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巴蜀文化海外传播影响力的路径思考

任振宇

摘要：文化的传播与传承是国家软实力构建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观念性因素，是对国家的文化传统，甚至是与这种文化传统紧密相关的国家意志的表现，文化传播的过程是国家权力外化的过程。海外文化在促进各国友好往来、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加强文化的海外传播意义重大。

关键词：巴蜀文化；海外传播；路径

巴蜀既是一个地域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巴蜀儿女在巴蜀大地上生生不息, 创造了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灿烂的巴蜀文化。优秀巴蜀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历来是时代赋予人类的重大课题。弘扬巴蜀历史文化传统, 促进巴蜀文化的现代化, 让巴蜀文化在海外有效的传播和传承，既是四川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也是每一个当代巴蜀儿女的神圣职责。文化是人类社会区别于动物世界的主要特征。人类在劳动中首先学会创造和使用工具, 同时也开始创造自己的文化, 并在长期的文化生产创造过程中, 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品格、人文精神、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缔造起了自己的文化世界。而文化世界一旦形成, 就具有累积性和传承性, 任何现代文化构成中, 都积淀着过去历代人们的文化生产和文化创造的成果。巴蜀文化源远流长已有5000余年发展历程，在中国上古三大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与齐鲁文化、三晋文化等地地域文化共同构成辉煌灿烂的中国文明。

一、巴蜀文化概述

（一）巴蜀文化界定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巴蜀文化国家。华夏巴蜀文化如满天星斗, 璀灿珠玑。随着历史发展，巴蜀文化显现出复杂性、丰富性和多样性。李学勤先生把中国青铜时代分为七大文化圈:中原文化、北方文化、齐鲁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滇文化和秦文化。在这七大文化圈中, 巴蜀文化圈是其中有着神秘的始源和神奇神妙发展历程的一个独特的区域。巴蜀文化圈有百万年以上的巴地“直立人巫山亚种”和十万年以上的蜀地晚期智人“资阳人”的文化根系, 有巴地与蜀地“同囿”而“肇于人皇”时期的万年以上的文明起步, 有距今4500年至5000年以上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的古文化、古国和古方国的巴蜀文明, 有2000年以上古方国的历史。巴地与蜀地、巴人与蜀人是在这样一个历史长河中互相接触、交流和融会而创造和发展文化的。巴蜀统一为一个区域文明, 经历了文化性格相反相成、互补融会的长过程, 直到战国时期的文献才始有“巴蜀”连称, 到《史记》、《汉书》里才列为同风同俗的文化区域。按照苏秉琦先生的文化类型学的理论, 巴蜀文化与辽西的红山文化, 一东一西, 同属原生型文化类型, 与中原的次生型文化和北方草原的续生型文明是不相同的。巴蜀文化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 是具有文化基础、历史优势和文脉之根。巴蜀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 经历了由分立发展到合一发展、互补互融的长过程, 这个过程也是增强和发展这个共同体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达到更广泛更高层次的文化的必然。

巴蜀既是一个地域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 巴蜀儿女在巴蜀大地上生生不息, 创造了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灿烂的巴蜀文化。优秀巴蜀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历来是时代赋予人类的重大课题。弘扬巴蜀历史文化传统, 促进巴蜀文化的现代化, 让巴蜀文化在海外有效的传播和传承，既是四川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也是每一个当代巴蜀儿女的神圣职责。

（二）巴蜀文化特点

纵观巴蜀文化的历史地位, 它具有如下三大特点, 值得我们在海外传播与传承中加以重视。

1、开放性

早在巴蜀文明的初生时期, 它就是一个善于容纳和集结的开放性体系。“禹兴于西羌”, 夏禹文化兴于西蜀而流播于中原及至东部吴越。三星堆文化一二期出土的铜牌饰与二里头夏文化相同, 表明夏禹文化的西兴东渐是个历史过程。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玉琮、牙璋与东方的良渚文化相似, 表明东西部不同区域文化的特征交流和集结很早。从历史的进程看, 巴蜀文化北与中原文化相融汇, 西与秦陇文化交融, 南与楚文化相遇, 并影响及于滇黔文化。巴蜀文化的开放性还体现在很早就与外域文化相交流。它是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传输的集散中心, 三星堆遗址的海贝、金杖, 表明与中亚、西亚及海洋文明有联系。欧洲的洛可可艺术, 同巴蜀唐宋时期的瓷器艺术也有着一定的关系。唐代不少印度僧人流寓西蜀, 带来佛教文化。“西川印子”和龙爪蜀刻曾流播于日本、高句丽。这类文化交流例证可谓数不胜数。

2、整体性

巴蜀文化从其诞生时期开始, 即开始了向大一统的中原文化凝聚和集结, 实现“最广泛的文化认同”的历史进程。从数千年的历史进程看, 巴蜀文化始源独立发展的时期相对甚短, 而其与汉文化融合融汇的时期则较长, 表明巴蜀人历代对于母体文化体系有最广泛的文化认同的整体观念和大局观念。

3、开创性

从文化学角度看, 巴蜀人的先乱后治精神是一种建设性的竞争思想。郭沫若认为“能够先乱是说革命性丰富, 必须后治是说建设性彻底”, 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李冰的建设, 文翁的教化, 诸葛武侯的治绩”说明四川人的开创性、超前性和风险性意识强。它的社会根基正同巴人的冒险进取性、超前性与蜀人的追究完美性、稳定性的结合有密切关系。这种文化精神至今仍有很重要的价值。

（三）巴蜀文化的传播与传承界定

1、巴蜀文化传播界定

传播是指社会信息的传递或社会信息系统的运行。传播的根本目的是传递信息，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通过有意义的符号进行信息传递、信息接受或信息反馈活动的总称。巴蜀文化的传播就是指把代表巴蜀文化的特点、信息通过有形的载体对外展示的过程。

2、巴蜀文化传承的界定

传承是传、承的结合。传从字面含义理解就是传递、传授。承，托着，接着，这里是继承的意思。传承具有传递、接续、承接、沿袭创新、承上启下之意，一般指承接好的方面，泛指对某某学问、技艺、教义等，在师徒间的传授和继承的过程。

3、巴蜀文化传承和传播的关系

巴蜀文化的传播与传承是推动和实现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强，最终推动和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途径，两者侧重点各有不同，但两者又互相关联，互相影响。文化传播侧重横向，这种横向上的传播，既包括具有同一特质的文化在同一社会群体成员间的扩散和传播，也包括不同特质的文化从一个地区或社会群体，到另一个地区或社会群体的传播过程。巴蜀文化的海外传播就是后者。巴蜀文化的传承就是指对巴蜀文化的传递和承接过程。文化在纵向上的传继是文化传承的核心，每一代人首先通过传承习得该社会所属的群体文化，并将其不断继承下来形成其文化传统，这也是该民族社会的“文化基因”，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和创造新的文化，这是一个与人类社会发展共存的进程。

二、国外文化传播的成功经验

要增强巴蜀文化的影响力， 树立更加主动的文化传播意识，提高文化传播能力，借鉴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非常有必要。这些经验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高度重视，将文化传播作为一项国家战略

许多国家把加强文化传播看成一项战略性任务并作为外交事务的重要内容。如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对外交部下达的任务书中就阐明对我们在海外的文化影响要给予最大的重视。因为这是我们的国际使命也是我们的文化产业和我们所推崇的文化多样性的未来之所依托。

（二）有效借助商业化手段进行传播推广

借助商业机制市场化运作和营销体系，文化传播将更加及时和有效 。日本动漫产业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日本动漫在各国迅速推广的同时也在有目的的传播日本文化承载着打磨日本形象、推销日本 梦想的使命。日本政府则希望通过动漫外交和文化输出让人听到日本一词立刻想到的是明快、温暖、漂亮。正是日本文化的广泛传播才使得日本产品在上世纪年代就遍布全世界使其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同步进行。

（三）传播方式贴近受众，容易接受

一种文化要得到他国民众的认同甚至接受必须在传播方式上贴近受众的巴蜀文化特性、生活习俗和理解习惯。如韩国的主要做法和文化传播特征就是韩流。在推广韩国文化方面贡献颇多，韩国电影电视剧多，表现亲情友情、爱情等题材都是最能超越巴蜀文化和文化界限，被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普遍接受的影视题材。普通人的普通生活对受众来说具有较高程度上的心理接近性，容易在思想感情上产生共鸣，能够跨越文化和地域的阻隔。韩国在输出文化产品赚取大量外汇的同时，勤勉、诚实具有 成熟市民意识团结的国民形象远播海外。

（四）建立庞大的传播网络平台

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文化传播网络平台的建设。如法国政府资助的法语联盟，在2013奶奶就有1071家成员单位，分布在全球133个国家， 教师人数达8000人。在校学员超过49万人并且人数平均每年增长5%。英国文化委员会在2013年就与109个国家的254个城市合作，拥有220 多个图书馆和信息中心，其110个教学中心雇有教师1500人每年组织艺术活动2700场，为其文化传播打下坚实基础。

（五）发展民间文化和企业文化

国外重视通过科学、哲学和经济学的传播，达到本国文化海外传播的目的。美国和欧洲的民间学术文化传播极其发达。如美国的《科学》期刊、《美国经济评论》和《华盛顿邮报》。英国的《自然》《经济学家》期刊和《金融时报》等都是民间杂志在全世界传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对我们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三、有效传播与传承的对策建议

（一）高度重视，顶层设计

要从战略高度进行重视。政府是推动文化海外传播的重要部门，在推动文化传播方面承担着 重要责任。许多文化传播活动都是由政府主动策划实施的。政府主导开展文化传播，往往具有文化传播内核突出，商业化色彩较少的特点，应当继续加强。

（二）充分发挥侨务部门民间外交的桥梁作用

充分发挥侨务部门的桥梁作用，发挥在“以官方为主，民间积极参与”的传播格局中的沟通协调作用。比如，在国家战略的指引下，侨务部门可以主动向民间文化机构、社会团体、学术机构、私募资金甚至有实力的个人、企业法人提供合作意向，共同推动巴蜀文化的海外传播。依据文化外交，构建中国话语体系。通过“文化是外交的背景”、“文化是外交的工具”、“文化是外交的目标”，实现巴蜀文化在国外的传播与传承。加快巴蜀文化对外开放步伐，就必须夯实自身基础，就必须确立发展新理念，完善发展新举措，才能引领发展新常态，全面提高对外开放合作水平。

（三）发展文化产业创新文化传播内容

在巴蜀的历史上, 文化产品作为商品自古有之。精美绚丽的丝绸产品曾是天府之国连通世界的纽带。古蜀国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与东南亚、南亚进行密切的商贸往来，梵语称“蜀布”为Cinapatta,就是指成都出产的丝和丝织品。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璋等与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文物相似，标志着天府之国与北方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商贸往来；古希腊、罗马，最早知道并使用的中国丝绸就是巴蜀丝绸，标志着天府之国通过海上丝绸与西方国家的商贸往来。作为“五都”之一的成都，是长江流域最大的织锦中心，向外大量输出丝绸产品。三国时期，诸葛亮建锦官城，成都发展为当时最大的织锦中心，“决敌之资，惟仰锦耳”，蜀锦产品在曹魏亦备受追捧。两晋南北朝时期，蜀地丝绸通过丝绸之路河南道远销西域。唐代，窦师伦独创“陵阳公样”蜀锦，成都是公认的世界织锦之都。据考证，汉代及以后从北方丝绸之路输往西方的丝绸当中，均以巴蜀丝绸为大宗。汉代和以后出西域西行中亚、西亚并抵东罗马安都奥克(Antioch,当即《魏略·西戎传》中的安谷城)的北方丝绸之路，其国际贸易中的物品相当多数是丝绸，而丝绸中的主要品种，便是巴蜀丝绸，其中大量的是蜀锦。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中，先后出土大批织锦，均为蜀锦，其年代从南北朝到唐代均有，确切表明蜀锦是西域丝绸贸易中的大宗重要商品，也是经由北方丝绸之路输往西方的主要中国丝绸。因此，唐代吐鲁番文书中有“益州半臂”、“梓州小练”等蜀锦名目，并标有上、中、下三等价格，就不是偶然的，充分表明了蜀锦在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和发挥的重要作用。

绵竹年画历史悠久, 它起源于北宋, 到明末清初进入繁盛时期。乾隆、嘉庆年间, 绵竹全县有大小年画作坊300多家, 年画专业人员达1000余人, 年产年画1200万多份, 产品除运销两湖、陕、甘、青及四川各地外, 还远销印度、日本、越南、缅甸和港澳等国家和地区。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 文化、技术与市场互相渗透, 要充分利用对、发展文化资源的开发。打造丰富多彩的巴蜀文化，创新巴蜀文化内容，只有这样才会丰富和拓宽在海外传播的内容。同时，注意传播受众的多样性。文化传播的受众由于国别、巴蜀文化、信仰、职业等方面的不同，在文化信息的传播和反馈方面表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因此，文化传播要注意受众的文化差异，根据受众的文化程度、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和职业特点等，制定相应的、有针对性的课程内容和文化活动。

针对巴蜀文化在海外传播的困境，要积极引导多方参与。在鼓励巴蜀文化机构开展对外合作的同时，鼓励巴蜀文化企业、社会团体积极走出去，充分发挥自身特点和优势开展交流合作，营造良好的合作行业内环境。还要丰富巴蜀文化海外传播、合作内容。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合作，吸引海外留学生来华接受教育，打造巴蜀文化国际旅游项目。搭建大平台。把举办及参加各类重大活动作为巴蜀文化对外开放载体，充分依托欧盟投资贸易科技合作洽谈会、海科会、“中国-中东欧人文交流年”活动、“文化中国.锦绣四川”活动等国际化交流平台，承办巴蜀文化推介会等活动，增强四川巴蜀文化“走出去”软实力。

（四）培养巴蜀文化传播人才

要培养一大批自觉自信的巴蜀文化交流使者。关键在于每个公民都要形成自己是文化传播使者的理念。要怀着巴蜀文化的底蕴走出国门，并以开放自信的形象展示巴蜀文化的繁荣与丰富，这种传播效果将是无可比拟的。巴蜀文化海外传播人才要充分了解文化地域或国家不同导致语言习惯、接受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在海外可以细分市场以调整传播内容和策略。另外，海外传播人才要确立新的传播观念，既保持原有的“我想让你知道什么就传播什么”的理念，将民族文化精品推向世界，又要注重对目标受众和市场的调研，树立“你想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就传播什么”的理念，变单向传播为双向传播。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充

分利用互联网、自媒体以及传统媒体搭建的传播网络，调整后续传播内容及活动。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巴蜀文化的海外传播与传承是长期工程，要放在区域战略发展高度，齐心协力，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举全省之力，在更广视野更高定位中谋划和推进我省巴蜀文化对外开放，让历史悠久的四川巴蜀文化阔步走入新的天地，谱写巴蜀文化海外传播与传承新篇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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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浅析重构文化传承机制的现实必要性 [J]. 李勰刚.  改革与开放. 2013(10)

［3］李先明 成积春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构建:理论、实践与路径[J].南京社

会科学.2016(11)

作者简介：任振宇（1975--），女，汉族，四川眉山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博士，主要从事廉政建设、基层党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