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经营东北体制论略

陈志刚

【摘要】明初对东北的经营，是基于明朝在与北元的军事对峙中逐渐占据优势的前提下，逐渐取得进展的，主要涉及兀良哈三卫蒙古和女真两大势力，其经营体制包括覆盖东北的卫所体制、覆盖羁縻卫所的封贡体制两层架构、两重内涵，以洪武四年刘益归降建立辽东卫指挥使司为开端，以洪武二十年重兵迫降纳哈出军为重要转折点，其后，明朝乘势巩固了辽东都司，收服兀良哈三卫，并对各地女真展开招抚，顺者封官授职、逆者挥兵挞伐，至洪武末年，明朝的政治影响与军力威慑范围已经覆盖东北全境。但明初对东北各地女真的招抚真正取得重大进展则是在永乐一朝，海西、建州女真各部持续归附入贡促成了永乐七年奴儿干都司的设立；反过来，基于辽东都司的支持，奴儿干都司的辖地也在不断扩展，至宣德末，奴儿干都司之下已设立了至少157个卫所，基本覆盖三卫蒙古与东北全境各部女真。羁縻卫所体制与封贡体制二位一体，相互助力，使明初对东北各部羁縻卫所的统御能力由虚入实、逐步强化。虽然明初在东北的经营体制无法实现“守在四夷”的宏大预期，但从明初六十余年的长时段来看，辽东都司与奴儿干都司并立发展，直辖卫所体系与羁縻卫所体系相互援应支撑，对明初削弱北元势力、钳制北方蒙古南下与遏制朝鲜北向扩张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关键词】明初；东北；蒙古；女真；卫所体制；封贡体制

【作者简介】陈志刚，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辽宁  沈阳  110031）。

明初对东北的经营主要涉及三卫蒙古、女真两大势力，并受到来自北方蒙古以及域外高丽（朝鲜）的地缘政治影响，因而明代在东北地区的行政管理体系包括辽东都司、奴儿干都司和兀良哈三卫三个部分，三者的辖地大抵与今日东北之范围相当，其体制实际上包含两个层面的架构：卫所体制与封贡体制，二者相互交叠、互相补充，共同构成明朝经略辽东的统治——控御体系的一体两面。本文拟分卫所体制和封贡体制两个部分对其形成过程略加讨论，错漏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明初在东北卫所体制的建立与完善

元末天下割据，辽东地区主要由元太尉纳哈出率兵负责防守。纳哈出为蒙古大将木华黎之裔孙，元之世臣，领有精兵20余万，称雄辽东，是明军规复辽东的最大阻碍。自洪武三年至洪武二十八年，明朝历时25年最终规复辽东。明太祖之复辽东，实与明军在漠北、西北、西南的战争态势息息相关，且涉及高丽意图北侵、野人女真抵拒诸问题，较为复杂。具体而言，洪武三年九月，明军藉此前多次对故元军队的战胜之威，着手招降辽阳的故元平章刘益，洪武四年二月，刘益以辽阳降，并遣右丞董遵、佥院杨贤奉表献上辽东州郡地图及其兵马钱粮之数，朱元璋特置辽东卫指挥使司，封刘益为指挥同知，令其“固保辽民，以屏卫疆圉”【1】。但不久刘益即被元平章洪保保、马彦翚合谋杀掉，右丞张良佐、左丞商暠擒杀马彦翚，洪保保挟持黄俦投奔纳哈出军营，辽东之众于是推戴张良佐与商暠“权卫事”，张良佐上奏其事，并陈言“本卫地方辽远，僻处海隅，肘腋之间皆为敌境，其元平章高家奴固守辽阳山寨，知院哈剌张屯驻沈阳古城，开元则有丞相也先不花之兵，而金山则有大尉纳哈出之众，彼此相依互为声援，今洪保保逃往其营，必有构兵之衅，乞留朝廷所遣断事吴立镇抚军民。”朱元璋诏以吴立、张良佐、房暠为辽东卫指挥佥事，驻守盖州。【2】七月，朱元璋置定辽都卫指挥使司，以马云、叶旺为都指挥使，吴泉、冯祥为同知，王德为佥事，驻辽阳，“总辖辽东诸卫军马，修治城池以镇边疆”【3】。此为明军进入辽东地区之始。洪武八年，明朝将全国的都卫改为都指挥使司，定辽都卫指挥使司也改为辽东都指挥使司，简称辽东都司，辽东都司治下的人口是以汉族为主体的。

但其后明军主力多在漠北、西北、西南地区与故元军队作战，辽东地区长期陷于明军与纳哈出部的相持对峙状态。在洪武十五年之前的十余年间明军败少胜多，在延安、临洮、河州乃至西番地区逐步取得军事控制权，故元皇室势力在漠北亦屡遭败绩，云南梁王部亦于洪武十五年被击破，上述周边战场态势的转换为明军解决辽东问题创造了条件。洪武十九年，朱元璋开始考虑征伐辽东的纳哈出部。这年八月，他谕令冯胜：“纳哈出据金山，数侵扰辽东，宜于大宁诸边隘分兵置卫以控制之。”同时，他诏令户部：“出内库钞1857500锭，散给北平、山东、山西、河南及迤北府州县，令发民夫20余万，运米123万余石，预送松亭关及大宁、会州、富峪四处，以备军饷，每夫运米一石给钞六锭为其直及道里费。”【4】洪武二十年正月，朱元璋以冯胜为征虏大将军，傅友德、蓝玉为副，率军20万北伐纳哈出，赵庸、王弼、胡海、郭英、商暠、李景隆、邓镇、吴良等将皆从征【5】，三月，冯胜等率师出松亭关，筑大宁、宽河、会州、富峪四城，遂提兵驻于大宁。【6】随后朱元璋再次诏令“山东、北平、河南、山西四布政使司凡运粮赴大宁者免徵其户今年夏税”【7】。五月，冯胜以5万军守大宁，其余15万军趋金山。【8】当时纳哈出所领“将士凡十余万”， 纳哈出最初分兵为三营：一曰榆林深处，一曰养鹅庄，一曰龙安一秃河。后勤保障亦很充分，“辎重富盛、畜牧蕃息、虏主数招之不往”。【9】冯胜进驻金山后，纳哈出派遣属下左丞刘、探马赤参政张德裕随使者张允恭等至冯胜军中，以献马为名觇明军之实力“虏使见大将军师盛，还报纳哈出”，纳哈出始有出降之意。尽管此次纳哈出部归降过程中出现一些意外和插曲，纳哈出部还是降了。同年六月，冯胜将纳哈出所部官属、将校3300余人降送至京师。【10】九月纳哈出以及故元诸王哥列沙、国公观童及故官帖木儿不花等至南京。朱元璋嘉纳哈出对故元之忠，封纳哈出为海西侯，食禄二千石，子孙世袭；“其所部官属悉赐衣服、冠带有差，第其高下，授以指挥、千百户，俾各食其禄而不任事，分隶云南、两广、福建各都司以处之。”【11】朱元璋还赏赐纳哈出及其属下318名官员白金23840两、文绮帛94匹、钞12969锭。【12】同月，朱元璋设立大宁都指挥使司及大宁中、左、右三卫，会州、木榆、新城等卫悉隶之，以周兴、吴汧为都指挥使，调各卫兵21780余人守其城。【13】

同时，鉴于高丽一路向北扩张，占据了大片故元东宁府之地，为避免明朝收复辽东与高丽北进之间发生不必要的军事冲突，明太祖朱元璋也及时多次移咨高丽王，申明中国传统旧疆之所在，勿相侵越。洪武二十年十二月，朱元璋特命户部移咨高丽王辛禑：“铁岭北，东西之地，旧属开元者，辽东统之。铁岭之南，旧属高丽者，本国统之。各正疆境，毋侵越。”【14】洪武二十一年三月，恰逢故元将领拔金完哥率其部属前来归附，为抚安其众，朱元璋特遣指挥佥事李文、高颙前往设立铁岭卫指挥使司，治所设于奉集县。【15】同年四月，因礼部尚书李原名的奏陈，朱元璋再次向高丽王辛禑移咨强调：“高丽地壤旧以鸭绿江为界，从古自为声教。然数被中国累朝征伐者，为其自生衅端也。”现今铁岭卫已经建立，令辛禑约束其军，“毋生衅端”。【16】洪武二十六年四月，又将铁岭卫治所徙于沈阳、开元两界古嚚州之地。

此外，女真各部的招抚问题也受到朱元璋的高度重视。为安置归附女真诸部，洪武二十年在斡朵里设置了三万卫，专门负责女真诸部的招抚事务。明朝于归附建州、海西诸女真广行封荫官职、给予房屋耕具等使其前来安居乐业，脱离故元残余势力的控制。【17】而对于黑龙江流域比较顽固、对明朝有所抵拒的野人女真诸部，朱元璋在招抚无效后最终选择武力征服。洪武二十八年正月，因故元东征元帅府所属野人女真尚未归附，朱元璋又以都指挥使周兴为总兵官，率北平二都司、辽东都司属卫精锐骑兵7000人、步兵1万人，与右军都督佥事宋晟、刘真一同前往剿捕三万卫等处野人女真，上述都司所辖各属卫指挥庄德、景保安、张玉、卢震等悉令从征。【18】同年六月，周兴等率师至开元，闻野人女真首领西阳哈在黑松林，乃派遣庄德领舟师顺脑温江下忽剌温戳卢口，恰好明军步兵亦进至忽剌江，周兴遂分兵为三道，宋晟率指挥钱忠、张玉、卢震军由西北同河至阿阳哈寨；刘真率指挥房宽军由松花江北岸东南戳卢口至蒙古山寨；指挥景诚、朱胜军由中道忽剌温江东北出铜佛寨者迷河、黑松林等处。但因西阳哈早已于二月冰冻封河之时越过松花江，刘真等率兵由斡朵里追至甫答迷旧城，亦不见其踪影，仅俘获女真镇抚官三名、男女650余人、马400余匹而还。【19】这次出征，明军兵锋到达了今哈尔滨、呼兰、海伦、宾县等地，至此，鸭绿江以西，辽河南北和海西女真之地，直至松花江与黑龙江交汇之处，皆已处于明朝的政治管辖或军力威慑范围之下，为后续永乐年间进一步巩固对东北地区的统治打下了一定的基础。【20】

至永乐时期，明朝继续招抚各地女真部族。永乐元年，“遣行人邢枢偕知县张斌往谕奴儿干，至吉烈迷诸部落诏抚之。吉烈迷进女色于枢，枢拒之不受。于是，海西女直、建州女直、野人女直诸酋长悉境来附。”【21】同年十一月，女直野人头目呵哈出（即阿哈出）等来朝，设建州卫军民指挥使司，阿哈出为指挥使，余为千百户所镇抚，赐诰印冠带袭衣及钞币有差。设建州卫经历司署经历一员。【22】同年十二月，忽刺温等处女直野人头目西阳哈、锁失哈等来朝，贡马百三十匹，置尤者卫（原文疑误，应为兀者卫），以西阳哈为指挥使，锁失哈为指挥同知，吉里纳等六人为指挥佥事，余为卫镇抚千户百户所镇抚，赐诰印冠带袭衣及钞币有差。【23】永乐二年二月，忽剌温等处女直野人头目把剌答哈来朝，置奴儿干卫，以把剌嗒哈剌孙等四人为指挥同知，古驴等为千户所镇抚，赐诰□冠带袭衣及钞币有差。【24】同月，兀者卫头目脱脱哈等五十三人来朝，别设兀者左卫，以脱脱哈为指挥同知，未合赤吉等为指挥佥事，余为千百户镇抚，赐诰印冠带袭衣及钞币有差。【25】十月，凡者头目那海、义不扎尼等来朝，设死凡者右卫（原文疑误，应为兀者右卫），以那海为指挥同知；设兀者后卫，以义不扎尼为指挥同知，罗卜滩咩哥毡为指挥佥事，余各授官赐诰印冠带及钞币衣服有差。【26】兀者卫、兀者左卫、兀者右卫、兀者后卫，皆属于北部女真。杨旸等学者指出，忽刺温是明代对海西女真的泛称，兀者即丛林之意，指居住在丛林中的女真人。【27】另据《明史》卷90《兵志》，永乐三年置毛怜卫。鉴于建州、海西女真大量归附，永乐六年，明朝在辽东都司辖地开原、辽阳附近分别设安乐、自在二州，供归附后愿意内迁的女真人集中居住；永乐七年，明朝在奴儿干卫这个冲要之地设立了奴儿干都司，“以东宁卫指挥康旺为都指挥同知，千户王肇舟等为都指挥佥事，统属其众，岁贡海青等物，仍设狗站递送”。【28】永乐十年，建州女真又置建州左卫。建州卫、建州左卫皆为东部女真。

此外，明代东北卫所的建置，还涉及到兀良哈三卫的设置。洪武后期，在明军的长期持续打击下，漠北故元军政力量日益衰落，其北方蒙古各部落逐步分化、整合为兀良哈、鞑靼、瓦剌三部，其中尤以鞑靼、瓦剌势力雄强，兀良哈为三部中力量最弱者。洪武二十二年，当时“兀良哈之众数为鞑靼抄掠，不能安处，乃相率归附，誓守臣节”【29】，于是朱元璋在大宁都指挥使司以北的“兀良哈之地”设置了泰宁、朵颜、福余三卫指挥使司【30】，“以（故元辽王）阿札失里为泰宁卫指挥使，塔宾帖木儿为指挥同知；海撒男答溪为福余卫指挥同知，脱鲁忽察儿为朵颜卫指挥同知，各领所部以安畜牧”【31】。此为明朝招抚、建置三卫属部之始。和田清认为，洪武末年朵颜卫设在屈裂儿河源，靠近朵颜山麓，泰宁卫设在今洮南附近，福余卫设在今齐齐哈尔东边瑚裕尔河附近，后来逐步南迁。【32】而明朝允其入据大宁全境及通贡、互市则当在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以后，“成祖靖难后，因赏兀良哈，乃改封宁王于江西，徙大宁都司于保定，散置营州等卫于顺天境内，而以大宁全地与之，令其每年朝贡者再。三卫每次使各百人，永为属番，往来互市”【33】。兀良哈三卫蒙古最初隶属于大宁都司，永乐元年，大宁都司内迁后，三卫蒙古改隶于辽东都司；永乐七年，奴儿干都司设立之后，兀良哈三卫改隶于奴儿干都司管辖。明人厚遇三卫，期冀其“作藩东镇”，起到“秆（扞）御比虏、率服东夷”的作用。【34】

历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五朝六十余年的经营，明代在东北地区卫所建置基本完成，确立了以辽东都司、奴儿干都司两大都司统领的庞大卫所体系，其中，辽东都司辖境内以汉族人口为主，兼有女真之人居于安乐、自在二州，下辖25个卫及安乐、自在二州；奴儿干都司地域广大，辖境内以女真人为最多，亦包括三卫蒙古人、汉族人等，下辖157个卫所。【35】在隶属关系上，辽东都司隶属于五军都督府下面的左军都督府，奴儿干都司则与乌斯藏都司、朵甘卫都司一样，作为明朝边疆地区羁縻卫所的三个最高军政管理机构直隶于明朝中央政府。奴儿干都司的官员由明朝中央政府指派，其最高官员都指挥使，正二品，官员成分来源有当地的民族首领，也有由辽东都司东宁卫派去的官员。永乐时期，奴儿干都司最早的三位都指挥为康旺、佟答剌哈、王肇州，“间岁相沿领军，比朝贡往还护送，率以为常”。【36】奴儿干都司的官员平时驻在辽东都司，“间岁相沿领军”镇抚巡视羁縻卫所，黑龙江下游地区的卫所更是巡视的重点。在永乐、洪熙、宣德年间，明朝不断派遣朝官和奴儿干都司的官员前往女真地区招谕、巡视。我们熟知的内官亦失哈即是海西女真人，在奴儿干都司建立前后9次受命率领奴儿干都司的官员巡视羁縻卫所，每次招谕、巡视都远至奴儿干地区。【37】奴儿干都司下辖各羁縻卫所的官员则为当时各部的归附者，“官其长，为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官，赐以敕书印记”。【38】

二、明初在东北蒙古、女真卫所地区封贡体制的形成

查阅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7册《元·明时期》可知，东北地区在元代，隶属辽阳行省管辖，东北的南部地区下设大宁路、广宁府路、沈阳路、辽阳路、东宁府，在东北的中北部地区则设有开元路、水达达路。明代设置的兀者诸卫大体应即故元开元路下的兀者，而奴儿干城则为故元征东元帅府所在地。此外，紧邻东北地区西部，故元辽阳行省还下辖今内蒙古的一部分，当时在大宁路一路向北，依次设有宁昌路、泰宁路，这两路辖地皆为蒙古部众居住游牧之地。【39】元代对辽阳行省这种八路一府的行政管辖设计，显然有依托蒙古部众强化对东北治理、统辖的意味。

相比之下，明朝取代元朝以后，在东北的卫所设置则与之略有差异，因为北元力量的长期存在、与明对峙，明蒙之间的斗争始终为明廷长期关注的重点，明代在东北地区辽东都司、奴儿干都司的设立，接管东北、羁縻女真与三卫蒙古的政策背后也蕴含着削弱分化、钳制北方蒙古势力、防止北方蒙古势力东进继续拉拢、纠合女真旧属的意图。为此，明朝政府对东北各地的女真广泛招抚，大量设卫授官，对三卫蒙古也是恩遇有加，长期与三卫蒙古、各地女真推行贡赐贸易与互市贸易，厚往薄来，以固结其心。先说三卫蒙古，永乐帝即位后，“令其每年朝贡者再。三卫每次使各百人，……往来互市”，“其贡：驼、马。其入贡：凡每年圣节、正旦，其入每卫许百人”，“每年朝贡俱从东路喜峰口进”，互市地点则责成保定侯孟善选在广宁、开原水草便宜之处。朱棣允其朝贡、互市之初衷，是期望上述兀良哈三卫“永为属番”。【40】永乐初，三卫蒙古以马鬻于明朝边地，“有司善价易之”之后，来者渐多，永乐四年，朱棣遂于辽东设开原、广宁二处马市，“命千户答纳失里等主之”。【41】再说女真，各地女真在元代绝大多数属开元路、水达达路管辖下的属民，明朝自然是加意笼络。据学者程妮娜统计，因为“有功必赏，来朝必封”，永乐朝22年间，女真各部朝贡共220次。从永乐三年到永乐九年这七年间，每年女真朝贡次数都在两位数以上，永乐四年达到29次。洪熙元年，女真朝贡16次。宣德元年，女真朝贡46次。宣宗在位十年，女真朝贡达150次。【42】互市方面，永乐初设有女真马市、抚顺马市和和广宁马市。女真马市设在开原城东屈换屯，“每岁海西夷人于此买卖”；抚顺马市设在抚顺城东三十里，“建州诸夷人于此买卖交易”；广宁马市设在团山堡，“朵颜、泰宁二卫诸夷于此买卖”。其中，开原城外既有海西女真，又有朵颜三卫之人前来互市，为了便于管理，特地规定，与海西女真的互市在开原城南，与朵颜三卫的互市在开原城东。【43】永乐五年，朱棣敕令镇守辽东保定侯孟善：“缘边鞑靼、女直野人来朝及互市者悉听其便，但禁戢士卒勿扰之。”【44】在频繁、持续、大规模的贡赐贸易、互市贸易的推动下，明朝政府与三卫蒙古、各地女真之间以封授官职、使臣往来、贡赐贸易、互市贸易为表征的封贡关系也大体成型并稳固下来。

三、余论

综上所述，明初对东北的经营看似简单，实则牵涉众多地缘势力，它显然是明蒙战争对峙的直接产物，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明朝钳制北方蒙古南下与遏制朝鲜北向扩张的国策取向。辽东都司与奴儿干都司鼎足而立，直辖卫所体系与羁縻卫所体系互相援应、支撑，同时羁縻卫所又通过封官授职、贡赐贸易、使臣往来、民间互市，与明朝形成一种中央政权——属部式的封贡关系，羁縻卫所体制与属部封贡体制相互叠加、交融，这也是明代经营东北体制配套上的一个重要特色。但明朝在东北的这种经营策略能否实现传统士大夫主张的“守在四夷”的传统预期，则需要依托事实进行具体、动态的评估。事实上，在北有北元军事压力、东有朝鲜伺机而动的地缘格局之下，兀良哈三卫蒙古、东北女真都不是长期稳固安定的，都曾出现问题，但明初政府都很快采取措施动用强力手段快速解决，将其可能带来的军国大患消弭于萌芽状态。以三卫蒙古为例，永乐八年，三卫蒙古“为本雅失里所胁，掠我边卒，又遣苦烈儿等绐云市马，实（为）窥伺”，引起朱棣的震怒，永乐九年，朱棣遣指挥木答哈阿升哥赍敕严斥三卫蒙古头领，令其“即还所掠戍卒，仍纳马三千匹赎前罪”。【45】永乐二十年六月，朱棣第三次北征亲征鞑靼部阿鲁台，阿鲁台远避漠北，明军还师至杀胡原，因此次阿鲁台之犯边地实由兀良哈三卫相助寇乱为之羽翼，“今阿鲁台狼狈远遁，而兀良哈之寇尚在，当还师翦之。”【46】朱棣遂简派步骑兵二万，分五道并进，其后明军与兀良哈数万众遇于屈裂儿河，帝亲率兵击破之，十天之内，明军三战三捷，斩杀甚多，同年8月，明军又设计痛击尾随前来抢夺辎重的三卫部众。兀良哈经过此役受到沉重打击，随后不得不贡马谢罪，双方再次恢复通贡、互市关系。后至宣德三年，兀良哈万余骑再次入寇，宣宗闻讯亲自率军巡边，在宽河一带以三千精锐与入犯的兀良哈部万余人对战，“虏望我军以为戍边之兵，即悉众来战，上命分铁骑为两翼夹击之。上亲射其前锋，三人殪之，两翼飞矢如雨，虏不能胜。继而神机铳叠发，虏人马死者大半，余悉溃走。上以数百骑直前，虏望见黄龙旗，知上亲在也，悉下马罗拜请降。皆缚之，斩其酋渠。驻跸宽河，分命诸将搜山谷捣虏穴。”此战中，朱棣此前收纳、信用之蒙古贵族金忠和吴允诚（故鞑靼平章把都帖木儿，永乐初来归，赐名吴允诚）皆表现出色。【47】但此战后，兀良哈旋即悔罪，与明朝互市如故。综上，明初永乐至宣德年间，三卫蒙古曾与明军三次发生军事冲突，明朝对三卫蒙古不能完全信任、依恃，于此可见一斑。此外，应该看到，明初三卫蒙古与东北各部女真的羁縻卫所力量分散，明朝政府又有意识地广行封授、多封众建，使其互不统属，甚至鼓励女真部众慕化内迁，东北羁縻卫所体系自身的武备力量是比较有限的，毕竟作为直辖卫所体系的辽东都司才是明朝立足东北的根基和主要依赖。甚至在一些明人看来，明朝在开原至松花江女真各部设置100多个卫，从设卫伊始就从未期待女真诸部能发挥“守在四夷”的作用，严从简在其《殊域周咨录》卷25《女直》中记载了一段永乐帝与胡广的相关谈话：“朕非欲并其土地，盖以此辈自昔扰边，至宋岁赂金币，卒为大患。今既来朝，从所欲授一官，量给赐赉，损小费以弥重患，亦不得不然。”言下之意，在永乐帝心中，只要女真诸部自身不生事端，不对明朝进行攻击，明朝的种种羁縻与封授就是值得的。再如，弘治朝的吏科给事中邹文盛也对一些明人主张的以三卫蒙古为藩屏的主张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议者曰：三卫作藩东镇，所以秆（扞）御北虏、率服东夷，即有侵犯，不优假以羁縻之，恐致外患。是言也，彼固以之款我，而我亦以此自误。夫北虏东寇，则彼望风奔溃，匿命于我边墙；彼自为寇，则纠结诸夷虏掠我人畜。是不惟不能为我藩离，而且为我仇讐矣。则是三卫者果可恃乎？徒畏北虏之侵犯，而任三卫之劫掠。是为蒭牧之家，畏虎之食其牛羊而畜豺狼，以为卫不知虎狼未至而牛羊半为豺狼之食矣。道路咸曰虏之为患虽非一日，而我受患则有六曰：征伐未行也，禁例太严也，应援不接也，关市失利也，边墙不固也，兵食不足也。为今之计，宜反其所为。【48】

但从明初六十余年的时段来考察，整体评估，通过明初洪武至宣德五朝六十余年对东北的持续经营，辽东都司与奴儿干都司并立发展、相互援应，对于削弱北元势力、钳制北方蒙古南下与遏制朝鲜北向扩张无疑还是起到了一些作用的。马文升在其《抚安东夷记》中谈及他对三卫蒙古与东北女真众羁縻卫所的看法：“其性则建州女直诡诈过于海西，海西过于朵颜等三卫。盖海西、建州马步能战，而朵颜三卫止长于骑射故也。自北虏也先猖獗，三种之胡遂皆归之。”【49】永乐时期，“以开原东北至松花江海西一带今之野人女直分为二百七十余卫所，皆锡印置官。官虽多寡不一，皆选其酋长及族目授以指挥、千百户，间亦以野人之向正者为都指挥、都督统之，为我藩屏。而松花江东北一月之程，所谓黑龙江之地，则又立奴儿干都司。时遣使往招诸夷，有愿降中国者，于开原设安乐州，辽阳设自在州居之。皆量授以官，任其耕猎，岁给俸如其官。当时，各卫夷人每入贡，赉赐殊厚，以故凡迤北征讨，皆听调遣，无敢违越。”【50】而明朝经营东北出现重大挫折则在正统十四年，当年瓦剌首领也先挥军入寇，东北众羁縻卫所在这次变乱中受影响颇大：“正统十四年，也先犯京师，脱脱卜花王犯辽东，阿乐出犯陕西，各边俱失利，而辽东被杀虏尤甚。以故朵颜三卫并海西、建州夷人处处蜂起，辽东为之弗靖者数年，至景泰后始克宁谧。而海西、野人女直之有名者率死于也先之乱，朝廷所赐玺书尽为也先所取，其子孙以无授官玺书可征，不复承袭，虽岁遣使入贡，第名曰舍人。以是在道不得乘传置，锡宴不得予上席，赏赉视昔又薄，皆忿怨思乱。”由于上述问题没有得到及时奏报解决，最终导致成化二年建州都督董山等乘势为乱，海西女真也拥众入寇。明朝最后命太监黄顺、总兵官武靖伯赵辅、左都御史李秉讨平董山之乱，在广宁诛杀董山，散其党于两广、福建。此役之后，女真地区复归宁静，但明朝在经营东北方面“所失亦不少矣。”【51】当然，也先之乱祸及东北诸羁縻卫所及后续牵出之种种变故，属于明中期之事，并不影响马文升对明初这一时段对东北经营成效的评价。

【参考文献】

[1]《明太祖实录》卷61，洪武四年二月壬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1191—1193页。另，下文所引各《明实录》皆为此版本，不再注出。

[2]《明太祖实录》卷66，洪武四年六月壬寅，第1241—1243页；参见张廷玉：《明史》卷134《叶旺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900页。

[3]《明太祖实录》卷67，洪武四年秋七月辛亥朔，第1253—1254页；另可参见张廷玉：《明史》卷134《叶旺传》，第3899—3900页。

[4]《明太祖实录》卷179，洪武十九年八月辛亥，第2718—2719页。

[5]《明太祖实录》卷180，洪武二十年春正月癸丑，第2721页。

[6]《明太祖实录》卷181，洪武二十年三月辛亥朔，第2731页。

[7]《明太祖实录》卷181，洪武二十年三月庚寅，第2735页。

[8]《明太祖实录》卷182，洪武二十年五月庚午，第2741—2742页。

[9]《明太祖实录》卷182，洪武二十年五月丁未，第2748—2750页。

[10]《明太祖高实录》卷184，洪武二十年八月丁丑，第2772—2774页。

     [11]《明太祖高实录》卷185，,洪武二十年九月戊寅朔，第2775—2776页。朱元璋没有按照对待降附蒙古将领的惯例，让纳哈出掌握辽东相关地域的卫所兵权，原因在于纳哈出始终保持对故元的忠诚，其降附本来就是迫于形势的无奈之举，其后在8月冯胜又尽收纳哈出所部官属、将校3300余人的印信，违反了朱元璋历来无罪不得收印的惯例，亦属失当。事见《明太祖高实录》卷184，洪武二十年八月丁丑，第2772—2774页。明朝将领招降过程中的一些失当行为，加之纳哈出内心的纠葛，确乎使他难以与明臣朝夕相处，朱元璋令纳哈出及其部属“各食其禄而不任事，分隶云南、两广、福建各都司以处之”，确为明智、友善之举。

[12]《明太祖实录》卷185，洪武二十年九月乙巳，第2783页。

[13]《明太祖实录》卷185，洪武二十年九月癸未，第2777页。

[14]《明史》卷320《外国一·朝鲜传》，第8282页。

[15]《明太祖实录》卷189，洪武二十一年三月辛丑，第2857页。

[16]《明太祖实录》卷190，洪武二十一年夏四月壬戌，第2867—2868页。

[17][37][42]程妮娜：《明代女真朝贡制度研究》，《文史哲》2015年第2期。

[18]《明太祖实录》卷236，洪武二十八年春正月甲子，第3446页。

[19]《明太祖实录》卷239，洪武二十八年六月辛巳，第3476页。

[20]刘谦：《明辽东镇长城及防御考》，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3页。

[21]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24《女直》，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733页。

[22]《明太宗实录》卷25，永乐元年十一月辛丑，第460页。　

[23]《明太宗实录》卷26，永乐元年十二月辛巳，第479页。

[24]《明太宗实录》卷28，永乐二年二月癸酉，第504页。

[25]《明太宗实录》卷28，永乐二年二月丙戌，第508页。

[26]《明太宗实录》卷35，永乐二年十月辛未，第610页。

[27]杨旸、袁闾坤、傅朗云编著：《明代奴儿干都司及其卫所研究》，中州书画社，1982年，第129—130页。

[28]《明太宗实录》卷91，永乐七年闰四月己酉，第1194页。

[29]《明太宗实录》卷122，永乐九年十二月壬辰，第1535页。

[30]《明太祖实录》卷196，洪武二十二年夏四月辛卯。

[31]《明太祖实录》卷196，洪武二十二年夏四月癸巳。

[32]和田清：《明代蒙古史论集》下册，潘世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454—455页。

  [33][40][47]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23《北狄· 兀良哈》，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730—732、730—732、722—723页。

[34]《明孝宗实录》卷195，弘治十六年正月甲午，第3597—3598页。

[35]据杨旸等学者考证，明代奴儿干都司共设立了188个卫所，根据其制作的简表，其中157个卫所为明初洪武至宣德时期设立，其余31个卫所有23个为正统年间或之后增设、继置，8个为嘉靖年间增设。详见杨旸、袁闾坤、傅朗云编著：《明代奴儿干都司及其卫所研究》附录一《明代奴儿干都司属下卫所简表》，中州书画社，1982年，第301—311页。但据《明史》卷90《兵志二》载，奴儿干都司下设384个卫、24个所、7个站、7个地面、1个寨，其中截止永乐十五年设立的卫有181个，仅是卫的数量就远比杨旸等学者考证出来的多，故录此数据存异。详见张廷玉：《明史》卷90《兵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22—2227页。

[36]李辅：《辽东志》卷9《外志》，《辽海丛书》本，辽沈书社，1984年，第470页下。

[38]张廷玉：《明史》卷90《兵志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22页。

[39]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7册《元·明时期》，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13—14页。

[41]《明太宗实录》卷52，永乐四年三月甲午，第776页。

[43]李辅纂修：《全辽志》卷1《关梁》，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61页。

[44]《明太宗实录》卷64，永乐五年二月己丑，第910页。

[45]《明太宗实录》卷122，永乐九年十二月壬辰，第1535—1536页。

[46]《明太宗实录》卷250，永乐二十年六月己未，第2332—2333页。

[48]《明孝宗实录》卷195，弘治十六年正月甲午，第3597—3598页。

[49][50][51]马文升：《抚安东夷记》，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4、2—3、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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