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影响因素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22-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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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影响因素

方杰

雅安市第四人民医院 四川雅安 625000

摘要:创伤后应激障碍即为经历过某种灾难性创伤性事件后人们产生的警觉性升高、回避创伤性事件、情感麻木及重复性创伤性体验的精神障碍性疾病,人们持续存在恐惧、害怕及无助等情绪且持续时间超过1个月,对其身心健康及正常生活可造成极大的不良影响。地震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生率较高,对灾区重建以及灾区人民正常生活均会造成影响,因此,对地震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研究有助于对创伤后应激障障碍进行干预提供参考和依据,同时也能够取得一定的预防效果,现将相关研究内容综述如下:

关键词:创伤后应激障碍;影响因素;研究进展


1创伤前因素分析

1.1社会经济地位及受教育程度

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者拥有越多的资源,在经历灾难性事件事所蒙受的损失越小,对其心理健康造成的影响越小。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对心理健康更加重视,能够正确看待和认识灾难,同时能够积极通过心理调节等方法进行摆正心态,能够使创伤性事件对其身心健康造成的影响得到减少。

1.2年龄

年龄越大者经历越多,阅历越丰富,认知能力愈加成熟,在面对灾难时能够迅速进行认知重构,有助于减轻应激源对自身身心健康造成的影响。

1.3性别

与男性人群相比,女性人群更加情绪化,更容易出现各种心理问题,面对突发事件事心理承受能力更差,容易产生焦虑或者恐惧等情绪,灾难事件发生时更容易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

1.4其他因素

双相情感障碍、心境不佳、有强迫症、有精神障碍、性格内向、有神经质倾向等于创伤后应激障碍均存在一定的关联。

2创伤因素分析

2.1地震位置与级别

距离地震中心越近则震感越强烈,地震产生的破坏性越大,对震区人群造成的心理创伤越大,进展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几率也越高。地震级别越高则破坏性越强,灾区受损越严重,灾民受到的创伤越大,更容易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

2.2震时经历

客观经历与主观体验均属于震时经历,其中,客观经历主要包括自身与亲朋好友在地震中是否受伤,是否亲眼目睹他人受伤,是否参与救灾等。主观体验为地震中是否产生焦虑或者恐惧情绪,是否对自身或者亲人生命安全与健康产生担忧心理。地震时亲眼目睹受伤、失望以及所产生的绝望感均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危险因素。

2.3震后困难及损失

震后困难及损失包括灾后重建、接受亲人受伤或死亡以及经济损失等。损失严重的灾民症状震后承受的压力更大,出现压力事件的几率更大,回忆创伤性经历的可能性更高,容易表现出回避及再体验等应激症状,并发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的几率更高。如与未丧失子女的灾民相比,丧失子女的灾民震后出现创伤后应激症状的几率更高。

3创伤后因素分析

3.1灾后重建

震后房屋倒塌,需要进行房屋重建,环境变化、人际关系变更等均可导致新的生活应激来源形成。研究表明,与原址安置区灾民相比,迁址安置区灾民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生几率更高且临床症状更加严重[1]

3.2生活态度

积极的生活态度有助于人们以乐观积极的心态面对现实,能够更快地克服紧张、抑郁以及恐惧等不良情绪,有助于降低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生率。积极的生活态度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病情严重程度呈负相关,心态越好则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越轻微[2]。而消极的生活态度则容易使人们产生更多的负面情感,同时也会导致其对不良事件的敏感性增加,使的创伤性因素持续存在,造成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生率随之升高,消极情感属于震后产生创伤后应激症状的重要危险因素[3]

3.3社会支持

实际社会支持以及领悟社会支持的能力均属于社会支持,良好的社会支持能够使负性生活事件对人们心理健康造成的负面影响得到缓冲。领悟社会支持的能力为个体对社会支持所抱有的期望以及形成的评价,属于对可能获取社会支持所产生的信念,具有较高领悟能力的人能够更快地摆脱不良情绪的影响,从而可使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生率得到有效抑制[4]。具有较强社会支持领悟能力的人群能够使创伤性事件带来的心理创伤得到减轻,同时还能够使个体的应对能力得到增强,有助于使其保持良好的情绪体验。作为个体自社会或者他人中获取的一般或者特定的支持性资源即为实际社会支持,有助于帮助个体应对和处理生活及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难题,积极的心理干预与社会支持有助于减轻个体压力,使其自我康复以及社会适应等功能得到唤醒并促进其心理健康逐渐恢复,从而可降低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生几率[5]。及时、有效且实际的灾后干预有助于使创伤经历对个体产生的不良心理影响得到减轻,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生率随之下降,与心理救助、家园重建以及生活逐渐步入正轨等存在重要关联[6]

结语:

当前,关于地震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相关研究及报道较多,但是诸多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如关于地震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生机制尚不能准确解释,针对某些流行病学的高危因素仍然存在诸多争议等,上述问题可能与种族文化、研究对象、研究时间以及地震时间等存在一定的关联。现阶段,我国关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研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康复治疗与高危因素等方面,关于震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生理学与病理学发病机制研究较少,未来仍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 邓欣童,刘雯,刘璠,等.汶川地震后广元地区创伤后应激障碍调查[J].四川精神卫生,2019,32(2):160-162.

[2]伍新春,王文超,周宵,等.汶川地震8.5年后青少年身心状况研究[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8,34(1):80-89.

[3]罗伦,张燕,袁茵.汶川地震伤员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危险因素及其对生活质量的影响[J].中国社会医学杂志,2020,37(4):378-381.

[4]杨婷,阮冶,高长青,等.地震受灾人群创伤后应激障碍危险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20,34(3):166-169.

[5]方若蛟,曹成琦,李根,等.汶川地震5年半后幸存者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调查:基于DSM-5的诊断标准[J].心理与行为研究,2019,17(1):107-113.

[6]王文超,伍新春,周宵.青少年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创伤后成长的状况与影响因素[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51-63.


项目名称:“芦山4.20”地震6年后雅安地区PTSD的发生率及生存质量研究
项目编号:19PJ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