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吴楚越

摘要：随着我国进入了改革发展的新时代，经济的发展到达了新的突破口，其中人口带来的红利起到关键性的作用。本文从北京的人口红利为切入口，研究超级大城市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从人口结构和抚养比两个方面对北京人口红利期的形成做了阐述。与此同时，消费作为三驾马车之一，对我国的经济增长产生很大的影响，不同的人口消费能力，也会对社会经济的积累和资金的流动产生重要影响。所以，本文从储蓄方面对北京人口红利进行了实证分析。在此背景下，本文以理论和实际数据作为基础，通过实证分析探讨了北京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且针对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

关键词：北京市；人口红利；抚养比；储蓄率；经济增长

ABSTRACT

As our country has entered a new era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reached a new breakthrough, in which the pidend brought by population plays a key rol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impact of the demographic pidend on economic growth of super-large citie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Beijing's demographic pidend. Therefore,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formation of Beijing's demographic pidend period from two aspects: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dependency ratio. At the same time, consumption, as one of the troika, has a great impact o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our country.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consumption capacity of the population, it will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accumulation of social economy and the flow of funds. Therefore, this paper mak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Beijing's demographic pidend from the aspect of saving. In this context, based o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data,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eijing's demographic pidend and economic growth through empirical analysis, and puts forward a series of suggestions for the problem.

Keywords：Beijing；Demographic pidend；Dependency ratio；Savings rate；Economica Growth

一．引言

众所周知，人口的变化与经济密切相连，这不仅仅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问题，还是涉及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从201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公布以后，国家就更加重视人口问题。尤其是北京，作为国家的中心城市，更加不能忽视其人口与经济的问题。

人类过去的几年时间内,人口得到了快速的增长,北京劳动市场规模也在随之扩大,国内第二第三产业发展迅猛。但是由于老龄人口的增多,人口红利的政策逐渐趋于消失,不少老年人已经给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负担,使得国内经济结构的转型减慢。因此,研究北京的人口红利,及时抓住人口转变阶段带来的历史机遇,把令人头疼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及就业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实现劳动力的充足投入,对于推动北京经济发展,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此背景下，本文以相关人口红利和北京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通过构建回归模型与多元回归，研究了人口红利与北京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以及建议，对于发挥人口红利在北京经济增长中的效应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人口红利以及北京经济增长的描述性分析

2.1北京人口红利期分析

2.1.1从北京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动分析人口红利期

1949 年之前，北京人口的自然增长是起伏的，缓慢的，人口再生产类型处于“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落后的增长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医疗卫生条件的逐步改善，人口死亡率快速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快速提高，人口再生产类型开始进入“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阶段。

自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北京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以来，妇女生育水平迅速下降，人口控制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人口过快增长势头得到遏制。据测算，自开展计划生育工作 30 多年来，北京人口出生率由 1980 年的 15.56%下降到 2022 年的 6.35%。（见图 2.1）

图 2.1  北京人口自然变动

这一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80—2005 年，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总体上呈下降趋势，2005—2019年，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呈缓慢上升趋势，但总的来说，全市人口生产类型已经由“高出生、高死亡、高增长”型向“低出生、低死亡和低自然增长”转变。根据人口转变理论，北京人口的这种自然转变为人口红利期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2.1.2从人口结构变动趋势分析人口红利期

在北京人口自然变动的同时，北京的人口年龄结构也随之发生了转变。（见图 2.2）

图 2.2  北京 1953-2022年各年龄段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由图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出0——14岁的人口正在逐年减少，而60岁以上人口正在缓慢增加。1964 年，全市 0--14 岁少年儿童比例最高，高达 41.5%，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 6.6%。随着时间的推演，儿童比例逐渐减少，老年人比例逐渐上升。到了2022年，全市0——14岁儿童比例为12.1%，60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比重的20.2%。

表2.1  北京各年份人口抚养比 单位（%）

年份	0-14	15-59	60以上	少儿抚养比	老年抚养比	总抚养比
1953	30.1	64.3	5.6	45.2	5	50.2
1964	41.5	51.9	6.6	76.3	7.5	83.8
1982	22.4	69.1	8.5	31.3	7.8	38.9
1990	20.2	69.7	10.1	27.5	8.6	36.1
2000	13.6	73.9	12.5	17.4	10.8	28.2
2010	8.6	78.9	12.5	10.4	10.5	20.9
2015	16.5	73	10.5	22.6	14.3	37
2018	16.9	71.2	11.9	23.7	16.8	40.4
2021	11.8	68.5	19.7	15.8	17.8	33.6

数据来源：根据北京1953-2021年《北京统计年鉴》整理所得

从在新北京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同时，人口总抚养比从 1982 年的 76.21%持续下降到 1990 年的 58.63%和 2007 年的 39.38%，一共下降了 36.83 个百分点。见表（2.1）其中，少儿抚养比大幅下降，2007 年比 1982 年下降了 39.82 个百分点，老年抚养比有所升高，2007 年比 1982 年上升了 2.99 个百分点。虽然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深，但少儿抚养比下降幅度较大。如果以雅典的人口红利作为判别标准，将总抚养比低于 53%作为进入人口红利的标准来看，北京自 1982 年来就开始进入人口红利期。

并且北京的人口红利期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在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之后，就要承担人口老龄化的巨大压力。

2.2 人口红利与劳动力供给的关系

劳动力供给在数量上的变化能最直观的反映人口红利的变化，对国民经济发展同样具有极为重要而深刻的意义。事实上，“人口红利”在生产领域中发挥作用主要表现在对劳动力供给上，从索罗模型中可以知道，当劳动力投入的越多，总产出也会增多。从劳动力供给上看，我国目前仍处于劳动年龄人口最为丰富的时期，但是随着人口增速放缓，老龄化的压力逐步加大，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速也会随之放缓，甚至会停止增长，从而造成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尽管如此，从整个国家来看，城乡二元结构使得我国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在农村仍然有较为丰富的劳动力能够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向城镇输出大量的劳动力资源。

2.3 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得到飞快的发展，离不开人口红利的贡献作用。进入新时代，我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GDP增速放缓，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对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成为了时代话题。

全倩倩、王诗卉（2011）认为劳动年龄人口与非劳动年龄人口之比高，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加快，二者并没有必然联系，但这些劳动年龄人口一旦转变为就业人口，即就业率水平较高时，对经济的增长会就会起到较为明显的推动作用。

王克亮（2018）通过对1978-2016年的宏观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当前中国仍处于人口红利期，但是随着人口红利的减弱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阻力。

盛宇飞（2018）选择了柯布-道格拉斯函数作为模型对河南省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增长速度会随着社会总抚养比的增加而缓减，存在明显的负向影响关系。

姜亮（2018）通过建立模型，测算出人口红利的对吉林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0.668，并认为吉林省人口红利的衰减将会对吉林省经济增长产生1.86个百分点的抑制作用，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非常显著。

韩秀兰,赵敏（2020）认为在新常态下，所有区域的人口红利衰减都表现出了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用，其中东北地区面临着人口红利和人口规模缩减的双重挑战，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和大西北地区则面临着人口红利和劳动生产率下降的双重抑制效应。

综合上述学者的的研究结论，可以发现：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当人口红利缩减时，会给经济增长带来阻碍作用；当人口红利上升时，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

三．北京GDP与人口年龄结构之间的实证分析

3.1  模型分析

为了检验北京人口抚养比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拓展了Leff在1964年提出的模型来进行解释。此模型以老年抚养系数和少儿抚养系数两个指标为解释变量，以GDP增长率为被解释变量，即代表经济增长率，由此构建回归模型如下：

                （3-1）

在模型（3-1）中，ln△GDP表示当地GDP增长率的自然对数，lnA1表示少儿抚养系数的自然对数，lnA2则表示老年抚养系数的自然对数，而x0、x1、x2表示待估计的回归系数。

为了找到最能够体现自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模型，我们通过Eviews进行了多种可能性的回归分析，最终筛选出被解释变量与自变量显著相关的5个模型，总结如下表3.1：

表3.1回归模型

解释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C	0.125 (20.801)	0.137 (19.272)	0.12 (16.795)	0.12 (19.533)	0.124 (19.732)
DLA1	-0.318*** (-4.41）	——	——	-0.245*** (-3.022)	——
DLA2	——	-0.115* (-1.827)	——	——	-0.133** (-3.748)
DLA1(-1)	——	——	-0.277*** (-2.931)	-0.179* (-2.109)	-0.307*** (-2.73)
R2	0.474	0.149	0.322	0.56	0.529
DW	1.322	0.856	1.688	1.242	1.527

本文将从这5个备选模型中筛选出一个最合适的模型，为此，我们会对这几个模型逐个进行分析。

3.1.1模型一分析

模型1的自变量是DLA1，即少儿抚养比的变动率△lnA1，因变量是经济增长率，即△lnGDP。由Eviews分析得出表3.1中结论，由此得出该方程为：

如果给定显著性水平是10%，查表得到临界值其中lnA1系数为-0.318，即少儿抚养比每下降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就会下降0.318个百分点。由于少儿抚养比是少儿人口数量占劳动人口数量的比值，也就是说在劳动人口不变的情况下，儿童数量越多，少儿抚养比就会越大。这个负相关关系可能是由于儿童越多越不易于储蓄，因为少儿的成长需要很多抚养成本及教育成本，而储蓄增加就会有金融公司、投资机构将储蓄资金转变为投资资产，使其创造出更多经济价值。而儿童人口的增加需要更多抚养孩子所要的投入，比如孩子的教育成本、生活成本，这就势必会减少家庭的储蓄，又因为这样的资产投入对社会创造的价值在短时间内是微小的，不如金融机构用来投资收效快。

3.1.2模型二分析

模型2的自变量是DLA2，即老年抚养比的变化△lnA2，因变量是经济增长率，即△lnGDP，由表3.1中数据，得出如下方程：

其中△lnA2的系数为-0.115，即老年抚养比每减少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就会上升0.115个百分点。由于老年抚养比是老年人口数量占劳动人口数量的比值，也就是说在劳动人口不变的情况下，老年人数量越多，老年抚养比就会越大。这个负相关关系可以解释为老年人的收入减少，这本身就会减少储蓄，又因为老年人更多时候的消费都是在用年轻时的储蓄，这会再一次使储蓄降低。

3.1.3模型三分析

模型3的自变量是DLA1（-1），即少儿抚养比变动率的滞后一阶△lnA1(-1)，因变量是经济增长率，即△lnGDP，由表3.1中数据，得出如下方程：

其中△lnA1(-1)的系数为-0.277，即去年的少儿抚养比变化率每降低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就会上升0.277个百分点，也就是经济增长率不仅受少年抚养比当期的影响，还受到少儿抚养比自身前期的影响。

这个也不难解释，就像人们消费支出不仅取决于当前收入，还一定程度上与过去各期收入有关。少儿抚养比也是一样，因为少儿人口今年的数量也取决与近两年的少儿人口数量，毕竟人口数与人口年龄都是累计的。

3.1.4模型四分析

模型4的自变量是DLA1少儿抚养比变化率、DLA1（-1）少儿抚养比变化率的滞后一阶，因变量是经济增长率，即△lnGDP，由表3.1中数据，得出如下方程：

其中△lnA1的系数为-0.245，即当少儿抚养比变化率的滞后一阶△lnA1(-1)不变的时候，少儿抚养比变化率每降低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就会上升0.245个百分点。△lnA1(-1)的系数为-0.179，即当少儿抚养比变化率△lnA1不变的时候，少儿抚养比变化率的滞后一阶每降低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就会上升0.179个百分点。

在中国，女性更加注重家庭，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比较重，所以少儿人口的增加会使得更多女性选择放弃工作，回家当全职太太，收入的减少会使得消费的减少，储蓄投资都会相应减少，这势必会影响到经济的发展。

3.1.5模型五分析

模型5的自变量是DLA2老年抚养比变动率△lnA2、DLA1(-1)少儿抚养比变化率的滞后一阶△lnA1(-1)，因变量是经济增长率，即△lnGDP，由表3.1中数据，得出如下方程：

其中△lnA2的系数为-0.133，当少儿抚养比变化率的滞后一阶△lnA1(-1)不变的时候，老年抚养比变化率每降低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就会上升0.133个百分点。△lnA1(-1)的系数为-0.307，即当老年抚养比变化率△lnA2不变的时候，少儿抚养比变化率的滞后一阶每降低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就会上升0.307个百分点。

3.1.6模型筛选与结论分析

首先，从表2.1中通过对5个模型的R2、DW值做对比，R2值较高的有模型四和模型五，DW值比较高的有模型三和模型五，显著性比较高的有模型一、模型三、模型五。综合来看模型五最为合适。

模型五中的自变量是老年抚养比变化率和少儿抚养比变化率的滞后一期，相比其它模型，这两个变量同时作用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明显。

四．结论和建议

4.1  结论

依靠人口数量多等因素而快速发展的日子一去不复返，随着出生率的下滑，中国劳动力人口也出现了持续下降。本文基于近30年北京的统计数据 ，通过对北京人口红利形成的分析，以及通过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对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和经济增长之间构建模型，进行了回归分析，结论如下。

4.1.1北京的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但目前仍处于人口红利期

人口红利有没有消失，是大家都在热议的话题。本文通过对北京人口出生率与死亡率的分析，以及对人口结构的分析，来推测出目前北京人口红利的状况。

从数据整理与分析中，我们看出来，2021 年北京的总抚养比为33.6%。如果以雅典的人口红利作为判别标准，将总抚养比低于 53%作为进入人口红利的标准来看，北京的人口红利期并没有结束，我们仍有抓住人口红利的机会通过各种方法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情况也不容乐观，因为北京即将结束人口红利期，所以我们更要重视这段时期，使得人口红利的效应发挥到最大。

4.1.2北京经济增长不足的影响因素

本文由第四章的模型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来，经济的增长与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有着密切的关系。目前，人口老龄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复杂的社会现实问题，北京也面临着严峻的人口老龄化趋势。由于老年人的增多，储蓄率会随之降低，因为老年人没有了劳动力，也就没有了经济来源，只能用年轻时的储蓄。储蓄减少，也就减少了银行、金融机构对于资金的再创造，从而影响经济的增长。除此之外，少儿的抚养比也会影响到经济的增长，因为少儿没有能力创造财富，只能由抚养者出资金来抚养，这部分资金的投入得来的回报也是长期的，并不能及时培养出人才来给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所以对于少儿的抚养可以看做是简单的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是微小的。

目前北京的人口状况是老年人口增加、人们的寿命普遍拉长、少儿人口增长的放缓，使得北京的人口结构面临着劳动力人口的减少，这直接导致了北京经济增长的放缓。

4.2 建议

由于2016年以来出生人口开始下降，老年人口规模快速上升是总抚养比持续走高的主要原因。如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通过制定科学的公共服务政策对人口结构进行调节，以及如何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来调整经济增长，是北京市现在和未来需要长期面对的问题。

4.2.1加快北京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本红利转变

目前由于北京的社会逐渐开始出现老年化，劳动力数量减少是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单纯拼劳动力数量的时代已经过去。在劳动力数量减少的形势下，应加快北京人口红利向人力资本红利转变，加快发展教育，加强专业技能的培训，培养更多的实用型人才，提升劳动力质量。为了使劳动力发挥出最大的价值，应将职业教育与市场经济建立联系，不断调整教育构成及方向，为满足市场需求提供充足的高素质劳动力。教育除了传统教育，还应充分利用线上教育、自考等方式，来突破地点与时间的限制，使得学习更加灵活，更加容易。

除此之外，随着城市化的发展，更多人口流入到北京，国家有必要重视其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重视他们的教育，适当放宽政策，增加他们自由流动的机会，以平等的教育机会来缩小教育差距，并且注重提高他们的技能培训，使其更加适应市场的需要，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与此同时，高校的扩招现象也使得劳动力素质降低，所以应不断改善办学规定、加强管理、改变“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提升教学质量等办法提升教学的质量。并鼓励学校与企业联系，帮助学生提高实践能力，能够尽快地融入社会。

4.2.2充分调动户籍人口就业

积极推动有稳定住所和稳定就业的流动人口逐渐实现本地化，加大教育、就业、户籍、养老保障等制度的改革，帮助人口实现自由流动。但与此同时，也要注意流动人口对于当地人口产生的就业压力。所以，在促进外来人口融入的同时，也要出台一些政策，鼓励户籍人口的就业参与，提升他们的核心竞争力。

如果要充分利用当地人口经济红利的优势和效果，就必须进一步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缓解贫困地区劳动力不足的老龄化状况，切实解决问题。贫困地区人口老龄化。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不同的老化条件。地方政府应适应当地情况，充分发挥地方特色，并充分利用当地人口经济红利的优势和影响。发达地区政府应充分发挥人才流失的作用和优势，大力吸引和培训高科技人才，提高人才素质和人力资本。针对当前经济落后的发达地区，有关政府部门必须尽一切努力制定专业技术人员流动计划，吸引和培训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员安顿下来，并给予充分发挥人才的优势和作用，改变了北京发达地区经济落后的社会发展态势。

4.2.3加快北京的经济转型，改善就业环境

如果要更好地利用劳动人口增长红利的作用，就必须大力推动当前中国劳动经济的转型，为广大劳动者提供良好的劳动和就业发展环境。每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不同，当地乡镇企业应充分发掘自己的特点和优势，集中精力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

在北京，由于技术和专业人员的限制，高科技和特殊行业很难实现实质性的经济突破。所以要支持绿色、劳动密集型、有特色的产业发展，不造成环境污染，充分发挥人口红利的作用，同时为中年人提供就业机会，缓解社会矛盾与人口老龄化问题。

4.2.4制定政策，降低生育成本

目前我国人口压力主要表现为三个：第一，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增加，中国女性劳动市场参与率和工资水平越来越高，生孩子机会成本越来越大；第二，城市化率接近60%，城市化生活方式培养孩子成本比农村大；第三，人们文化观念的变化。

所以，养育孩子的教育成本与抚养成本是每个家庭面临的巨大压力，很多家庭因此选择少生少育，这样就会影响到我国的劳动力人口。随着生育率的降低，人口会陷入恶性循环，劳动力缺失，经济放缓，人们的压力增大，生育的意愿也会随之降低，以此反复。所以一定要打破这样的循环，寻找到突破口。首先就要从根本上降低生育养育的成本，制定适宜政策。

4.2.5鼓励女性生育后继续工作

在我国古代就有着“男尊女卑”的说法，演化到现在就体现在男人主要负责在外面赚钱、应酬。女人主要负责维持家庭，比如孩子、父母、家务之类。这个想法深入人心，很多女性在生育孩子之后都会面对这样的传统观念带来的压力。在家人朋友多方劝说之下，很多女性会在孩子出生一两年之内选择放弃工作，回家专心带娃。这就会减少家庭收入，从曾经的两人挣钱养两个人，到一个人挣钱养三个人，这样的转变势必会使家庭的资金分配单一化，从投资、储蓄等到简单支出，减少了资金价值的创造，这样就会阻碍经济的增长。所以，我们要鼓励女性在生育后仍然继续工作，保持收入的持续增长。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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