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信息技术赋能社区治理：善治、自治与共同体

陈蕾

摘要：互联网浪潮下，飞速发展的数字信息技术不仅改变了整个社会的运行方式和人们的交往方式，也在基层社区治理中大展身手，减少了社区的事务性负担、降低了邻里间社交成本、促进了治理策略的转变，为基层社区善治、自治和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强大助力。

关键词：数字信息技术，社区治理

    近年来，数字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也拓宽了社区治理的思路，助力社区治理效能的智能化新技术新平台不断地涌现，特别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为新兴技术手段助力社区治理提供了政策指引。从当下数字技术在基层社区的应用来看，技术工具的介入提高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可及性，拓宽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渠道，丰富了基层社区的治理手段，提高了基层社区的治理效率。各类数字技术如大数据、人工智能、人脸识别等纷纷发展出了符合社区治理需求的在线程序应用，减轻了社区居委的事务性负担，激发了社区居民的自治意愿和自治热情，比如上海的“随申办”“社区云”，杭州的“浙里办”，都是地方政府将基层民众的政务需求与信息技术结合的有益探索。诚然，数字技术能够能过线上程序应用和线下智能化设备减轻社区治理的人力需求和事务性负担从而打造科技感十足的智慧社区，但是数字技术是否能够在提升治理效率的同时同步提升居民的自治参与度或者说催化熟人社区的形成等等，从而解决社区普遍行政化有余自治性不足的难题，本文就此角度展开一些分析。

一、数字信息技术减少社区事务性负担，助力社区善治

    数字技术天然具有高效的特征，能够极大解放生产力，加快事务性、重复性工作的处理效率，使社区工作者们从繁重的行政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处理更复杂更需灵活性的居民事务，不仅是个体的工作效率提高了，整个组织的工作效率也有了明显改善，比如一些地方推行“线上一表通”，社区工作者们每月的台帐报送不再需要一个条线一个条线的反复报送，而是只填一张总表，各条线需要的数据直接从总表中按关键字段进行提取，减少了大量的重复报送反复报送工作量；再比如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治，居委会改变从前挨家挨户上门统计数据的传统，代之以居民微信群中推送微信小程序，由居民自主填报，大大提高了数据搜集的效率，纾缓了社区陷入行政事务性工作的困境；不少地方在社区试点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比如人脸识别岗哨、感应式垃圾箱等，借此减少社区物业管理中对人工的依赖，同时也减少了潜在的矛盾纠纷，减轻了居委会业委会等调停化解矛盾冲突的工作量。由此，以往繁杂的社区行政事务在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下逐渐简化，相关的工作负荷由人工承载转向智能化处理，工作流程进一步理顺，工作效率显著提高，社区工作者们得以从事务性工作中抽身，将注意力转向社区善治、自治。

二、数字信息技术降低邻里社交成本，助力社区共同体建设

    在城镇化高歌猛进的时代，社区居民的异质性不断放大，传统地缘亲缘联结成的社区交互网络不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陌生人社区中原子化的居民个体之间缺乏互动难以建立信任关系，而社区中数字信息技术的平台应用消解了居民间孤立的原子化状态，以线上自由沟通的优势突破了线下的物理阻隔和陌生人之间的心理负担，满足了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表达欲和邻里之间的交往欲，降低交往成本，缩小信任鸿沟，促使居民走出家门在与邻里交往互动中参与社区公共生活进而关心社区事务、参与社区事务。从降低交往成本上看，数字信息技术能够避免社区居民陌生人交往的尴尬。在市场经济和城镇化的双重作用下，社区邻里之里缺少了互联互通的媒介，尤其是很多原先靠邻里守望相助解决的事务越来越多通过商业化市场化手段解决，邻里之间似乎再无沟通的必要。同时，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非常快，尤其是在职居民的主要时间精力都在工作上，很少有时间精力发展邻里间的社交，因此在城市的基层社区中居民邻里间的交往成本或者说社交成本大幅提高。再加上商品房市场的蓬勃发展，社区规模贪大求全，尤其在大城市外来人口逐年增加的形势下，万人小区并不少见，如此大规模的社区容量势必加剧潜在的邻里矛盾冲突，难以形成熟人社会氛围，居民间的交往成本居高不下，邻里守望相助难以实现。数字信息技术有先天的网络优势，使得社区居民在线实现交往互联而没有传统线下陌生人交往的物理障碍、心理负担，社区团购、社区志愿者等都可以通过在线小程序搭建平台，方便居民参与社区生活，提升社区归属感、认同感。所以，互联网时代新兴的数字信息技术在社区得以广泛应用既是城市化大背景下社区的治理需求使然，也是先进技术工具在传统社会治理的与时俱进中凸显了自身的价值所在：降低社区居民的交往成本，打破物理阻隔，从线上互动发展到线下交往，从交往到参与，从参与到互助，最终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氛围。在原子化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由于缺乏共同的生活经历往往难以建立充分的信任、存在信任的鸿沟，但是数字信息技术为跨越这样的鸿沟搭建了桥梁，即中立的受到监管的第三方平台，例如为解决电子商务中买家与卖家之间不见面便达成交易中存在的货款风险，在线金融支付担保平台应运而生，极大地缩小了在线交易的信任鸿沟。因此传统的社会信任建立机制正在被互联网时代的数字信息技术重塑，在社区同样如此，比如社区业委会定期召开的工作会议，过去由于场地限制无法接纳所有业主旁听，但是现在采用在线直播技术、网络会议技术等，可以实时直播会议，使业委会工作更透明，更方便业主参与、监督、表决；再比如，社区物业管理费用的收支情况，可借助在线平台进行发布更新，构建公共资金监管制度方便居民对相关资金的使用和监督更加高效便捷，账目一目了然。信任的鸿沟被数字信息技术不断缩小，降低了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成本，提高了参与社区社区建设的效能，有利于推动社区民主协商，促进社区共同体建设。

三、数字信息技术促进治理策略转变，助力社区自治

    社区居委会从立法意义上来说，应是社区自治的重要主体，然而长期以来迫于人财物等行政办公资源依赖上级街道拨付，只能将主要精力用在完成上级街道布置的行政任务、工作考核上，对开展社区自治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学界研究常以社区行政化描述此种现象。然而，当数字信息技术革命性重塑社区工作流程、提高社区工作效率时，社区自治便逐渐从舞台边缘向社区中心工作转归，成为基层社区治理的重要策略。可见，数字信息技术在减轻社区行政工作负荷、提高社区行政工作效率的同时，也唤醒了社区居委会的自治意识，有时间有精力带领居民开展社区自治，从被动行政化向主动自治转变。居民对社区事务的理解和诉求越来越呈现多元化、差异化、个性化的特点，而这恰恰是技术治理工具不断更新升级的重要动力，通过手机客户端、在线小程序、智能事务受理一站式终端等渠道，数字信息技术可以对不同场景下居民的治理诉求进行分类、分析，向居委会进行反馈，优化行政事务办理流程，捕捉居民的社区参与需求，升级技术平台的功能设置，从而持续改善社区治理效能提高居民满意度，为顺水推舟发动居民开展社区自治打下良好基础。所以，数字信息技术的天然技术优势既能够在提升社区治理效能上大展身手，也能够助力社区自治，丰富社区自治的形式、手段，提高社区自治的在线参与度，从而使自治逐步成为社区治理的重要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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