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变革的就业市场反应：以“新就业形态”为例

戴智博

摘要：本研究分析了技术变革与就业市场的重要事实，从中提取关键变量，构建劳动力需求、劳动力供给、就业市场、劳动关系、政府的理论框架，尝试给出新就业形态下就业市场发展的四条趋势性结论：（1）新的技术变革是资本偏向型和人力资本偏向型；（2）新就业形态增加就业，也会扩大收入极化；（3）就业会不平衡发展；（4）目前中国的规模效应尚未显现。新就业形态处于发展初期，需要研究者更多的尝试。

关键词  新就业形态 技术变革 就业市场 规模效应

一、引言

随着互联网、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广泛应用，世界各国提出将新技术与就业市场相结合，发展“新就业形态”，我国也于2015年党代会和2016年两会正式提出这一政策概念。学界掀起一波研究热潮。现有文献从现实角度对新就业形态进行描述、归纳、总结，将其定义为“依靠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改造就业市场的新形态”，认为其有“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的特点，从新形态的劳动关系提取出“平台化”、“去雇主化”、“碎片化”、“自由化”等特征，尝试将新形态的就业者划分为“创业式”、“自由职业者”、 “多重职业者”、“部分他雇型职业者”[1]，或是区分为“创客”、“威客”、“对客”、“圈客”、“兼客”[2]，抑或是按典型特征分为“去雇主化”、“多雇主化”、“标准劳动关系下劳动方式的新型化”[3]，区分标准比较混乱，其原因在于对新技术背景下的就业形势理解不透彻、不深刻。

本文中，笔者拟将视野放到技术变革的历史中，梳理世界与重要国家技术进步的历程以及劳动力市场变化的事实，从事实里筛选关键变量，试图利用完整的理论框架推演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机理，并结合此次技术的独特性，区分新就业形态与过去发生的就业市场变化的差异。

二、一些事实

2.1 世界的技术变革

技术与生产方式密切相关，历次的技术变革都以生产进步为重要标志。从以采集为主的史前时代，到以种植、畜牧业为代表的农耕时代，再到三次工业革命以及刚冒出苗头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人类生产方式不断变革却一脉相承。

近代经济史以第一次工业革命为标志。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是机械化生产与工厂生产体系。1765年瓦特想到了改良蒸汽机的方法，由此开启了“蒸汽时代”。随着工业化在思想观念上的变化，工业主导的经济社会形成了[4]。

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在美国与德国，其成果是发现了高效的能源并建立了配套的基础设施。1882年9月4日下午3点，爱迪生在金融家摩根的办公室里打开了电灯，这是最早使用电力设备的事实。电能这种能源用途极广，能量强大，在特斯拉的交流电运输技术击败直流电运输后得到远距离运输。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方兴未艾的，它的前中期成果得到普及，最新成果层出不穷。这次技术迭代是人对认知能力的延展，首要的就是信息接受处理能力。1937年图灵提出的“图灵机”概念与十多年后冯·诺依曼对其的改进使他们共同成为“计算机之父”。1947年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团队研制出第一个固态晶体管，开启了微型化之路。1976年乔布斯推出第一台个人计算机AppleⅡ，1981年IBM推出载有比尔·盖茨授权的DOS软件的PC机。1991年万维网出现，标志着互联网的诞生。2007年，第一款面向个人用户的智能手机iPhone上市，移动互联网出现。如今技术的历史还在谱写，高歌猛进。

2.2 各国的技术革新与就业市场

在18世纪，英国棉纺织业率先开展机械化运动并建立了工厂制度，其他工业部门也达到了相当先进的水平。传统的工匠作坊生产形式逐渐被取代，固定资本规模愈发庞大。城市化加快脚步，农村、国外人口大规模流入。扩张性的商船队及支持他的金融机构为英国奠定了贸易优势，1851年举行的水晶宫博览会也让欧洲各国见识了英国工业的力量，对其效仿。新技术逐步从英国扩散至欧洲。19世纪30至40年代欧洲国家的工业化进入高潮。19世纪后期，美国出现了利用动力性质的改变，蒸汽、水力多用于发电，此外钢的改进、化学工业出现、发明汽车等共同推动了第二波工业浪潮。在经历了两次世界性战争后的人们又将目光瞄向新的技术进步，信息革命出现。这次革命更多依靠科学家与实验室，创新机构的重视与扩张是这时期的特征并持续至今。半导体、集成电路让计算机的构想成为可能，1971年英特尔公司将微型处理器商业化，这开启了新技术的扩散，1978—1993年是美国“计算化”的时代，并逐步扩散至包括欧洲、亚洲在内的全世界。中国工业化进程相对世界起步较晚，虽然从1861年洋务运动引进机器与工厂制度，但政治和社会环境并未支持工业顺畅发展，直到1956年确定“一化三改”总路线才正式开启工业化之程。在第三次浪潮中中国顺应潮流，在计算机等信息产业中均位居世界前列，并在尖端技术方面占有一席之地。

在工业革命初期，没有一个一体化的国内劳动力市场，即使后期可能形成，它也没有顺畅的发生作用，分割的劳动力市场总是存在，这就造成其多样性与各种差异。18世纪，英国北部地区工资超过南部农村和西部地区，90年代苏格兰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比率高达3:1.。工业部门扩张伴随着劳动力的变化，如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旧工艺的破坏和一支完全同质的工人队伍的产生、妇女和儿童就业的不断增加、兼职工人向全职工人的转变、从家庭作坊向工业工厂的变化等。一般来说技术熟练工人工资较高，而且他们的地位也较高，但工业化摧毁了这种就业传统，它将劳动力转变为毫无差别的无产阶级，技能与社会地位同时衰落。人口的快速增长带来了“充裕的”劳动力供给，这种增长方便了劳动力转换工作，这为工业变革所需要。除去经济危机时期，长期的失业没有明显的记载，农村劳动力移出少部分人会大大增加工业就业人数。劳动力的短缺只存在于短期和局部，可以通过增加报酬来解决。

美国的《独立宣言》作为“美国梦”的根基，两百年来支持着劳动者与企业主的流入。“罗斯福新政”时期是劳资关系的剧变期，政府从联邦层次和州层次采取多种手段进行干预，工人的工时、工资、生活水平、健康、社会保障等获得法律支持[6]。中国的工业化伴随着前期的计划体制及后来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政府指导和调控市场，劳动力流动是政府自觉的而非劳动者自发，1961年中央政府的精减政策动员城镇过剩人口上山下乡，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后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人数逐年累积，1984、1985年乡镇企业每年新增2000万人就业，1992年后“民工潮”达到高潮，2010年前后“民工荒”现象普遍出现。就业市场供过于求的人口红利式微，就业岗位增加势头逐渐赶上并超过劳动者，不同技能的行业劳动资源不平衡。完善的教育基础设施与高平均教育年限建立了中国的高素质劳动力队伍，人力资本逐步累积[7]。

2.3 最新的技术变化

互联网、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技术是生产技术的最新变革，其中人工智能带来的变革又被学者称为“第四次工业革命”，这次变革的特征是智能化，即机器自我学习，目前拥有更强的自动化生产功能。2015年两会上，李克强总理正式提出“互联网+传统行业”行动，依靠移动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升级生产技术。2021年两会将“数字化”作为十四五规划的重要目标提出，并强调“迎接数字时代，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人工智能目前只应用于中高端产业与科研事业，并未广泛使用。

三、一种理论分析

3.1 劳动力需求

按照萨伊的看法，技术通过劳动力需求影响劳动者队伍。新的生产技术首先通过改变生产方式来影响劳动力市场，一项新技术能否成为未来经济社会的一部分，首先要通过企业生产的考察。当这项技术确实提高了生产效率并被确认为可推广时，企业的生产决策就会调整。按照技术的偏向，可将技术变革区分为劳动偏向型、资本偏向型、人力资本偏向型，每种技术变革所造成的影响各异[8]。

（1）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使得企业在相同生产力条件下增加劳动需求而少使用资本，比如优化分工或流水线来处理复杂的工序，边际产品提高，企业选择扩招直到边际产品下降至与工资齐平。

（2）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使企业在相同生产力条件下多使用资本而少雇佣劳动者、女工替代男工、减少工时，比如对英国对纺纱机的改进造成棉纺织业一些女工的失业，这种失业被称为“技术性失业”，马克思将这些失业人口命名为“相对过剩人口”，他们失业后成为“产业后备军”。但是企业并不会满足于现有规模，他们选择扩大生产规模、增加产量，这时对资本和劳动力的需求同时增加，尤其是变革创造的新岗位会释放大量生产力，形成与替代效应相抵的规模效应。对于经济体来说就业数量最终是增加的，但具体的就业数量变化、形势变换时长不确定，存在行业、地区的差异，这取决于技术的替代性与规模扩张的相对力量。由于规模扩张滞后于生产决策，失业效应先于扩大就业出现，追溯原因是消费对生产的滞后。

（3）人力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使得企业增加高人力资本劳动者的需求，雇佣高素质劳动者或对员工进行再培训，造成劳动者队伍的分化，比如编程语言简易化后企业对求职者技能要求从“掌握office办公软件”提升为“掌握Java、Python者优先”。

3.2 劳动力供给

应对技术变革后劳动需求方的新要求，一部分劳动者远离新技术的不确定性，留在传统行业。其他积极适应新变化的劳动者面对不同类型的技术变革又有不同的决策。（1）企业接受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时，劳动者纷纷涌入（2）企业接受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时可分为两种情况：替代效应主导时，劳动者减少工作时长，失业寻找新工作或是暂时退出劳动者队伍；规模效应主导时与之相反。（3）企业接受人力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时，低技能劳动者选择从事低端岗位，或是通过岗位培训、继续教育等方式晋身高技能队伍。

此次以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为标志的新技术同时提升资本与人力资本生产效率，即它是资本和人力资本双重偏向的。相比前三次工业革命造成的劳动者“去技能化”趋势，此次变革重视劳动者自身的素质，进而倡导构建人力资本投资体系、形成终身学习劳动观念、培养社会情感能力[9]。

3.3 就业市场

技术变革对就业数量、质量以及工资水平的影响取决于劳动力需求和供给关系的调整，影响劳动力供求的因素繁多，结果各异。劳动者一般可看作大量、同质的，并且国内新技术扩散很快，假设扩散成本不计。新技术是资本与人力资本复合偏向，按照资本偏向的两种效应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1）替代效应主导，行业呈劳动力过剩态势，就业数量和质量减少，工资水平降低，部分劳动力退出就业，这尤其冲击了低技能劳动力。这就是熊彼特创新理论中的毁灭效应（2）规模效应主导，行业劳动力短缺，就业量增加并产生新的岗位，工资水平上升，其他行业、产业劳动力涌进，同时倾向高技能就业者，即创造就业过程。

总体来说，此次新技术变革的两种偏向对就业和工资的总体影响因国家、地区、行业等因素不确定，但从各国的历史事实中能看到，新的技术进步长期会增加就业数量和质量，对高技能劳动者更有利，加大收入极化现象[10]，减少第一产业并增加二、三产业就业人数[11]，职业技能新旧交替，对劳动者素质有更高的需求。有研究显示，中国目前的规模效应尚未完全显现，劳动者素质仍有待提升。[12][13]

3.4 劳动关系

新就业形态展现的新型劳动关系与工业革命后的劳动关系形态有很大不同。工业革命以来工厂制度代替了工坊制度，原本以小作坊为生产单位的小规模生产组织扩大为大工厂组织，个人性在工厂中被淹没了，工人沦为生产线上的低端操作者，马克思批判工厂制度“异化”了人，打破了人的完整性。工人越来越远离产品的生产全貌。如今技术愈发复杂，这要求新背景下的工人需要重拾起对复杂技能的学习能力，梳理终身学习的理念。尽管个人离产品的全貌更遥远了，但个性在新就业中重新被重视起来，人本主义管理、企业文化职能成为管理者的必备技能。

这种个性的增强与信息的共享带来了新经济形态，“零工经济”、“共享经济”、“平台经济”出现，劳动者更愿意灵活安排工作时间，从事自由职业者、多重职业者的趋势加强。信息的爆炸式增加使得对技能的“租赁”成为可能，比如通过代驾的个人介绍、下单次数、用户评价等信息就可以判断驾驶员的资质，从而做到共享驾驶技能。平台根据数据提供推荐的服务加快了产品匹配的效率，精准推荐、人职匹配、视频面试、空中双选等新人力资源技术加快了劳动关系的建立[14]。新就业下松散的劳动关系也是不同于过去的。一方面劳动者与企业通过网络签署劳动协议，职业自由减少了劳动者对企业的依赖，另一方面企业对劳动者的监管减少，从固定工作场所到线上工作，这些原因造就了新型劳动关系的扁平化、网络化、虚拟化[15]。

3.5 政府

在就业市场方面，政府应继续发挥“看得见的手”职能，维持市场制度环境稳定，稳字当头，用宏观调控弥补市场缺陷，控制收入两极分化现象，发挥托底功能。在劳动关系方面，政府应保持第三方的调解地位，按照三方协商机制处理劳动争议，从法律角度维护工人合法利益。面对新技术的变革，政府应坚持原则，在私法方面重申意思自治核心地位，公法的制度设计始终以人权保护为中心。政府法律法规滞后于技术变革，在处理新就业争议时按照经典案例，逐步确立新的规章制度.

四、结语

本文对技术变革的重要事实进行梳理，抽取关键变量尝试给出理论上的解释，得到如下结论：（1）新的技术变革是资本偏向型和人力资本偏向型；（2）新就业形态会增加就业、改善工作环境，也会扩大收入分化；（3）不同地区、行业以及城乡的就业情况有不平衡发展的趋势；（4）目前中国的规模效应尚未显现。本文将“新就业形态”这一政策概念放入技术变革的历史中，希望通过对比事实找到共同点，正确预测就业市场发展态势，得到可靠的结论。本研究尚有不足之处，细节关注的仍不够，内容不够精炼，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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