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克劳与墨菲的话语领导权

黄晓宁

摘要：在拉克劳与墨菲的话语领导权理论中，对“本质主义”的解构是其理论形成的背景，“话语”是其领导权理论的立论基础，“接合”与“对抗”是其领导权得以运行的关键，话语领导权的结果便是政治认同。该理论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当代发展，另一方面太过依赖“话语”也使得该理论脱离了社会实际，最终沦为一种幻想。

关键词：本质主义、话语、领导权、政治认同

一、话语领导权理论的形成背景：解构“本质主义”

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由工业社会转向后工业社会的进程加快，传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劳动分化和专门化具有较强的政治色彩。因此，拉克劳和墨菲（以下简称拉墨）认为，“经济政治化”的时代已经到来，经济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作为独立于人类活动还能进行自我调节的客观现象了。政治也应当成为一种独立意义上自我建构的活动。“经济基础的决定性而引发的在社会领域中的必然性逻辑应当被颠覆”[1]。因此，“必须破除经济决定论这个“最后堡垒”,对其进行最后的再质疑”。[1]

除此之外，在“经济还原主义”框架下的阶级观念，也是拉墨二人着重批判的。阶级之所以可以称之为阶级，原因就在于其是建立在客观利益基础上的一个集团，一旦有了共同的客观利益，基于共同利益的那些人，就会形成一种统一的力量。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是由经济要素来决定的，没有共同利益的达成也就没有阶级的出现。而在拉墨看来，虽然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确实在逐步提高，可是随之而来的是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革命热情的持续低迷和西方新社会运动的不断兴起。这些都在进一步证明，阶级的主体、身份、立场等已经趋向多样化，已经不再像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表述的“阶级斗争围绕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单一的、统一的主体展开”。拉墨二人自豪的说到：“阶级斗争的古战场硝烟散尽，以往的差异和对立在开放时代自由思想交流的浪花里无影无踪”[1]。“只存在单一身份且固定不变”的阶级还原论主义的观点已经过时，只有打破意识形态与其阶级归属间的直接对应关系，才能创造性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如果说对“还原主义”的拒斥只是一个开始的话，那么二者对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重构可以视作其理论的真正发端。

“安东尼奥·葛兰西已经成为霸权概念的同义词”[2]。拉墨二人的理论中，领导权（hegemony）一词频繁出现，他们认为只有葛兰西激活了马克思主义，坚持了马克思理论发展的延续性，打开了社会客观性的历史必然性的缺口，展现了偶然性逻辑，体现了主体斗争的价值和意义。也只有葛兰西在狱中的著作——《狱中札记》可以被看到是一个新的出发点，“他（葛兰西）在著述中提到的阵地战、历史集团、集体意志等，是我们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中进行思考的出发点”[1]。因此，要想正确理解拉墨二人的霸权理论，就必须回到葛兰西。

在拉墨看来，葛兰西虽然提出了政治优先性原则，但并不是说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就可以成为解释当下社会新情况的完整理论。其文化领导权理论仍然存在着“本质主义”的残余。“其一，他所坚持的领导权主体必须在基本阶级的平台上加以建构；其二，他所假定的，除了有组织危机构造的暂时时间外，每一个社会形态都只能围绕单一的领导权中心来建构自身”[3]。在这里，工人阶级夺取霸权的失败只不过是因为资产阶级对霸权进行了重构。这样，阶级霸权不再是多元因素共同斗争的结果，霸权终于还是没有脱离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阶级归属性，霸权的取得仍然与最基本的经济性阶级相适应，具有经济本体论的倾向。如果不放弃阶级斗争的分析框架，那么霸权解构终究还是无法完成。因此，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仍然需要置换和重新解读。一旦超越葛兰西霸权理论中的这两点，摆脱最后的本质主义，就可以为左派理论家们分析当代世界社会现象提供理论资源。

二、话语领导权理论的理论基础：话语

拉墨所说的“话语”，会让我们不由自主联系到福柯所指的“话语”，虽然二者在英文中使用的是同一个单词（discourse），但是具体所指却有很大差距。在福柯的语境中，话语其实指的是话语规则，话语的重要作用体现在将分散系统中的不规则进行规则化，这样，话语就被限定在一个系统中，最终目的也转变为为了达到统一所采取的手段，差异系统丧失了差异性而逐渐趋同。而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话语应该是结构性差异总体，话语代表着差异而不是统一，其始终处于不完满的运动和变化中，也永远不能使社会整体规则运转。拉墨二人所指的“话语”很大程度上承袭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更多的指代一种由社会构造的关系系统。

至于话语本身，我们不能简单的理解为话语只是一种言语系统。对此，拉墨二人也通过举例球类物体来说明话语的非言语性，他们提到，虽然一个人在球场上踢球和在足球比赛中踢球是同一个物理事实，但是它们代表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只有当足球与其他对象建立起足球比赛的关系系统，并且这个关系是由社会构建的，并不是由它本身存在的物质性赋予，这种关系显然就是话语。只有在这种情况下，足球才是足球，否则，它只是一个投射物。在此，话语也拥有了更多的内涵，它不再是只表示语言本身，不在仅仅指语言学概念，很大程度上他是语言和行动的集合，“是构成任何可能行动的必要维度”

[1]。而行动实际上就是实践活动。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用实践来理解话语这个概念，行动实际上是内含于话语中的，话语事实上和实践是同义的。一旦话语和实践具有同等意义，那么就消解了传统的还原主义观点，在话语系统中，是话语决定了客体存在，而不是客体决定话语存在。如果话语是一切事物的基础，可能会导致一种唯心主义的立场，拉墨对此也有解释，二者指出，他们的话语并不是要否定除了话语以外的客观事物的存在，只是说，话语之外的客观事物变得毫无意义，只有当客体进入到话语系统中，为话语所构建，这样子的客体才具有现实意义。但是其中没有提到的客观存在物，他也可能是话语对象，因为话语不仅仅是言语部分还包括行动部分，一旦这类客观事物纳入到行动范畴中，它仍然会在行动系统中成为话语对象。如此，在破解了唯心主义的尴尬境地之后，话语终于不用仅仅局限于日常语言学派中“言语”，或者说话语终于不再局限于仅仅在对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意义进行分析的理论层面上。所有事物都可以纳入到话语中，话语承担了更多的任务和使命，超越了传统哲学的解释模式，包括理论，更包括实践。话语将“表达一种全新的构造概念”[1]。

因此，社会也会成为话语构建的产物，没有话语就没有社会。一旦包括了语言和行动，其将会成为一个社会实践过程，社会一旦由话语建构，那么它将会呈现出开放性和偶然性的特征。“社会不是更多的依赖终极理性，而是以共同群体的建构为基础”[1]。社会的建构将表现为社会的话语建构，社会中的一切事物包括社会本身，社会关系等等，都是由话语的链接建构而成，社会不再成为唯一中心，具有了多元性和非决定性的特点。“只有在此基础之上，一种新的政治想象才可能被建构”。社会已被肢解，社会中的阶级主体当然也已经碎片化和被分解，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政治立场开始出现。话语将这些不同碎片有效整合，形成统一社会意志（话语领导权），由于“话语”具有灵活性不够、太过漂浮和空洞且难以结合现实社会的特点，因此，拉墨二人选择了“领导权”作为话语的承载者或者运行方式。赋予了其现实的政治意义，同时也更加契合二者希望变革政治现实的美好愿望。

三、话语领导权的运作：“接合”与“对抗”

面对当今社会出现的新情况和新现象，话语领导权理论理应重新阐发。如何将分散社会中的诸多话语统一起来？自然离不开“接合”。拉墨二人所指的“接合”首先是一种去除了本质主义且带有强烈偶然性色彩的“接合”。霍尔对于接合的阐述是：“接合就是象铰链卡车那样，车前体和车后体是可以连接的，但它并不是前后体固定连接在一起的卡车，前后体的两个构件是可以拆开的。”；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中，拉墨通过对“要素”、“因素”的定义说明了接合凸显的情境性和偶然性逻辑，“不同立场只要在话语中被接合起来，它就是要素，反之，如果没有被话语接合的不同立场就可以称为因素”[1]。在这其中，因素和要素是可以转化的，转化的关键在于接合是否在场。因素只有被接合起来它才能被称之为要素，一旦这种接合消失不见，它将会立刻从要素转化为因素。在其对“要素”、“因素”的定义下，还有两个关键性词汇被提及，这就是“话语”和“接合”。关于“话语”和“接合”，拉墨二人是这样定义的：“任何建立要素之间关系的实践就是接合”、“那些要素的同一性被规定为连接实践的结果”而灵动全的获得实际上就是要素统一性的达成。而接合无非就是将不同的话语暂时连接在一起，在各种不同的要素中建立某种统一性的关联。当话语通过连接实践而被不同的主体认可和接受时，领导权即建立。墨菲在其《政治的回归》中也提到，“一个成功的霸权就意味着一段时期内的相对稳定，也意味着制造出一种被广泛共享的“一般意义””[4]。

那么，如何将不同立场有效接合进而建立领导权，拉墨认为关键在于“对抗”。“只有对抗力量的存在以及它们的分界线的不稳定”才是话语系统可以形成领导权的关键。而它发挥作用的方式则需要通过差异逻辑和等同逻辑的双重逻辑作用才能展现。“差异逻辑”就指的是社会遵循分散逻辑，政治会出现清晰的边界且具有空间复杂性，不同立场的政治主体认可不同；而“等同逻辑”则表明，政治清晰的边界将会暂时消失，社会分散下的诸多要素将达到暂时统一。“等同逻辑和差异逻辑”的关系，也可以看作是对“对立和统一”的后现代性置换。但其不同于“对立”与“矛盾”。“对立”更多的强调的是客体的冲突和对峙；“矛盾”则是概念化的客体双方之间的关系。而“对抗”则会显得更加温和，它更多的指的是客体的“半身份”状态，是一种外在构成，更多的表示两个没有最终定性的对象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客体是否存在其实是不确定的，这样，对抗就和话语一样，也存在着多元性、偶然性、异质性的特点；而“同一”会显得过于绝对，“等同”只是暂时的将事物看作相同，只是一种象征，没有实在性的内涵和意义。始终处于未完成和不稳定的状态，哪里有认同，哪里就有对抗，对抗和错位导致原来的结构越来越不稳定，话语的要素与因素不断转化，此前的话语结构会崩塌，进而促使着新的话语系统和

领导权的形成。

因此，领导权的实现过程实际上就是通过运用等同逻辑，颠覆原先领导权，在对抗中达到一定程度上的平衡和稳定，达成新的统一，如此周而复始，不断颠覆，不断建立。

四、话语接合实践：政治认同

在拉墨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不再使传统意义上的“阶级社会”，政治的本质也不能体现为一种阶级政治，而话语领导权作为新社会政治斗争的主要形式，形成政治认同是其主要目标。政治斗争的实质即是领导权的运作，政治认同的形成即领导权接合实践。

在不同政治立场的多主体运动中，这些有差异的主体之间将会形成某一个主体立场往往会比其他主体立场更具有优势的关系。这个具有优势的主体立场就是拉墨提到的“节点”。而这个节点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对其他主体立场产生影响，领导权实际上就是围绕节点来确定自身意义即形成政治认同。其构建自身的过程中，节点位置具有暂时不变的特征，它在一段时间内的主导地位将会随着新的接合的产生而中断。领导权将紧紧环绕在节点的周围，并通过话语的扩张，使各种因素不断被接合或者反接合到某个话语中，使意义被部分固定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被暂时统一化，形成新的社会价值取向，使被统治者接受和认同领导权现实。

领导权的接合功能展现为一种政治性的建构功能。话语领导权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形成政治认同，认同不是先验之物，不是预先就存在的，只能通过后天的政治斗争才能被建构，被保护和被改变，并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强化。所谓政治认同就是“某一集团将自己的特殊努力普遍化，把特殊的话语体系转变为普遍性的话语体系”[5]。即为主体身份多元化和主体身份多重化的认同建构问题，价值观、信仰和意识形态都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政治认同形成并不代表着主体自主性的消失。相反，每个主体还占据一定的位置，而且这种位置不是固定不动的，它仍然在对抗运动以及节点的共同作用下不断运动和变化。这样也就避免了偶然性总体转变为单一的社会秩序和原则的可能。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工人阶级夺取领导权的逻辑转变为：积极取得其他主体的认可，其中心地位的形成源自于其努力获得或者占据这一位置的结果。位置的占据不再依赖于其他集团被迫承认和先验的接受其特定的位置，随着阶级的解体，中心地位的占据也不再依赖其原有的阶级地位。现代社会政治的主要形式由此转向到一种全新的政治认同上，其多元激进民主规划正是这一逻辑下的产物。

五、结语

拉墨的话语领导权思想是建立在现代社会新情况之下的一种理论，其中，接合不同社会主体可以为我们理解当今社会现状提供新的视角，是对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的尝试。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该霸权理论存在的一些局限性，太过依赖于话语体系将使社会最终变成空洞的“话语政治”，脱离社会现实，只是一种美好愿景。因此，对于拉克劳和墨菲的话语领导权理论，我们应当辩证看待。

参考文献

【1】（英）恩斯特·拉克劳（Einesto Laclau），（英）查特尔·墨菲（Chantal Mouffe）著；尹树广，鉴传今译. 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 走向激进民主政治[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3.05.

【2】付文忠. 新社会运动与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后马克思主义研究[M].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9.

【3】陈炳辉. 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4】墨菲. 政治的回归[M].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5】杨植迪. 拉克劳与墨菲的认同政治思想及其局限[J]. 国外社会科学, 2019, 332(02):34-41.

【6】陈炳辉. 从政治领导权、意识形态领导权到话语领导权——拉克劳、墨菲的领导权理论[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1).

【7】周凡. 葛兰西与"后马克思主义"的生成[J]. 现代哲学, 2008.

【8】张道建. "话语"为何需要"霸权"?"霸权"与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构建[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22(5):85-89.

【9】毕芙蓉. 霸权、话语与政治——论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J]. 哲学动态, 2019, 000(003):46-53.

【10】陈爱娟. 领导权、偶然性逻辑与话语理论——解读拉克劳与墨菲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J]. 科学社会主义, 2013, 000(001):146-148.

作者简介：黄晓宁（1998.10-）女，汉族，山西阳泉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