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空间的场域下，边缘压迫会致使“卑贱意识”与“贱民”产生，其症结在于边缘空间中的种族、民族、性别、群体及其文化价值无法获得应有的承认。从福柯开始，到多元文化主义，再到后现代激进地理学，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一种差异性空间的方式来贯彻“为承认而斗争”的战斗口号，以期建构起一种全新的空间格局来实现对同一性霸权的替代。但以差异政治凸现出的承认叙事，其缺陷在于不仅忽略了形成边缘压迫的物质基础与历史过程，而且也回避了个体行动的建构性责任，从而抽掉了为承认而斗争的真实基础，最终造成了一种价值与现实之间的错位。针对由此而造成的边缘革命困境，西方左派提出了诸多解决方案，但都陷入了革命主体的“空场”和行动的“裂隙”之中。我们的立场在于，回到马克思的“历史科学”，从根本上扬弃西方意义上的边缘决定论，将边缘空间的承认话语转变为一种突破资本主义“薄弱环节”的历史实践，从而将对同一性霸权的斗争体现为一种现实的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