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礼仪犯罪”是中国古代律典中客观存在的一个罪类，是传统的“礼仪之邦”礼仪规范法律化背景下的一个特有现象。明代的礼仪法与礼仪犯罪制度相对成熟，较唐代有进一步的发展，具有一定典型性；明律的结构变化，也为礼仪犯罪的初步探讨提供了便利。

简介：《行政强制法》第51条明确了代履行费用由当事人负担的一般原则,但同时容许了例外。例外规定的基础主要是《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3条之拖车不得收费以及《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第19条对防治森林病虫害的政策关照。以是否收取代履行费用为标准,代履行可以类型化为收费的代履行与免费的代履行。然而,两种“例外情形”中,前者并不正当,后者并不存在。类型的构建应以事物本质为基础,特征的取舍应与类型的整体图像“貌合”,且不能与事物本质“神离”。收费是代履行的本质特征,舍弃收费特征,与通过将当事人的作为义务转化为金钱给付义务而威慑当事人自行履行的代履行本质悖离。免费的代履行是对代履行本质的一种误解。

简介：证人“有义务出庭作证”已经成为我国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主流倾向和普遍共识。但是，究竟有多少证人能够“依法”出庭作证?调查表明，证人不出庭作证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证人为什么不出庭?不出庭作证有其正当性和合理性吗?通过对某法院三年案卷的检索调查，以及对我国五省区九家法院159位法官的问卷调查，从实证研究的视角，分析、论证了证人“为什么不出庭”作证。

简介：中国古代的礼仪犯罪，在其违礼的内容、侵犯的社会关系、成罪以及处罚等诸多方面都有自身的特点与规律性，表现出传统礼仪法文化的特色。

简介：刚刚仙逝的法史大家瞿同祖先生在半个世纪前曾言:“条文的规定是一回事,法律的实施又是一回事。”〔2〕如今,官方的表达与实践常常背离已为人所共知,〔3〕但在实际的研究中,由于档案资料的限制、研究者缺乏应有的学术自觉等多方面的原因,我们所看到的一些研究成果仍多停留于制度层面上,并没有看到制度背后的社会实际。

简介：一般而言，各国宪法通常将修宪权授予代议机关行使，或者直接付诸公民复决。虽然在有的国家，行政机关或者国家元首也可部分参与修宪程序，但是，至少就宪法规范而言，很少国家授予司法机关参与修宪程序的权力。不过，修宪程序并不能得到全面有效的遵行，这是各国宪政实践中经常发生的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宪法修改的法律效力问题就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应当由哪个机关来判断宪法修正案的法律效力？司法机关可否进行这样的判断呢？这就涉及到修宪程序的一个基本性质问题，即，修宪程序是政治问题，其间出现的效力争议应当由政治部门自行解决，还是一个可以由司法机关介入其中进行判断的法律问题？

简介：税收正义是税收立法、执行和司法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追求,同时也是一种判定税制设计及运行是否合理与正当的价值基准抑或分析工具。＂营改增＂作为税制改革的重要一环,实施以来既有显著成绩的取得,亦有诸如税负不公等有违税收正义之处,以税收正义审视和省思改革有助于保障改革的合理化与正当化。财税法治、国家治理与税收正义高度耦合,改革应以财税法治为保障,在国家治理模式下通过完善税率设计、税收比例和税收优惠措施来更好地寻求税制改革的正义径路,实现并保障税收的正义性。

简介：一、引言2012年《刑事诉讼法》再次修改时增设＂庭前会议＂制度[1],立法初衷是＂在控辩双方的同时参与下,法官就案件程序问题集中听取意见的制度,有利于明确庭审重点、提高庭审效率、保证庭审质量。＂[2]然而,一款篇幅（《刑事诉讼法》第182条中第2款）的规定只能粗略勾勒庭前会议的基本框架,粗放型立法模式使得该制度缺乏系统闭合性与可操作性。

简介：所谓公共行政组织系指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通过法律、行政和地方性法规授权而享有并行使某项行政权力的组织，具体包括诸如行政机构（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派出机构及专门机构）、事业单位、企业组织以及行业协会等社会自治组织，这类组织因法律、法规的授权而成为了行政主体，其主体职权违法，排除、限制竞争即成为行政性垄断主体。当下亟需进一步确定各种公共行政组织的行政性垄断主体地位，对其行政权力的行使施以有效的法律控制与监管，从而强化有关公共行政组织的行政性垄断禁止性规定的法律适用。

简介：刑法中的责任对于犯罪成立具有重要意义,它是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中有责性阶层的核心内容。责任的本质特征是非难可能性,只有在具有非难可能性的情况下,行为人才能对不法行为承担责任。对于非难可能性,需要从实质上进行理解,尤其是需要从违法性认识和期待可能性这两个维度为非难可能性提供根据。其中,违法性认识是非难可能性的智识性要素,而期待可能性是非难可能性的意愿性要素。在我国刑法中,非难可能性的要素没有法律明文规定,而是一个理论问题。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运用违法性认识和期待可能性的法理而出罪的案例还是较为罕见的。随着刑事法治的加强,责任主义的思想观念必将逐渐获得认同。因此,以非难可能性为中心的责任概念应当进一步推行。

简介：当代宪法政治的理论来自于意志决断和理性论证的混合，前者通过政治过程来实施宪法载明的公意，后者通过宪法解释和审查来约束民主过程，二者构成宪法政治的正反律。这一理论逻辑的概念原点是权力和法的关系，它经过博丹的理论概括而得以现代化。通过将主权界定为立法的绝对权力，博丹确立了作为决断的主权的基本含义，通过分离和重组中世纪约束王权的习惯法，博丹确立了主权和法的新边界。加冕誓词、等级议会和高等法院等封建法内容，被重新命名为王国法，并因为其不符合绝对主权的逻辑而被否定，而有关王位继承的萨利克法和公地不能分割两项要求，被单独命名为根本法，合同、财产和征税问题被放在万民法、自然法和神法等高级法的范畴之中，构成主权权力无法逾越的界限。当代宪法政治正是这一概念体系在成文宪法语境之中的翻版。

简介：现行刑法在规制网络犯罪时举步维艰，常陷于过与不及两种尴尬境地，其根源在于立法背后的价值选择失衡。只有找到网络秩序、网络自由与网络本身利益的最佳结合点，诸如网络犯罪刑事管辖权的确立、网络服务商不作为犯罪刑事责任的承担、网络犯罪主体的划定、网络工具犯及对象犯的刑法适用等难题才能迎刃而解。

简介：1935年民国刑法分论第二十一章第282条至第292条规定了杀人罪,其内容可概括为:第282条,杀人罪正犯;第283条,杀直系尊亲、旁系尊亲之罪;第284条,杀人罪当处死刑之客观情形;第285条,杀人罪当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的主观情形;第286条,当场激愤杀人;第287条,母于生产或甫生产后杀其私生子;第288条,同谋杀人;第289条,同谋杀直系尊亲属或旁系尊亲属;第290条,教唆或帮助自杀;第291条,过失致人死亡;第292条,本章犯罪所褫夺公权。[1]民国新繁县司法档案所涉杀人案件84件,其判决大抵都依照相关法条作成,其对应关系如下表所简示。

简介：我国仲裁法第58条所列的撤销事由应为独立的诉讼标的,而非攻击防御方法。该条第3项宜增加“足以影响裁决结果的”,即须基于其原因的严重性已足以改变裁决之结果,才能提起撤销之诉。撤销事由重叠之合并情形下,判决主文只需告知原告胜诉之结果,毋庸就无理由部分另告知驳回。若非形成仲裁裁决的事实及证据,不构成撤销事由,此乃当事人听审权保障之界限。现行仲裁法未对仲裁协议“不成立、无效、失效”的情形加以规定,未来修法中应增加此类情形。对于仲裁裁决被撤销后原纷争的解决,不宜采“另行起诉说”,仍可通过重新仲裁解决,且裁决经撤销后不适用时效中断。仲裁裁决若系用语不明情形,应采“仲裁员续为处理说”,当事人可请求仲裁庭就裁决书的特定部分作成改正或解释。仲裁裁决若出现漏裁事项,在严重影响当事人间权利义务关系、可能改变原有裁决结果时才有必要撤销该瑕疵仲裁裁决。

简介：习近平的文明观强调尊重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互鉴超越文明冲突。这一文明观对于理解、构建全球化时代法律文明交流的新思维具有启发性。全球法律文明格局经历了地理大发现之前的相对封闭独立的阶段和西方法律文明对非西方法律文明的压制阶段。当前非西方法律文明的发展进入寻求复兴和再造的新时期。大的文明体应放弃将自身价值普世化的诉求,尊重各文明发展的自身规律,在以法治为人类文明秩序的共同基础的前提下,创新法律制度与观念的融通机制,共同为寻求建立风险社会的文明共生机制。

简介：审判中心主义要求诉讼活动应该围绕审判建构和展开,侦查、起诉、执行的制度设定都是为了使审判能够有序进行,庭审阶段证据调查对于事实的认定具备实质化影响。因此,审判中心主义使证据成为诉讼活动展开的基础,而预防关键证据灭失的保全措施成为举证的制度保证。与民事、行政诉讼不同,刑案证据采集具有很强时效性,个别证据如果不进行妥善保存,就会面临灭失风险。被告人的依申请取证程序虽然存在,但由于启动条件设置较高,对于辩方合法权益保障能力发挥有限。刑事诉讼的追诉犯罪性质要求证据收集与保管主要由追诉方完成,这使追诉方通常重视收集对追诉有利的证据,而忽视对被追诉人有利的证据采集。刑事证据保全的重要性直接源于控辩双方的权利对等,建立完善的刑事证据保全制度。赋予被追诉人证据保全申请权,不仅对于维护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我国当前审判中心主义的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进行也将形成促动。

简介：《合同法》在对合同的有效和生效、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所订合同的效力以及合同无效的原因这三个问题的规定上,存在着瑕疵。这些瑕疵之所以产生,根本原因在于与法理相悖。消除这些瑕疵时,应当本着遵循法理的精神,并兼顾逻辑严密的要求,以期使《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更加科学合理。

简介：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我国刑法中受贿罪的主观违法要素,对于该要件的性质与认定,在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素有争议。2016年4月18日两高颁布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为他人谋取利益问题进行了具体规定。这一规定对以往司法解释既有继承又有超越,对于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司法认定具有重要意义。该司法解释规定了四种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情形,对此应当进行刑法教义学的阐释,以便为受贿罪的司法认定提供法理根据。

简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目前，“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已经拉开帷幕。此项改革旨在促使刑事诉讼以审判为中心，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以审判为中心”的内涵外延、改革路径，“以审判为中心”与“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庭审实质化、庭前会议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等的关系，还未形成定论，理论界和实务界仍在进行积极的探索。在此背景下，本刊邀请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审判中心研究”创新团队组织本次笔谈，就“以审判为中心”的概念解读与蓝图勾勒、庭前会议制度的合理定位与程序改造、庭审实质化的证据规则完善、庭审实质化的检察进路、“以审判为中心”的理论阐释与路径选择、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体系完善与结构优化等问题，从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践、现实与未来等角度展开讨论，以期为此项改革提供智识支撑。本期先刊出三篇文章，另三篇文章下期继续刊出。

简介：招赘婚在传统时代为礼法所讳言，明清律例中的相关内容仅有寥寥数语。清末法律改革取消了招赘婚的概念。北洋时期的大理院则通过解释例和判决例，使招赘婚中相关权利义务的法律解释走向完备。在1930年《中华民国民法》中，受男女平等等理念的指导，招赘婚被视同普通婚姻，民间招赘婚中的特殊权利和义务关系，仍然以婚书契约做约定。新发现的龙泉司法档案显示，虽然法律历经变革，民间招赘婚的形式和内容却几乎没有改变。婚书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稳定性”，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民事关系。面对婚书契约与法律之间的矛盾，地方司法机关针对不同的情况灵活处理，国民政府也通过判例和司法解释补充和修正法律，以回应社会实际的法律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