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社会分裂与政治整合

顾俊瑶

21世纪以来，美国社会阶层严重分化、种族矛盾凸显、身份认同分裂等社会问题愈演愈烈。经济、文化与种族问题交织，激化了共和、民主两党政治走向极化，并呈现出阶级分裂、族群分裂、意识形态分裂等主要社会分裂类型。事实上，美国的政治体制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依赖一系列体制优势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美国的社会裂痕，但仍然存在诸多顽疾和体制性问题的根本阻碍。

一、美国社会分裂的主要表现形式

近年来，美国社会贫富差距扩大、阶层趋于固化，极右势力蹿升，精英与草根间的裂隙越来越大。据美联储数据，最富有的1%美国人掌握的财富超过底层90%的美国人财富，财富数额是最底层50%美国人的14.3倍。而这1%的富豪掌握着经济与政治，服务1%人的利益甚过于美国人民利益。中产阶级成为相对的牺牲者，收入缩水、生活处境愈发艰难。穷人则更难获得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等各方面的优质资源。财富分配不公平与经济结构性问题使得社会结构亦随之改变，造成了阶级分裂。

美国社会分裂还体现在种族冲突问题上。奥巴马作为黑人当选美国总统创造了历史，却使种族主义出现回潮，特朗普则不断挑起白人的反击。从2014年弗格森种族骚乱，到2020年弗洛伊德遭警察暴力执法致死引起轩然大波，类似悲剧持续发生。“黑人命贵”运动受到全球关注，长期以来土著居民遭受种族迫害、穆斯林受到仇视与欺凌，如今亚裔也面临日趋严重的歧视和暴力攻击。在美国，隐性歧视根深蒂固，刑事司法系统的制度性问题难以根治，种族矛盾与贫富分化相互交织且不断加剧，族群分裂成为美国社会最具煽动性又无法根除的顽疾。

此外，人们所持价值观与身份认同感的巨大差异日益凸显，意识形态分裂愈发剧烈。例如，根据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的统计数据，美国枪击事件导致的死亡人数逐年攀升，2022年已上升至4.4万余人。自奥巴马执政期间发生纽敦大规模枪击案以来，民主党不懈推动加强枪支管制立法，然而，共和党顽固阻挠枪支管控议案，游说团体深刻影响国会的政策，两党选民的态度日益对立，枪支管制被提升为违反宪法的意识形态问题而迟迟无法在立法层面达成妥协。持续的移民潮还引发了美国社会文化异质、利益紧张问题，非法移民使得白人感到安全受到威胁、社会资源被剥夺，盎格鲁-萨克逊民族作为核心的优势地位受到冲击，白人的焦虑感与不平衡感被煽动，多元民族问题逐渐滋生。“冲击国会山”、“罗诉韦德案”被推翻等历史性事件，也无一不反映出美国民众的价值观分裂。

二、美国政治体制对弥合社会分裂之“功”

《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确立的美国政治制度根本原则与基本框架，奠定了美国200多年来保持长期稳定政局的基础。不可否认这种体制在融合美国社会各方利益、联结精英与民众、团结多元化民族方面发挥了积极效用。首先，美国民主是一种“多头政体”，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认为，在这种民主体制下，持有不同利益和观点主张的公民与公民团体并非是敌对关系，而是存在利益分歧和观念差异，能够以和平的方式进行政治竞争与合作，从而形成共识、达成和解。

其次，在三权分立与制衡制下，美国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彼此独立，并具有制约其他部门的重要权力。权力的分散意味着各部门必须经过协商与讨价还价才能使法律得以通过、政策得以落地。而立法权更是受到两院体制及各自运行机制的制约，在有争议的问题上避免行动过快，确保社会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在政治层面被慎重考虑与对待。

再者，稳定的两党制对弥合社会裂痕也发挥了有效作用。学界认为，两党制代表着多数决民主的模式，每个执政团队对选民做出明确的许诺，一旦当选则应该兑现竞选时的承诺。反对党负责监督和批判，选民在下一次选举时可以问责执政党，这种模式具有清晰的责任归属和授权方式[1]。在竞争性的政党制度下，竞争选票的压力迫使权力的竞争者去维系选民关系、凝聚社会上的不同利益。各政党建立跨地区的沟通网络，并通过这种方式促进民族的融合，而且正是这种竞争性帮助建立了超越任何小团体和帮派之上的全国性政府体系[2]。与此同时，竞争性选举有利于引导和疏解民众的参政热情和呼声，并且在整个社会可能面临大规模分裂时，选举也提供了一种引入新政策的最适宜而巧妙的途径，将社会纷争与矛盾焦点转移至竞选活动上。

此外，从总统制的政府形式的角度看，美国的民选总统作为政府首脑还享有一定的行政特权，其拥有宪法承认的部分立法权，这对立法层面难以修复的裂痕起到了阶段性的修补功能。一些学者认为，当总统制跟两党制结合，就是一个高度稳定的民主政体[3]。总统通过发布行政命令来贯彻执行法律，其中大多数是对法律的合理修改或具体实施[4]。由于国会决策程序复杂，分治政府（即两党分别掌握行政权及部分立法权的局面）情形往往难以达成合作与妥协，总统有权并且倾向于及时回应民众期望、化解社会危机。近几届美国总统通过行政命令来平息枪支、移民等问题上的纷争、修补社会分裂的做法屡见不鲜。例如，2014年参众两院都被共和党控制、民主党陷入至暗时刻时，奥巴马利用总统的法定权利，绕过国会，通过签署行政命令发起枪支管制行动，给弗格森案引发的社会骚乱打了一剂暂时的镇定剂。

三、美国政治体制对社会分裂之“过”

美国多重分权制衡的制度特性存在固有缺陷，对一些棘手的社会分裂问题确实也无能为力。首先，从央地关系角度，联邦制使得中央政府与各州政府间权力划分、相互掣肘。中央与地方间政令不畅，例如奥巴马医疗改革法案，尽管早已在联邦层面通过，但至今仍有12个州没有通过该法案，而这些州几乎全部是共和党人所把持议会的州[5]。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对社会福利、枪支管控、移民管理等问题往往存在意见分歧，相互间大力争夺管辖权，而无法采取一致行动，联邦制成为政府治理失败的根源之一。劳伦斯·安德森也认为联邦制这种自治形式实际上可能有助于而不是解决分离主义和分离主义冲突[6]。

其次，选举制度的设计事实上导致了掌权者无法完全而真实地代表最广大的民意。一是按照选举人团制度的“胜者全得”原则，当选的总统可能并没有赢得普选票，因此在民意代表性方面有所欠缺。二是由于宪法赋予各州划分选区的权力，选举规则乱象丛生，“杰利蝾螈”怪象频现。民调显示，仅16%选民认为本州能够公平划分选区，44%认为不能，其余40%表示不确定[7]。三是“赢者通吃”制度加剧了“关键少数凌驾于多数人”的问题，深蓝、深红州选民往往遭忽视，摇摆州成为两党竞相拉拢的对象。一人一票制仅取得了程序正义的效果，却无法实现结果公正。四是竞选制无法回避的政治献金与政治游说，暴露出金钱政治的危害。利益集团通过竞选捐款和助选活动来影响公共决策，贯穿选举、立法、施政各个环节，而它们无法平等地代表各阶层的人民，多种利益集团的存在也常常导致政策的不连贯与低效。随着美国政治体制的不断演化，选举制度造成政治实践中资本控制了权力的问题，而掌权者却没有足够的根基来弥合社会分裂，民众意愿难以真正实现，甚至会由此加剧不同民意间的冲突。

再者，总统制存在“总统和议会双重合法性冲突”的严重问题，由于总统和立法机构都拥有一部分最高政治权力，总统时常受国会制约，要通过一项决定或法案的阻力较大，因而难以形成共治政府和一致决策；而且总统制“更加不容易宽容反对派”，根据林茨经验观察的结果，民选总统在执政过程中更有可能对反对派采取激烈和极端的做法[3]。例如，特朗普利用出生证明问题质疑奥巴马的执政合法性，而其本人当选后又屡遭“通俄”质疑，直至拜登当选，再现“国会山骚乱”，基于身份认同的美国政治游戏陷入恶性循环。“为反对而反对”成为两党政治竞争的常用手段，政客关注政党利益而非人民利益。而现有体制中却尚没有一种机制对此进行纠偏。

由此可见，美国政治体制过度的权力制衡设计，是弥合社会裂痕的根本阻碍因素。“否决政治”下，个别行为会影响集体决策、阻碍政策施行，容易造成政治瘫痪、立法机构回应性差、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政治体制之于社会分裂犹如一把双刃剑，要实现美国大团结的梦想还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王正绪. 比较政治学[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1.

[2]西摩·马丁·李普塞特. 共识与冲突[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3]包刚升. 政治学通识[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262-267.

[4]戴维·马格莱比, 保罗·莱特. 民治政府:美国政府与政治[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79, 237.

[5]十问美国民主[R].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2021.

[6]Anderson, Lawrence M. Exploring the Paradox of Autonomy: Federalism and Secession in North America[J]. Regional & Federal Studies, 2004, 14(1): 89-112.

[7]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美国对华认知中的谬误和事实真相[EB/OL]. https://www.fmprc.gov.cn/wjbxw_new/202206/t20220619_10706065.shtml, 2022-06-19.

[8]张毅.分裂的美国[J]. 美国研究, 2017, 31(3):30-43.

[9]朱碧波.美国族际政治整合模式研究[J]. 理论月刊, 2017, 6: 171-176.

[10]胡金光.在社会力量与政治制度之间:亨廷顿论美国政治极化的底线与走向[J]. 教学与研究, 2022, 5:122-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