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七岁的单车》里人物的“单向度”化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22-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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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十七岁的单车》里人物的“单向度”化

江其金

南海小学 广东省 深圳市 518000

【摘要】在王小帅导演的电影《十七岁的单车》里小贵与小坚围绕着一辆单车展开了“殊死搏斗”。论文借马尔库塞的著作《单向度的人》去分析电影里面人物的生存困境,小贵认为有了单车才能在城市里幸福生活,小坚认为有了单车才有爱情和尊严。但其实单车对于两人来说只是“虚假的”需要,是社会给他们灌输了定型思维。社会的“单向度”化导致了人面临诸多生存困境,人们不能仅仅满足于物质需求,只有重视精神需求,才能让自身不丧失否定、批判和超越的能力。

【关键词】单向度;单车;小贵;小坚

《十七岁的单车》是2000年北京电影制片厂联合吉光公司出品的一部青春电影,由王小帅导演,该片主要围绕进城打工的农村少年小贵和学生小坚两人之间关于单车而发生的一系列故事。贵从农村来到北京打工,他找到了一份快递公司的职业,骑自行车送快递,等他挣够了钱,他就可以买下他特别喜欢的那辆公司借给他的银色山地自行车。就在他快要攒够钱的时候,他的自行车丢了。他跑遍了整个北京城寻找他的自行车,然后在街上,他看见一个学生骑着它。新的车主小坚说这辆车是在旧货市场上买的,而贵必须要回自行车,于是两人只好设法共用这辆自行车。最后车被小混混砸坏。其实片中的人物是“单向度”的,这个名词是马克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提出的。该书认为“当代社会是一个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因为它成功地压制了这个社会中的反对派和反对意见,压制了人们内心中的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向度,从而使这个社会成了单向度的社会,使生活于其中的人成了单向度的人。”[1]它之所以是新型,是因为造成它的极权主义性质主要的不是恐怖与暴力,而是技术的进步。下面将通过分析电影人物形象来解读他们的“单向度”化。

一、“有了车就能在城市幸福生活”——小贵

电影第一个画面镜头就是小贵在快递公司面试,电影一开始经理就对这群进城打工的年轻人训话洗脑,融入社会的第一步就是改变形象把自己“洗干净”,我觉得这是一种同化,进城了就要按照城市的规则来走,还把他们跟公司绑在一起成为“命运共同体”,让他们自觉或不自觉为公司服务,还认为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可以让自己获得金钱和美好的生活。让小贵等人意识到自行车的贵重,这是个奢侈品是个“好定西”对他们来说,而且有了它才能工作,工作了才能养活自己,可以通过努力工作来得到这么一个“好东西”,这样就变相把他们跟自行车绑在了一起,还用一种所谓“新”的管理模式掩盖了强行要求他们花钱去买一个奢侈品的剥削行为。

两人其实经常透过这个小墙洞窥探他们以为是“城市人”的红琴的生活,这种偷偷摸摸地看、自下而上的看,体现出了农村人与城市人之间的疏远与隔阂。也有自卑的体现。小贵老乡看到红琴的状态觉得城里人真是不满足,住那么大的房子还一天到晚没个笑脸,要是他有钱就天天喝红糖水三餐吃排骨面。其实小贵和他老乡要的东西特别简单,他们这么努力的“城市化”自己,就只是想赚多点钱让生活好过一点不用那么拮据而已,没有更高的追求了。所以,虽然来自农村的他们想要让自己城市化,但他们想象着城市化之后的生活却是如此地简单可笑,他们所追求的是很物质很表面的东西,甚至他们什么也没有多想只想多赚点钱,因为这是社会灌输的定型思维,只要有钱就有好生活就能获得幸福,他们被洗脑着,所以才会不理解城里人为什么会如此不满足,有那么多钱还没有个笑脸。当小贵被公司的人变相克扣工资时,老乡表示不满,但也只是抱怨一下,劝了一下小贵,忍忍就算了。关键是要让别人不要看出你是个外地人,只有这样融入城市融入他们,才不会受欺负,这就是“农村人”的观念。一切都要忍,顺着城市的规则走,努力去融入。

当小贵的车被偷走后,经理说如果小贵真能把车找回来,就让小贵留下来。就这样,小贵看似是自愿但其实还是被控制着走上了找车之旅,还是被“游戏规则”牵着走,他的命运始终跟车绑在了一起。

二、“有了车就有了爱情和尊严”——小坚

小坚是生活在城市的底层阶级家庭的孩子。一开始就是他们一群人在工地玩车的场景,从他跟朋友的对话可知这辆车是他刚买的,他朋友还调侃他不会是偷的吧?因为知道他家里穷而且他爸之前老说买车给他却迟迟不兑现。从这里我们就大概可以猜到这车应该跟小贵有关系。当小坚骑着车遇到了自己心爱的女生潇潇后,两人结伴同行,全程潇潇只对小坚讲了三句话,其中两句不离车,“我的车链子掉了”“你的车挺好的”,因为自行车小坚跟心仪的女生潇潇搭上了话并交上了朋友。在回来的路上,小坚笑的很开心很自由自在地骑着自行车,他相信这幸福都是托这车的福都是由于有了它才有的。

小坚的爸爸早就答应了小坚给他买车了,从他桌子上的自行车杂志还有大半夜偷偷起来练车也可看出他非常渴望要一辆自行车。但总是因为各种原因再加上家里贫穷没有多余的钱给他买车。而且小坚是重组家庭,为了给继母带来的妹妹交学费而不给他买自行车,孩子或多或少会有点怨念,从电影的一些画面描写可以看出小坚与继母妹妹之间关系并不融洽,小坚在家里是没有笑脸的整天跑去天台一个人独处着。小坚的爸爸或许是想对妹妹好一点好让这个家庭能和平稳定,但这种对小坚感受的忽视会让小坚很受伤的。小坚也还只是个十七岁的少年,在父亲一次次失守诺言的情况下心生怨念去偷钱买车这个行为也是可以理解。他常常因为心情不好跑到天台,这个画面色调是压抑的灰色,小坚在房顶走来走去却也只是在徘徊没有出路,可看出小坚的压抑和被压迫的状态。来自父辈的压迫,来自现实的压迫,失去了车的他觉得就失去了尊严,无法继续跟朋友玩车,无法再跟潇潇相处,因为他们有车,而他没有。他家境贫穷会自卑,所以他刚拿到车的时候他朋友才会调侃他车不会是他偷的吧,第二次调侃的时候他就忍不住发火了,因为这是他非常敏感的地方,难道因为我穷就不配拥有一台好车吗,所以他比别人更渴望这辆自行车。潇潇有给过小坚机会吻她,小坚当时非常紧张,好像想吻又不敢吻,结果转头一看见有人在鬼鬼祟祟大量他的车就冲过去了,放弃了这次难得的机会。小坚对于这段感情其实是懵懂的,他在游戏厅对潇潇的无视,丢车后对潇潇的发火说一些难听的话,但看到潇潇跟大欢走后又愤怒地打了大欢。自行车对于他来说就是维系友谊和女友的唯一方法,作为物质存在的自行车成了他唯一证明尊严的标志。在他看来,失去了车就会失去他现在拥有的友谊和女友,就会低他们一等。

三、“单车”对于两人的意义

车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是大部分人的交通工具,是大部分人用来工作赚钱的工具。是学生们的玩具,是一种身份地位象征,没有车就无法融入朋友圈,有好车、车技好就能被别人看得起,就会受欢迎。而十七岁,是青春懵懂的时期,对于十七岁的他们来说,单车甚至是好一点高级一点的单车是奢侈品,不是自己轻易能买得起的,是很珍贵的东西。对于小贵来说,这辆自行车就是他在北京这样一个大都市生存下来的一根拐杖,是他所有梦想的起点,自行车就等于生存,失去自行车就意味着他将失去生存的这根拐杖,而且他对红琴一直有欲望存在,他撞倒过红琴,后来红琴的丝巾落在他那,他就把丝巾绑在了自行车上,欲望与自行车又绑在了一起,他坚信,通过这辆车,他能在城市存活下来,能赚够钱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能让自己变成城市人,这样就可以追求像红琴这样的城市女人了。这车对他来说又多了一重意味。而对于小坚来讲,这辆自行车则意味着尊严,是他面对女朋友和同学的尊严的保障。所以,无论对于小贵还是对于小坚,这辆自行车都意义非凡。通过刻画了十七岁少年的青春的残酷,通过单车这样一样简单的物品来体现其包含着不单纯的意义,更能凸显出城市对人的压迫严重。但其实这个车对于他们来说真的是必要的吗?马尔库塞认为人的需要有真实与虚假之分,“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使艰辛、侵略、痛苦和非正义永恒化的需要,是“虚假的”需要。满足这种需要或许会使个人感到十分高兴,但如果这样的幸福会妨碍他自己和旁人认识整个社会的病态并把握医治弊病的时机这一能力的发展,它就不是必须维护和保障的。诸如休息、娱乐、按广告宣传来处世和消费、爱人之所爱与恨人之所恨,都属于虚假的需要这一范畴之列。”[2]像单车对于小贵和小坚来说就是“虚假的”需要,小贵被公司强迫去买车,后又被迫走上寻车的道路,整个人围绕着这辆车转,把它当作自己在城市生存获得幸福的钥匙。劳动者不但不能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反而被产品所支配、所奴役。小贵并没有享受着车给他带来的便利等等,而是为了车要拼命赚钱、拼命寻找、拼命抢夺。小坚也是,把车当作快乐的来源,在周遭同学都拥有的情况下认为自己也应该要有,有了车才有友谊和爱情。但其实没有车也能继续生活。在资本家的运作下,人成了物的奴隶,整个社会盛行一种拜物主义的风气,“虚假需求”的满足并没有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幸福,本主义社会给人满足与需求的仅仅只是物质上的需求,但是剥夺的却是精神上的自由和解放。

四、整个社会的“单向度”化

红琴并不是城里人也是外地来打工的保姆,是个农村人。但她整天偷穿主人的衣服还拿去卖钱,结果被主人发现被辞退消失了城市之中。作为农村人的红琴也被这个城市压迫着,她只有通过偷穿主人的漂亮衣服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假装自己是个城市人。还拿去卖钱,做保姆的钱满足不了她,还要通过偷东西卖钱去获取更多的钱,她相信只要赚更多的钱就能得到漂亮衣服得到她想要的生活,做一个城市人。对物质的过度渴望和追求冲昏了她的头脑,完全不顾手段去获取金钱,其实这些都是“虚假的”需要。最终她被辞退,没人知道她是回农村了还是又去哪里继续工作了,“城市化”失败的她被这个城市所吞没。

小坚和他的朋友们热衷的不仅是高级自行车,也包括已经成为中国城市财富和国际化的标志的美国青年的装束。这些年轻人穿着宽大的口袋裤,印有英文字体的特大号体恤衫,或者是像兰斯•阿姆斯特朗穿的那种自行车针织衫。小坚和他的朋友们并不知道这些美国服装有特定的文化含义,大多与街头文化和嘻哈文化有关。这就是生活领域的“单向度”,“发达工业社会还会使人的生活方式同化起来”,[3]不是人的需求引导生产,而是生产在引导着人的需求。生产引导着人们的选择,这些衣服因为流行所以他们就买来穿。还有在小坚房间里的自行车杂志,引导着小坚去买,让小坚产生对自行车的渴望,让他相信这是一个一定要买的“好东西”。他们只是跟着潮流走,并不清楚其中的文化含义。而且影片里所呈现的那些人的生活都是追求物质的生活,有钱人在会所里享受着洗澡和按摩,学生们下课就去玩车或在游戏厅混,精神生活是匮乏的。

在影片中不止一处捕捉到了冷漠旁观的人群的画面,小贵和小坚抢车的时候、当载着冰箱的自行车倒下的时候、小贵和小坚被追打的时候、小贵扛着烂车走着的时候等等,人们都只是看着,沉默着,凸显着城市的冷漠和人情味尽失。马尔库塞认为这都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造成的,现代科学只是关心那些可以衡量的东西和它在技术上的应用,而对这些事物的人文意义及其蕴涵的人文价值不再去追问与挖掘,科技越发达,生产出的产品越多,人对社会的依赖性就越强,人与物的关系也颠倒了,不是物为人服务,而是人为物而存在,人完全拜倒在物的魅力之下。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也被扼杀了,人们之间的交往只是出于利益的需要,而人与人之间不会有什么真实的感情,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排挤和残杀却越来越剧烈,总之,一切都成为了手段而不是目的。这就是他们冷漠的原因。所以刘姐会克扣小贵的工资,飞达快递公司经理在小贵得罪了客户后承诺一定把他开除一切以公司形象利益为重,包括偷单车的人,都是受利益所驱动,把追求金钱物质摆在首位。虽然呈现了一些太平盛世的画面,比如一群人在伴随着歌曲在跳舞,还有老人们在巷子里打太极非常地祥和,但就是这些祥和之下,还是掩盖不住城市对人的压迫以及这个社会的病态。歌舞升平的同时小贵的车被偷,巷子里的祥和景象和两人被大欢等人追打的场景重叠在一起。

五、总结

当小坚发现车回来了,但潇潇却没有回来。他跟小贵说这车他不需要了。小坚发现这车他不需要了,以前是为了能跟潇潇一起,现在发现他有了车但还是失去了潇潇,而且也发现这段感情没什么意思,车能给他带来的快乐没有了,一切都变得没有意义。

在被小混混们殴打的时候,小贵一直哭喊着“不关我事,别砸我的车”,这个“不关我事”就是小贵对城市的哭诉,很多事情比如刘姐对他的工资克扣、因为车被偷了而丢了工作、无缘无故又被打等等,这一切都是城市对他的压迫,都不关他事,他没有做错什么。最后他终于停止了哭泣,愤怒了拿起了板砖拍向了砸他车的人,这是他最激烈的一次反抗,他不再沉默不再忍气吞声。他们两人都举起了板砖。这块两次被举起的板砖,将影片一开场以来两个少年内心郁积的委屈和愤怒,一股脑地倾泻出来。但也只是倾泻而已,算不上是抗争,因为他们自己看不清、找不到自己要抗争的对象在哪里。最后小贵扛着被砸烂了的车走向了人流,消失在这个城市之中。车虽然烂了但小贵还是没有舍弃它,小贵一直坚持着“这车是我的”,而且终于这个车是他的了,没有人再去抢走它。他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他就是无法拥有这辆他自己挣钱买来的自行车,他做出了反抗,但也只能是这样而已,他还是无法摆脱被城市压迫的命运,也许他明白了幸福生活没有那么容易获得,城市处处充满了压迫,但他还是继续在城市奔波,也许要跑着去送快递,也许要继续攒钱买下一辆车,总之,他跟许许多多来自农村的小人物一样,继续在城市为了生存而挣扎。

两人似乎都有所成长,做出了自己的反抗,但还是难以摆脱这种“单向度”化。由于社会在政治、生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的“单向度”化,人也面临了各种生存困境,劳动者被自己的产品奴役,人们为了满足各种“虚假的”需要而去挣扎,还丧失了革命性和批判性。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否定社会的发展否定科学技术本身,我们不能仅仅只是满足于物质享受,而是物质与精神需求并重,不能产生一种“技术万能”的错觉。人其实不是只能无力地被“单向度”化的,我们不能忽略人的主观能动性,还是可以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让自身保持清醒!

                     

【注释】

[1]《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美]赫伯特·马尔库塞著,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4月,第218页。

[2]《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美]赫伯特·马尔库塞著,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4月,第6页。

[3]《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美]赫伯特·马尔库塞著,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4月,第218页。



【参考文献】

(1)《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美]赫伯特·马尔库塞著,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4月。

(2)孙广耀,《批判理论的和谐诉求——从<单向度的人>看》,《前沿》,2010年22期。

(3)陶渝苏,《西方发达工业社会中人的变形─—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及其意义》,《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