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干预视角下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23-07-07
/ 2

政府干预视角下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

章雷敏

武汉工程大学

摘要:数字经济是推动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新引擎和新动能,未来要更加重视和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以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引领产业结构升级,基于政府干预视角,将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抓手,进而实现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立与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

关键词:数字经济;产业结构优化;政府干预

2012 年前后,中国迎来了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的经济结构调整,同时也进入了从经济高速增长向经济高质量发展转变的新时期。数字经济作为我国经济发展中最为活跃的领域,与经济社会各领域融合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在激发消费、拉动投资、创造就业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从国内视角来看,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相关资料显示,2016 年我国数字经济的规模为 22.4 万亿元,2019 年达到35.8 万亿元,占 GDP 比重为 36.2%,按可比口径计算,同比名义增长 15.6%,远高于 GDP 增速。从国际视角来看,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发布的《2019 年数字经济报告》指出,美国和中国正成为这一领域的主要领导者,他们占全球 70 个最大数字平台市值的 90%,中国的腾讯、阿里巴巴跻身这其中的 7 个“超级平台”。我国数字经济在规模保持高速增长之下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增长动力。

在此背景下,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相关问题成为社会各界研究探讨的热点。在数字经济浪潮下,数字产业异军突起并成为我国国民经济重要产业;工业互联网重塑了工业生产流程体系,推动着商业模式持续创新和新一轮产业革命加速演进。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传统产业生存艰难,而数字经济则呈现爆发式增长,倒逼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全面提速。数字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助推器。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研究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可以解释我国产业结构在调整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并进一步探索产业结构升级的新方向和新路径,助力我国经济实现更高质量的快速发展。

数字经济指人类通过大数据技术实现资源配置优化,提高生产效率的一种经济形态。陈小辉等(2020)认为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高生产、协作和创新三方面的效率促进企业生产经营效率的提高。数字技术的发展应用改进了企业原有的信息机制,使生产过程中信息的流动和处理更加迅速高效。通过数字平台的加持,企业能够获取广泛的原材料信息,并与供应商保持良性高效的沟通,提升材料采购和供应过程的效率。在生产阶段,创新和大数据技术可以增强配置生产要素的能力,提高生产要素之间的合作水平,缩短生产时间,节省生产成本。基于数字化和联网的物流网络发展扩大了公司的销售范围,使资本流通更加顺畅。通过这种模式,数字经济、传统农业、工业、服务业,整合创新与发展,将数字技术融入生产和分销的各个阶段,促进转型,提高各个领域的发展水平高质量的行业。

数字经济的发展需要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积极实施创新,而企业创新离不开政府干预。政府干预能激发市场的创新活力、为创新活动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引导民间资本流向政府所指引的创新领域,推动创新网络和创新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胡乐明,2018)。政府干预能促进地区创新效率(赵增耀等,2015),创新具有正的外部性,私人投资的意愿低于社会最优,政府干预可促进创新,使得创新市场进入良性运行轨道(阳东辉,2013)。同时,适当的政府干预可以提升创新者的竞争力(冯毅梅和李兆友,2015)。这样,政府干预能促进企业在数字经济方面的创新,从而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但同时,政府难以掌握充分信息进行正确决策(张晓晶等,2018),当决策信息不充分时,政府干预可能抑制企业在数字经济方面的创新,从而不利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因此,政府干预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存在正反两种力量。从两种力量的作用过程看,在政府干预程度较小时,政府对企业在数字经济创新方面的信息掌握程度可能相对较低,政府干预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负向力量较大,若大于正向力量,则将抑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随着政府干预程度的加深,政府对企业在数字经济创新方面的信息掌握程度将得到提高,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负向力量将减弱,最终将低于正向力量的作用,政府干预将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因此,政府干预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可能为“正U”型非线性关系,随着政府干预程度的提高,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先下降后上升。综上,政府干预对数字经济发展可能具有非线性影响,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又会对产业结构水平起到提升作用。这样,政府干预可能通过影响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间接影响产业结构水平。

参考文献

[1]沈运红,黄桁.数字经济水平对制造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浙江省2008—2017年面板数据[J].科技管理研究,2020(3):147-154.

[2]张治栋,廖常文.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政府干预视角[J].软科学,2019,33(12):29-35.

[3]周青,王燕灵,杨伟.数字化水平对创新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浙江省73个县(区、市)的面板数据[J].科研管理,2020,41(7):120-129.

[4]汪斌,余冬筠.中国信息化的经济结构效应分析:基于计量模型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4,21(7):21-28.

[5]张于喆.数字经济驱动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的发展思路与主要任务[J].经济纵横,2018(9):85-91.

[6]陈小辉,张红伟,吴永超.数字经济如何影响产业结构水平?[J].证券市场导报,2020(7):20-29.

[7]陈晓东,杨晓霞.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灰关联熵与耗散结构理论的研究[J].改革,2021(3):26-39. [1]孙焱林,汪小愉,李格.服务业集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了吗?[J].科学学研究,2020,38(5):797-805.

[8]祝合良,王春娟.数字经济引领产业高质量发展:理论、机理与路径[J].财经理论与实践,2020,41(5):2-10.

[9]王锋正,刘向龙,张蕾,等.数字化促进了资源型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吗?[J].科学学研究,2022,40(2):332-344.

[10]王金杰,郭树龙,张龙鹏.互联网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基于开放式创新的解释[J].南开经济研究,2018,10(6):170-190.

作者简介:章雷敏(1998— ),武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创业与创新管理。

基金项目:武汉工程大学第十四届研究生教育创新基金资助项目: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耦合测度及时空演化(CX20222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