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26年前的1985年,在邓小平同志和李政道先生的共同提议下,中国博士后制度正式实行:天津作为全国首批开展博士后工作的地区,在南开大学、天津大学首次设立2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多年来,在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下,建立了政府主导、多方合作、运转协调的管理体制,研究出台了一系列引进、培养、使用博士后的优惠政策,逐步形成了一套符合高层次创新型专业技术人才成长规律的工作体系。26年的风风雨雨,天津博士后工作在千锤百炼中取得了累累硕果:建立了66个高校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涉及12个学科门类、42个一级学科;144个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覆盖本市八大优势支柱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先后申请获得各类专利167项,为企业创造利润8.5亿元,在本市120项自主创新产业化重大项目中,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承担75项。博士后制度早已成为有计划、有目标地培养复合型、创新型高层次青年拔尖人才的重要制度!人才培养、科研开发、成果转化、企业创新……天津博士后工作是如何将其融合为一个整体,从而促进天津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呢?近日,本刊记者就以上问题走访了几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设站企业、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设站学校以及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博士后工作的相关部门,在寻找答案的同时,也真切感受到天津博士后工作26年的付出和努力。本期所选取的天津天隆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和南开大学两个报道角度,是从不同侧面反映本市博士后工作取得戊绩的一个缩影。
简介:“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省长李嘉廷指出,迎接西部大开发最大的障碍是思想观念的落后。东部沿海地区的思维模式是“我要改革,我要开放”,积极主动;而西部地区往往是“你要我改革,要我开放”,处于被动。很显然,如果在西部大开发这一机遇面前,云南各族干部群众的观念依然不能来一个大的转变,我们又将错失这一次良机。我们讲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已经很有些时日了,甚至提起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有的干部群众认为该讲的话都讲完了。但我们不能不正视,我们缺乏积极主动。我们的一些干部群众口头上似乎很想干很敢干很愿干,但在实际行动中却自觉不自觉地为改革开放设置着障碍。我们的长期落后使我们形成了一种依赖的惰性,喜欢伸手、等待。这一可怕的惰性既阻碍着人们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更无形地阻挡了资金项目的进入。据《中国商报》载,一位在北京生活了8年的西部青年很想回家乡效力,但西部的一些现状使他失望地离开。一次是他捐给希望工程的现金被当地部门领导用来给部门人员发奖金,面对丰盛的酒宴,他百思不得其解;一次是想在西部推出一项专利,但主管项目审批的工作人员看都没看就打发了他们,银行的人说不懂高科技而拒绝贷款,结果这项专利只有回到东部去成功的推向了市场;还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