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林仙健主编、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家政大典》(以下简称《大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家政大典,以下几点可以称道:其一,它是以指导建设中国文明家庭的大典,及时地在第一个“国际家庭年”与读者见面。联合国决定1994年为“国际家庭年”,以后每年5月15日为“国际家庭日”,说明了家庭这个社会细胞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94年国际家庭年”只不过是国际社会宣告重

简介：通过组织化与制度化,现代国家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凝聚力.但与此同时,以科层制、理性化之“铁笼”为代表的制度弊端日益严重.官僚制压抑创造力与个人自由,合法性与代表性极易衰减,这些都是现代政治所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以韦伯提供的“理想型/偏差”模式为范本,通过对于理性化过程中人的四种行动类型的分析,可以让我们理解韦伯所担忧的问题症结之所在,发展之可能.韦伯对于现代政治抱有的复杂态度,也与此处所尝试展开的特殊方法关联密切.传统研究对这些方法虽有理解,却阐发不足.

简介：政治义务是一种道德义务与初步义务;政治义务也是一种具有特殊性、普遍性、广泛适用性和有限性的道德要求;政治义务问题是一组相互关联的问题;认为政治义务是伪问题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简介：国家以因大规模天灾人祸造成的社会特殊状态为起点，构建着灾难的叙事。利用灾难的“将发生”的国家，构建出“被划一整合的灾难”叙事模式；而利用灾难的“已发生”的国家，则构建出“被个别诠释的灾难”叙事模式。国家在构建灾难叙事的同时，实际也利用灾难不断构建与巩固自身的秩序。因所处状态的不同，国家有着“日常秩序”与“特殊秩序”。如果两者的联结是直接的，都隶属于一个统一体制下，那么国家秩序的构建与强化将体现在制度的覆盖性与渗透性上；如果两者的联结必须以国家的出场为前提，那么国家秩序的构建与强化则体现为政府形象得以展示与地位得以加强。作为采用“被个别诠释的灾难”叙事模式典型的中国，为了在完善自身防灾抗灾行动的同时保留自身对每次灾难的诠释空间，需要借鉴“被划一整合的灾难”叙事模式，建立“半覆盖性”的体制，并且将自身的灾难叙事发展得更为立体化与人性化。

简介：本文从古今之争的视野分析现代西方哲学的现代本质，并且展示“哲学与政治”这一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在古代与现代所呈现的特有图景。

简介：在徐复观先生看来,孟子的性善论为确立和谐、有序的政治秩序奠定了坚实的人性论基础,为儒家的仁政或德治提供了形上根据,同时也可作为现代民主政治的根据。孟子的仁义内在说对政治生活有重大影响。孟子的孝悌之道重视人格尊严,不但没有维护专制政治,反而与专制政治相对立。此外,孝悌之道及建基在其上的家庭还可促成进一层的个体与群体得到谐和的民主政治。

简介：哲人的多种面相是其政治哲学之所以复杂的深层原因，该文以孔子与《论语》中四类人的关系为线索，通过分析孔子对四类人的看法以及自己与他们的关系定位，旨在呈现孔子在其中所表现出来的多重面相，并由此进而把握孔子式哲人与政治的关系。

简介：

简介：纪念活动是一种政治仪式，也是一种政治象征，有其独特的政治功能。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使纪念活动的政治功能得以充分表达和释放。具体表现为：借助纪念活动诠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纪念活动成为理论诠释的重要载体；借助纪念活动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纪念活动成为政治动员的重要契机；借助纪念活动协调国共关系、整合各派力量、凝聚各方人心，纪念活动成为政治整合的重要途径；借助纪念活动给予共产国际、苏联和世界其他国家以配合和支持，纪念活动成为协调国际关系的重要媒介。

简介：中国人对国际政治中的道德问题的普遍关注，是在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的暴行的激愤中产生的。随即《人民日报．环球时报》开设的“中国对策与选择”栏目，围绕中国应采取什么样的对外政策展开了专家与大众都积极参与的大讨论。讨论中出现的中心议题之一，就是中国在

简介：<正>在我国现阶段,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物质文明建设的改观,在家庭方面也发生着变化。(一)家庭结构有了新的的变化。主要表现在1.家庭规模缩少,户均人数减少。我国“六五”规划重点项目之一的“五城市家庭研究”表明;京、津、沪、宁、蓉五大城市中4385户的抽样调查,户均人数为4.08人;农村家庭规模也有缩小趋势,据四川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对2035户农民家庭调查,户均人数为4.52人,若从一个省来看,一九八四年贵州省共有596.1807万户,比一九八三年增长

简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性的庆祝游行是一个内容丰富而驳杂的文化主题，于此，史家可以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及其政策。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景观，其中首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五一节和国庆节（10月1日）庆祝活动，都是精心组织并有着多重目的的政治仪式：既是打破旧秩序、迎接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反传统的节日，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权威的合法化，又是共产主义领导下无数成就的展示，亦是对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毛泽东中心地位的肯定，同时还宣告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存在。尽管受到苏联的影响，这些庆祝游行还是表现出浓重的民族风格。它们也反映了一个国家正在经历着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变化。最终，毛泽东和其他党内高层领导，同时充当着演员和导演，小心翼翼地控制和编排游行者的动作，让作为观众的游行者们在天安门广场上对党和党的主席所取得的成就大加赞颂。

简介：作为现代国家的一种普遍政体形式,民主政制已获得世界性的话语霸权。回溯民国初创之时,虽对具体实施何种政制争论不休,但新生共和国的政治正当性与合法性却几乎系于民主政制。对此,梁漱溟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展开思考,即从承认旁人、平等、讲理、尊重多数、尊重个人自由等方面解读民主,把民主视为一种精神倾向。他认为民主没有放之四海的绝对标准,只有实现程度的差异,中国民治未成,主要因理与势两方面条件都不具备。因此,梁漱溟主张个人既要积极参与团体组织,又要服从贤智者的领导而非西洋民主的多数决定,认为这能调和人治与法治的对立,称之为＂多数政治的人治＂或＂人治的多数政治＂。由此,他强调落实此种理想,需要政教合一制度,由贤智者领导众人完善自己的生命,实现人生的向上进步。本文将从普遍参与与取决多数、真理与政治、理性与制度、权归于一与权力分立等方面对其民主思想做系统检讨。

简介：除却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还重点阐述了生产总体辩证法。这一哲学方法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经验论方法为“靶子”,通过反思后者强调的物质生产基础来证实自身的合理性。它秉承了唯物史观的出发点,在将现实的个人及其一定社会性质的物质生产作为逻辑起点的同时,诉诸生产一般与生产特殊之间辩证关系的分析,完成理论前提的建构。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揭示出以生产为起点的有机体及其辩证运动,从而构成生产总体辩证法的核心内容,并运用到关于货币形式与资本一般的诠释过程中。此外,他还力图解决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平衡问题,最终使生产总体辩证法成为一个逻辑严整、义理丰满的动态结构。

简介：早在20世纪40年代，冯契就从政治学的角度，将自由主义视为中间阶层的意识形态，并强调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对立。1949以后，冯契曾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自由学说，认为人的自由在于对必然的认识。80年代末期以后，冯契将自由理论与智慧说相融合，建立起了富有哲学个性的自由理论体系。

简介：1949年至1956年,中国共产党全力擘画以领袖肖像为中心的政治实践,旨在推动新中国国家权力生产、意识形态传播和政治合法性获取。溯及既往,该项政治实践既肇始于党的政治文化传统,亦催生于新中国领袖肖像正规化治理难题。而在经由系列肖像适用规范的制定,多维纪念策略和纪念机制的确立,以及重大纪念活动的仪式操演后,领袖肖像得以有效介入新中国政治叙事,并发挥着形象塑造、政治象征、关系协调、社会动员等多项重要功能,深刻影响着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新传统的创新与赓续。

简介：这个关于中国北方某村庄竞争性选举的研究指出了两类矛盾：一类是村民与村干部的矛盾，另一类是村庄精英与寻求权力者的矛盾。村民与老村官的矛盾集中体现在：后者的腐败与管理不善，导致了集体财产被严重侵蚀和再分配的不公。而村民与新村官的矛盾则在于：后者无法解决老村官遗留下来的问题。这对矛盾不仅引发了民怨，同时也燃起了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精英分子之间的矛盾集中在对政治职务的竞争，由此导致了选举中以及之后政治派别和派系的形成，这已成为乡村政治一个显著的特征。对该村治理问题的调查表明：自由选举导致政治权力激进的再分配，因满足不了村民对集体财产重新公平分配的深层愿望，而无法令村民满意。

简介：波兰总统专机的事故引发了波兰国内一系列纪念活动，民众否定了之前对已故总统的敌意，这个重新审视的过程，将成为波兰传统认同回归公共领域的开端。波兰历史上经历了集权主义和自由主义民主的历程，在后一阶段中，波兰在公共领域形成了一个一般性界限。波兰人民在反抗这个强加的界限、找回传统认同的过程中团结起来，已故总统就是代表。

简介：文章以作者二十年来对毛泽东个人思想之当代价值的三次思考为主线而展开，指出：（1）不能把毛泽东所确立的革命传统与其所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对立起来，不能把晚年毛泽东的极左错误与其超越时代的理想主义价值观相混淆；（2）晚年毛泽东的错误与落后民族国家革命后创建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困难直接相关，不能直接照搬经典思想，而是必须从世情国情出发；（3）在全球化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必须重新定位毛泽东、重新发明毛泽东、重新发现毛泽东的理想主义遗产。

简介：在马克思文本的翻译过程中，本土化的政治议题始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视域。从传入之初，马克思思想就作为一种陌生化的思维冲击着中国旧有的语言体系，与其他国外思潮共同构成了近代思想启蒙的基础。同时，翻译也是多种差异性共存的场域，其中既包括本土文化与陌生文化的相互冲撞，又包括多种话语方式的权力争夺。最后，面对马克思充满激情与卓越文采的原文，翻译不仅需要忠实原文的意图，更需要保持原文的风格，作为一种政治的修辞学，翻译其实是一种面对读者的再创作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