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从1644年至1911年,统治中国的清朝皇帝设法把内亚的大部分纳入其控制之下,并把中国的领土延伸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本文认为其庇护的政治技巧与它规范化的语言,及其所强调用礼物交换与礼貌表述,对解释内亚腹地以联盟形式融入帝国是一个有用的概念。通过重新解释礼物交换的义务,清朝不得不加强和巩固其人际关系网的持久性,使之转变为有明确界定的统治系统。在这个规范化的过程中,作为清廷管理外藩事务的理藩院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在王朝的早期,它是负责收集和传播与内亚首领有关的各种庇护关系的信息。在17、18世纪,它努力标准化和简化少数民族与国家之间的联系。当清朝在外藩行使更直接的控制权时,即使是在王朝后期,理藩院及其庇护的规则和原则被修改后一直保留。本文为多民族大清帝国的寿命和凝聚力提供了一个解释。基于最近出版的满文和蒙古文档案资料以及礼物交换的诸多内涵,本研究揭示了大清皇帝自我观念的改变。
简介:汇宗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格勒盟多伦县,始建于康熙年间,是当时漠南蒙古地区规模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和活动中心。汇宗寺御制碑以满蒙汉藏四体文字镌刻,其内容反映“多伦会盟”的背景、经过、意义,以及汇宗寺修建的起因、目的、过程、管理等情况,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因原石碑损毁无存,不仅无法利用其三种少数民族文字文本,而且存世流传的汉文文本也难以比较鉴别。新近发现该碑刻的满文和蒙古文底本,为其文本的比较和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同时,通过文本比较发现,各文本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而且在比较重要的时间和内容上出现问题。该碑刻满文和蒙古文底本的发现,对汇宗寺的保护和修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简介:四、《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版本《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汉文原书十册,译成三文合璧后则为18本.据各藏书机构目录所载,《三文合璧教科书》藏本最多只有10本,即前10本,而第11-18本,未见有收藏记录.可见,1912年底根据汉文原书第九十两册编译完毕的译本,当时只是缮写出来转呈临时大总统阅览并请奖,并没有石印发送各学校.北京各收藏单位皆无后八本写本的收藏著录.现存《满蒙汉三文合璧教科书》各有异同.笔者得阅大连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藏本,其前三册,大连本汉文与满蒙文俱毛笔手书;大连本后七册及辽宁藏本全本,俱用满蒙文竹笔书写、汉文铅字,石印.
简介:1985年5月,我应日本学术振兴会的邀请,在日本国学院大学进行“日中口承文艺比较研究”及民俗调查、讲学6个月;其间,有幸与同在该校进行“日韩歌谣比较研究”的韩国中央大学教授、韩国民俗学会会长任东权博士相识。从此,我开始了对韩国民俗学的了解,任博土也因此成为我的师兄与学长。当年6月14日,任先生赠我一册他于1969年出版的日文版专著《朝鲜的民俗》。这部代表作有重点地论述了韩国民俗,其中有关韩国巫俗部分对于我当时研究中国满族、蒙古族的萨满教信仰有十分重要的比较研究价值。如今,10年过去了,任博士以他30多部专著及300余篇论述文章的丰硕成果,对韩国民俗学、民俗史、志及方法论做了全面的研究,并展现了他在学术方面的权威性。他45年来的卓越贡献有力地证明了他是当代使韩国民俗学以辉煌成就走上世界学坛的开拓者。1996年农历二月二十二日,是任博士的古稀寿诞吉日,谨撰本文,略表敬贺。
简介:日本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曾制造了一个叫做“满蒙”的政治地理名词,相应地制定了侵略这一地区的“满蒙政策”。随着日本侵略势力的扩张,“满蒙”这个地域概念经历了由此及彼、由小到大的演变过程,相应地每个历史时期的“满蒙政策”也有不同的内容和具体目标。从地域范围来看,日本“满蒙政策”经历了由“南满”→“满蒙”(南满、东蒙古)→“满蒙”(东三省、东蒙古)→“满蒙”(东北四省、东蒙古)→内蒙古(察哈尔省北部)→“蒙疆”(察哈尔省、晋北、绥远省)的演变过程。在每个发展阶段,日本“满蒙政策”的不同内容和目标都是为其侵占中国、称霸亚洲各国的侵略行动服务的。这是日本“满蒙政策”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