817年霍乱大流行到20世纪末，世界范围内前后陆续爆发了近10次霍乱。单从19世纪来说，就有5次大规模的爆发。霍乱从印度传播到整个亚洲、欧洲大部、北美东部和东非继而扩大到北非、北美大部和拉丁美洲。数次霍乱的发源地也在亚洲、欧洲和非洲之间交替，表现出和古代地区疫病爆发所不同的疫病全球化特征。就“丧尸病毒”传染性的原型来说，很难确定特定的疫病，但是很有可能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疫病和20世纪疫病的大爆发给予人们灵感，将其融合进了“丧尸文化”中去。

（四）末世感和社会秩序的重建

人类社会前途未知的末世感和社会秩序的重建相伴而行是“丧尸文化”独有的特征。关于这一点，疫病的高致死率、强传染性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西方历史上有记录的最早的一次大规模疫病发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二年的夏季，斯巴达军队入侵阿提卡。根据执政官伯利克里的作战安排，雅典附近郊区的农民纷纷进入城中。高温、相对封闭的空间、密集的人口和恶劣的卫生条件导致雅典发生瘟疫，修昔底德记载了这次疫病的爆发“健康状况良好的人都是突然地头部发高烧，眼睛变红，发炎；口腔内喉咙或舌头往外渗血；呼吸不自然，不舒服”^[4]，然后陆续出现胸腹疼痛，呕吐，抽搐痉挛，皮肤脓包和溃疡，高烧和腹泻，多数病人在发病的一周左右死去。雅典的战败和衰落很大程度上归因于这场瘟疫。所有人不加区别的死去，瘟疫灾难的力量压倒一切，几乎摧毁了雅典人对城邦的信仰。雅典城内人们放弃了礼俗，违法犯纪的情况增多，社会秩序混乱，雅典城外土地荒芜，雅典军队也没逃过瘟疫肆虐。瘟疫同样震慑了伯罗奔尼撒人，他们在阿提卡大肆掠夺后就撤兵回国。雅典元气大伤，不仅输掉了战争而且陷入了明显的衰落。

十四世纪黑死病的流行则动摇了基督教会的威信。黑死病的传染性极强，发病周期短，死亡率极高，欧洲世界“在黑死病期间有2500万丧生”^[5]。这场瘟疫对于中世纪欧洲的社会冲击很大，人口数量的急剧缩减引发一连串社会结构变化，劳动力短缺，农村经济衰败，城市发展减缓。中世纪的瘟疫灾难促使人们寻求精神上的安抚和慰藉，西方基督教会几乎垄断了对人们精神的控制，教会认为瘟疫是上帝的旨意，并允诺治愈可怕的瘟疫，但实际上教会并没有对此作出教义方面合理的解释，瘟疫也并没有迅速的消散，甚至教会内部的神职人员也接二连三的倒下。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基督教的信仰削弱，反教会团体和神秘主义盛行，也为以后冲破基督教精神统治的文艺复兴埋下种子。

三、 当代“丧尸文化”的警示

进入21世纪，《行尸走肉》和《釜山行》的播放将“丧尸文化”的热度推向了新高度。当代“丧尸文化”流行不衰仍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本世纪初，人们经历了SARS、埃博拉的袭击，人类世界的丧尸恐惧从未消退。当代人对于“丧尸文化”的思考和反思，更注重现代化和全球化因素的影响。当代“丧尸文化”中“丧尸”爆发更多是现代生物科技滥用的后果。“丧尸文化”的时代性特征愈发明显，符号象征意义更加强烈。因此，“丧尸文化”在当代西方仍然流行甚至出现全球化的趋势也就不难理解了。

首先是对科技迅速发展的忧虑。科技固然给人类带来了便利，但伴随科技迅速发展所出现的环境污染同样引人注目。人类科技的历史性进步始于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时，部分英国人已经关注到工厂向天空排放的滚滚黑烟，人们对科技的反思从那时起便已萌生。由工业排放和取暖燃煤排放所导致的1952年12月伦敦毒雾事件震惊了世人，成千上万人的健康受到影响，雾霾这一名词也是在这时候进入到世人的视线。像近年热议的全球气候变暖、日本核泄漏均对全球的饮水和食品安全等问题提出挑战。

其次是对全球化的思考。随着交通工具的便利，全球联系日益密切，疫病也随之在全球传播流行。交通工具的快捷度已经远远超出了疫病的潜伏期，人口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频率也很高，海关检疫和隔离面对如此频繁的人口流动以及仍处于潜伏期的疫病往往会有疏漏，对防治疫病国际合作的需求应运而生。20世纪4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正式成立，此后在国际疫病防治合作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世界卫生组织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是国际间关于传染病防治进行合作的黄金时期。世界卫生组织成功地完成了消灭天花、小儿麻痹症等项目。”^[6]80年代以后，世界卫生组织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公共健康国际合作方面。

再次，对战争因素的忧虑仍然不容忽视，国家、地区间的冲突致使难民涌向其他国家，加剧了疫病的流动交换。此外，战争中所使用的生化武器人为造成毁灭性灾难也屡见不鲜。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炭疽病毒和芥子毒气等曾被战争双方多次使用，造成士兵和无辜平民大量伤亡。生化武器的后续危害很大，不仅对人体的损毁不可逆，幸存者的后代往往带有先天缺陷。疫病将伴随人类始终，每一次疫病的大规模爆发都在冲击着现存社会的各个层面，我们难以确切衡量历史上哪一次疫病流行所引起的“丧尸恐慌”最大，也无法认定在当今科学快速发展的时代比医学落后的中古时代疫病流行所引起的“丧尸恐慌”会不会更弱，“丧尸恐慌”始终是悬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结语

当代“丧尸文化”是西方流行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兴起之初带有浓厚的殖民和宗教色彩，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褪去了殖民和宗教因素，增添了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反思因素。在今天，更多人接触了“丧尸文化”，受众范围也超出了欧洲大陆，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当代西方“丧尸文化”在各流行文化领域不乏血腥、暴力和反人类的因素，其本身的消极因素不容忽视。受害最大的当属未成年人。作为心智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他们对于“丧尸文化”的产生背景、发展过程以及其中隐含的深意还不能完全体会，娱乐性大于思考性。他们大多怀着一种猎奇心态被“丧尸”可怖、刺激性的外表吸引，然后自行模仿，令人担忧。21世纪，一种名为“浴盐”，又称“丧尸剂”的毒品进入我国，吸食后表现为像“丧尸”一样失去自我意识，在毒品的支配下出现攻击他人的行为。“丧尸文化”的消极影响需要我们给予足够的重视，积极引导“丧尸文化”在可控范围内发展。

1^] 姜雪，颜晓川：《解读吸血鬼文化的历史演变》，《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2^] 王树振：《西方丧尸文化的前世今生》，《世界文化》2015年第7期。

3^] George M. Bear, The Natural History of Rabies, Academic Press, 1975, p.5.

4^]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徐松岩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07页。

5^] J. F. C. Hecker, The Black Death and The Dancing Mania, Book Jungle, 2009, p.51.

6^] 何帆：《传染病的全球化与防治传染病的国际合作》，《学术月刊》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