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城中村改造问题研究

王少潇

摘要：城中村问题一直是广州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重要问题之一。如何改造和建设意味着城市发展的困难和复杂的社会价值取向。政府的野心，开发商野蛮的经济掠夺，村民在日常空间日渐疏远中的不安博弈，让广州城市发展的脚步略显犹疑。本文试图梳理广州市城中村形成的历史成因，分析改造困境，总结现有城中村改造模式，通过进一步的研究与反思，以求得为后续广州“城中村”的改造提供一些有意义的参考。

关键词：城中村 改造模式 日常空间 意义价值

一、引言

城中村问题已经成为广州城市发展的现实障碍。一方面，建设无序，环境恶劣，交通紊乱，治安混乱，又不纳入城市管理，逆行现代化城市的发展；另一方面，在不同程度上保留着悠久的乡村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态风俗，延续着中国农耕与鱼耕的文化传统，同时以一种被动姿态为当代城市发展提供强大支持。

当城市趋于索然无味的“千城一面”，不受待见的城中村，是否因其独特的社区认同与面貌得到新的启迪与重视？面对城中村这个矛盾体，我们要考虑如何与城市融合，而不是将其完全拆除，丢失城市的独特性。

二、城中村，广州城的时代印记

2.1 城中村问题的产生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发展在经济建设的领导背景下，呈现出井喷式的扩张模式。在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城市飞速扩张，逐步形成郊区化和分散化的特点，原有村落被急剧膨胀的城市包围，发展成“城中村”的格局。在尚未完善的体制和政策下，无序的建设和发展致使被纳入城市用地的村落无法适应城市经济发展与建设体系，没能实现彻底的城市转型。“城中村”在复杂的城市改革与城市化进程中浮现诸多发展难题，这种城乡二元结构的地域实体，是农村-城市转型的不完全产物，也是城市与社会发展的巨大阻碍。

2.2 城中村改造的难度和困境

2.2.1 “城中村”自身现状复杂、规模庞大

城中村的历史是广州现代史上重要的一章。随着“东进、南拓、西联、北优、中调”战略规划的不断实施，广州城市空间迅速扩张。现城中村总量已达138个，占地面积可达105平方公里，人口总量已超300万人。分布之广，数量之多，形态结构之复杂都是难以估量的，“村中村”改造难度之大更是显而易见。除去“城中村”自身因素，其他因素也加剧了改造难度。

2.2.2不同主体利益协调困难

城中村改造不但涉及到人民群众的既得利益，也涉及到城市财政承受能力，土地增值的巨大诱惑力带来的利益分配难题愈发明显。城中村良好的市场区位使得村民认识到控制土地的重要性，丰厚的土地收益让村民对拆迁存有极高的期望值，国家、集体与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博弈，让改造之路频频受阻。加之资金筹集难度大，大大减缓了城中村的改造进程。（图1）

图1:城中村改造的利益关系格局

（图片来源：笔者自绘）

2.2.3 政策限制加剧改造难度

广州市政府一直怀有让广州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的野心，因此希望通过城中村的改造释放城市发展进程中市中心日渐匮乏的土地资源，实现其宏伟的世界级城市愿景。然而，改造规划政策的限制让政府的野心一再受阻，严格的容积率控制和土地的农转用限制使得开发缺乏经济可行性，也与土地使用和城市发展的客观需要不相符合。

2.2.4 拆迁工作推进困难

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拆迁工作是最难以控制的因素之一，政府、开发商与居民的利益冲突常常迫使改造陷入停滞状态，并消耗大量人力、时间与经济成本。目前，广州多条城中村改造实施中，除了猎德村实施了回迁安置外，许多改造仍处停滞状态，而拆迁工作推进困难正是其重要原因。

2.3 城中村改造的迫切性

城市发展初期，村落建设并不属于规划范畴，自身发展具有明显的自发性。非法用地和非法建设问题严重，不仅影响到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也存在卫生安全不达标、基础设施严重匮乏的问题，成为城市管理难以介入的死角，与现有城市环境格格不入。此外，随着居住人口结构的多元化，城中村也成为许多文化程度较低、中低收入外来人口的重要聚居地，犯罪事件也时有发生。由此产生的社会负面影响都让城中村的改造迫在眉睫，这对于实现土地集约、经济增益、改善城市规划、提升城市整体面貌和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三、广州城中村改造模式研究

所有制问题以及土地问题都让广州城中村的改造变得极为困难。村民的归属问题、就业问题、公共资源的再分配以及租赁经济中的利益平衡等问题，给改造带来了许多困难。

目前，广州市的“城中村”改造模式主要为政府减少干预，不进行直接投资与商品开发，采用集体经济和村民私人资金的投入进行改造和建设。在政府无力承担如此巨大的投资，而开发商信奉利益至上的前提下，这无疑是不得已且明智的选择。此外，政府还实行了“四项转制”，即城市建成区内的“城中村”农民转为居民；村委会转为居委会；原农民使用并所有的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村民宅基地房屋权属转为城镇房地产权属；原村委会管理的集体经济转为集体发人股东和个人股东共同持股的股份公司，将原农村管理纳入城市一体化管理，并逐步把市政、环卫、供电、供气及治安等纳入城市管理范畴。

3.1 原位改造，居住区安居模式

“两个原则”和“四项改制”兼具前瞻性，异地新建容易引发一系列问题，“原位改造”仍是较为明智的选择，即在政府部门主导下城中村居民完成自建改造，达成原住区的安居改造，这不但可以解决村民的住房需求，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村民因失去原村落区位经济优势而产生的抵制情绪。广州市的石牌村、龙洞村正是这一改造模式的产物。石牌村的安居工程在改善居民居住环境、提高居住环境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了村民的思想观念。

3.2 保持古村落秩序，开发旅游商业模式

具有文化价值与历史意义的古村落，应当留存独特的地域文脉，保护城市景观的丰富性，以及文化的多样性和包容性。以猎德村为例，猎德村位于广州市天河区的珠江新城中央商务区，是一个流传有千年历史、极富岭南水乡特色的古村落。为让文化延续，规划院对猎德村的更新规划采取了如下策略：首先，猎德村的更新规划采用多高层结合的方式，借助沿江良好的景色资源，将自然环境引入居住区内部，真正意义上解决居民回迁问题（图2）。再者，为了保留古村落的灵魂精髓，结合村落祠堂和原有池塘规划了中心公园，形成村落的景观绿线，留住了村庄文化的视觉标识（图3）。此外，猎德村还植入了农村市场，以出售旅游商品，布置民间工艺品、画廊为主要经营手段。

猎德村是广州市第一个引入房地产开发商参与城中村改造的典型案例。虽在与经济利益抗衡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困难，但在文化价值的保留上仍有可圈之处。

   

图2: 猎德村村民安置房              图3:猎德村改造方案

（图片来源：笔者自摄）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四、城中村改造模式的反思——设计日常空间

城中村传统的街区结构，适宜的村镇尺度，传统的街巷生活，都是广州城活力不竭的源泉。新与旧，表与里，都是城市空间的存续，内接、骑楼、竹筒屋……这个承载着邻里亲善的日常空间无疑是城市最宝贵的历史财富，也是村民不愿泯灭的记忆载体。这也使得旧城改造模式的价值得以凸显，当历史与风情留存，当基础设施完善，历史悠久的村落也就有了开发城市旅游的基础。城中村，在某种程度而言，是记载广州城市变迁的活化石，历史情节、乡土民风都是这座城市割舍不掉的情怀，是城市独一无二的魅力所在，也是村民社区认同感重塑中无法回避的重要环节。经济并不是城市发展的唯一要素，城市的丰富肌理、多元文化，村民的日常空间，人际维系都是城市生命的养料，城中村的改造不可弃历史与文化而不顾，这是对城市野蛮而不明智的巨大伤害。

城市发展是一个不可简单逆转的过程，前进是必然，经济发展也是民之所向，不可否认，政府和规划部门在城中村改造进程中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然而，一个“伟大”的城市不全是市政府规划和控制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这个为人称颂的“伟大”也归因于城市的活力，城市的意义，以及城市的可亲近性，这种城市品质的最有效评判标准来源于使用者的体验与反馈。城市更新在保证经济效益的同时，不可忽视居民对日常空间的期许，凯文·林奇曾说“未来的环境是一个开放的环境，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参与和行动，这对我们的目标至关重要。”

对于 “城中村”改造模式，已有的社区归属感，令人愉快的场所文化，本地与外来者的使用权利，这些考虑到具体使用者日常空间的设计，让城市不再是一个冰冷的金钱砌筑物，而变成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灵魂的恒久存在。

结论:

总体而言，城市发展与“城中村”的现实状况存在巨大差距，市场、经济、所有权等问题都让利益分配矛盾重重，城市设计与日常需求也存在严重的摩擦。“城中村”的改造、城市的发展是一个多元拼贴式的过程，利益不是唯一的权衡主题，“城中村”的改造应该更积极、更主动地贴近当地民众，推进公众参与，在各方利益中达到较好的平衡，让其成为一个完善且可亲近的空间，保留本土文化的认同感，让居民在有别于过去传统的生活方式之中还能感受到家的归属与温存。

参考文献:

[1]孙立．中国城中村现状及其人居环境整治[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3

[2][美]凯文·林奇.城市意象,方益萍,等译[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3]魏立华,闫小培.“城中村”:存续前提下的转型——兼论“城中村”改造的可行性模式[J].城市规划，2005

[4]郭谦,吴昊潼.广州城中村改造的问题和改造可行性模式研究[J].四川建筑科学研究,2007

[5]詹美旭.城中村改造经验、困局与对策研究——以广州为例[J].中国城市规划年会,2012

[6]徐跃.广州城中村改造的制度创新与完善——基于“猎德模式”的分析[J].广东农业科学,2013

[7]闫小培,魏立华,周锐波.快速城市化地区城乡关系协调研究——以广州“城中村”改造为例[J].城市规划,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