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回归后的艺术反思

(整期优先)网络出版时间:2019-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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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香港导演杜琪峰的电影《两个傻瓜的荒唐事》,以“性”反映政治和文化,对香港租界回归后的情况进行艺术反思,艺术地表现了回归后的香港人的文化飘泊和文化失落,含蓄地表达了香港需要中央政府对香港进行文化关怀,以使香港人得到文化认同感和文化归属感。
[关键词] 香港 租界 文化
  
  《两个傻瓜的荒唐事》改编自2003年西班牙的喜剧片《幸福的黄色电影》,虽然说是一部喜剧片,可是引人发笑的地方并不多,相反,看了之后,让人陷入了比同期热映的电影《投名状》和《集结号》更深的沉思。
  这部电影很有特色,一些宣传稿上说的是剧情比原剧更符合中国国情,我看这个提法还要贴切些才行,应当是更符合香港区情。这部电影对大陆当前一些热门的话题进行了戏仿,如潜规则、超级女声、芙蓉姐姐、电视选秀、著名电影等进行了有限度地恶搞,使观众在似曾相识中会心一笑。但这部电影的深度显然不在这里,导演阿甘如是说:“但我们的这个喜剧,希望说到一些‘痛处’,但还能忍受。”这些痛处,是通过“性”来表现的。事实上,电影作为一种艺术,是经常用“性”来对政治和文化进行影射的。对“性”如果仅停留在自然性、生理性或者功利性层面的解读,那显然没有把电影作为一种艺术的深度读出来。
  性在电影中,往往是有所意指的。正如《泰坦尼克号》中的“性”是资产阶级暴发户与封建没落贵族在大革命初期因相互需要而度过的短暂蜜月的艺术隐喻,《色·戒》中的“性”是革命者与敌人之间以肉体换取情报的一场“交”易的形象展示。《荒唐事》中的性也有其独特意义。
  性与政治相连,在中国的古诗中早已有类似的比喻。当然,我国古代的文人追求含蓄优美,往往把性写到爱情为止,而不直接描写性。因为文字作为一种符号来传递信息,因文字的存留性可以反复阅读而可以给读者以巨大的想象空间,是以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隐含的“性”是可以意会而不便言传的。
  政治得意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往往通过男女恋爱或夫妻交欢来进行表现,政治失意则以恋人分离或求偶不得来表现。唐代诗人张藉在已受皇帝委派做官的情况下,不愿受地方官的邀请去做官,乃贼《节妇吟寄东平李司空师道》辞谢:“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褥。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持戟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明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将对现有职守的操持转化为爱情的忠贞表现出来。洪迈《容斋随笔》云:“张籍在他镇幕府,郓帅李师古又以书币辟之,籍却而不纳,作《节妇吟》一章寄之。”据此可知,这首诗完全是个比喻。张籍已经接受了朝廷的聘任,而李师道又派人用厚礼来请他去参加幕府。张籍就写了这首诗辞谢他。诗中的“妾”是张籍自喻,“君”是指李师道。用谢“爱”来表达谢“官”之意。将政治忠诚以爱情忠贞的方式表达出来。
  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流行歌曲中所吟唱的关于爱情的歌曲,未必仅是恋人喜欢唱,其他人群也因心情相似而吟唱。恋爱或失恋已经具有更加宽泛的意义,凡是自身追求的理想或目标都可以用性对象来替代,因而,恋爱或失恋就不仅是原初意义的恋爱或失恋,它已经演变为自身理想或目标的实现或没有实现。
  如果理想实现,那么情歌中所唱的一定是男欢女爱,不管歌词意思有多么隐晦或含蓄。如果理想没有实现,那么情歌中所唱的一定是恋人别离,而这时歌词往往是直白明了的。将政治理想寄托在爱情中来进行表现,这是中国文学的传统表达。将政治理想与性联系在一起来进行表现,则是电影艺术的现代表达。
  所以,《新婚指南》就不仅是一本书。它是一种特定的意指。这种意指在电影的开头很不明显,直到电影的最后我才明白。那就是女主人公小鱼给儿子取名“文化”后,男主人公文耀带着尴尬的表情说“我们终于有文化了”。这时候我才明白电影到底要说什么。
  “文化”这名字听起来特熟悉,但当时听着觉得特刺耳。为什么呢?因为这“文化”,是自己的土地上“种”了别人的种子生下来的。如果说女人性器官常被比喻为大地的话,那么女主人公的性器官则代表着一块土地。如果说权力常被比喻为男性器官的话,那么男主人公的性器官就代表着一种主权,对于女主人公身体施动的主权。妻子的性器官就是丈夫的土地。借用性生活中的一句俗话:“只有累死的牛,没有犁坏的地。”可知民间是常把女性性器官比做土地的。
  土地是有主人的。一般来说,丈夫就是妻子这块土地的合法耕种者。如果情况有所变化,本来属于自己的土地,但临时被别人占用,然后又回到自己手中,这种主权的临时转让,就叫做“租借”,而这块土地就叫做“租界”。这就演变为政治术语了。我们沿此思路思考下去,区别租界与被割让的领土的不同:租界在名义上其领土仍属出租国,并且自身不具备治外法权的属性。
  土地在租借时被别人种下了种子,但妻子还是自己的,以是结出来的果实具有“半殖民”、“半封建”的特征。这个叫“文化”的孩子虽然是女主人公生的,但不是她的丈夫的种子,而是别人的“种子”。这个别人,就是那个富有的资本家。用政治术语来说,就是“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这个“文化”,是被代表资产阶级的某个具体的人物“植入”的。这就是租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的文化特征。

  当土地又重新回到自己手中,但种子已经植入,并且发育成熟,生下新的生命时,这个新的生命有个让人奇怪的姓名就叫“文化”,随丈夫姓,有母亲一半的血统,有丈夫之外另一个一半的血统。这就是“租界文化”。
  作为租界,其政治属性和文化属性与香港最为相似。当然,我们还可以想到有“租界”历史的天津、汉口、广州、九江、厦门、镇江、杭州、重庆、苏州等地。导演杜琪峰是香港人,他以艺术家的敏感深刻体会到了香港的文化变迁,然后又用艺术将它表现出来。艺术就这样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于日常生活中体现政治,于性生活中体现政治,将“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人在文化方面的困惑含蓄隐晦地表达出来。
  这时候,我们回想到电影开头推销的《新婚指南》,这本书推销,遇到的困境是几乎所有人都结婚了或者有性经验了。也就是说。男女双方虽是新婚,但其实早已相互拥有,土地的归属权是早有定论的。
  在稍后的电影中,文耀在如祥林嫂般陈述他父亲照相的历史时,居然先后闪出了类似《投名状》中清军模样的照片和《集结号》中八路军模样的照片。当我们将相关信息联想起来的时候,这样一些颇具零碎、混乱、拼贴、不确定等后现代特征的照片似乎确实在意指着历史的某段进程,联系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似乎是说清政府无能,其治下的土地成为租界,然后共产党收复租界,让这些土地重回祖国怀抱。清政府的无能在电影中很形象地被表现为“丈夫”的性无能。丈夫文耀与妻子小文结婚多年,仍然没有生育。生育在这里是该被理解为政府对所管理的土地的有效地治理。不能生育则暗示着政府对所管理的土地没有能力进行有效地治理。这事实上影射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清政府对国土管理的历史状况。
  妻子与宠物狗的主人以狗为媒,以豪富著称的狗的主人在丈夫文耀不知情的情况下奸污了小鱼并让她怀孕。在这里,文耀的不知情,对妻子的冷淡,可以理解为清政府对国家的管理松驰。狗很好理解,就是走狗,也即汉奸或间谍。狗的主人,是资本主义的代言人,在片中是以资本家的形象出现的。这样一个情节暗示的是资本主义国家在清政府内忧外患之际侵占了其土地使用权,在侵占期间,将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强行植入了这片土地。小鱼是形象的说法,即水中之物,通过联想我们可以想到小鱼暗指岛屿,即香港岛。在租借期间怀孕,意指香港在租借期间形成了自身的租界文化。
  电影导演无法解决的问题是,他不知道如何处理这样的“文化”冲突。由资本家在租界植入的“文化”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下拙壮成长起来。这种文化到底姓“社”还是姓“资”,导演最终找不到解决的办法。这种在资本主义国家生长,在社会主义国家发育的“文化”,它不是一种多元文化,也没有处在多元环境中,但就因为历史在关键的瞬间的失误,使这种“文化”变得难以确认身份。
  对文化身份的困惑使身处其中的人群感到痛苦。很多人对“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文化的何去何从感到不知所措。因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存,那么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对香港的资本主义文明在意识形态上明显割裂的,互不干涉和平共处的。电影中,丈夫“射精”而没有“精子”,以谐音论,“射精”即“社精”,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缩写。射精而不受孕,暗指的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香港文化没与结合,没有形成应有的“文化”。
  我感到很震憾,不禁回想起中央政府在香港回归后的政策,“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是“一国两制”的核心原则。但是,我们可以从电影中读出香港人的遗憾:领土回归了,国籍回归了,人心也回归了,但心理上找不到回归的文化认同感和文化归属感,文化飘泊和文化失落若有若无地散漫在香港人的心中。这是一种如同丁香一般挥之不去的淡淡哀愁。
  我个人是从中读出了香港人对中央政府的期盼的,香港当前所处的这种文化环境是很尴尬的。这种文化是资本主义文化与香港本土的文化的结合,但它隶属于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三结合的文化。在资本主义的影响退出之后,这种文化急需找到一种归属。这种文化归属感表现在电影中就是让“文化”这个孩子通过《新婚指南》录像了解自己的过去。电影让《新婚指南》的拍摄持续下去,其本意应当是从艺术角度来关心香港未来的发展。
  这个电影是一部关于政治、关于文化的以“性”为主题的电影。看到这部电影,我很震惊,我想中央政府真的应当多关心香港的文化建设,使香港回到祖国之后得到文化认同,使港人找到文化归属。“港人治港”是政治原则,但在文化上,香港仍然需要中央大力支持和帮助他们进行文化建设。
  生于香港、长于香港、现在香港的杜琪峰导演年过半百,见证了香港的1997年回归前的租界时期、回归时刻、回归之后三个阶段的历史,他对香港人的文化心理、文化心态的理解是深刻的,他的深刻在于他将政治和文化通过性以喜剧的方式表达出来,将深刻寓于诙谐之中。但他又是无力的,他的无力在于有些问题的复杂程度超过了他的想象,所以他能且只能通过艺术的形式进行呼吁,在历史没有出现结果之前,他也无法解决也不知道结果。

  我个人认为,电影的结局是欠缺的。当时我在电影院里就想,这个电影的结尾,应当是这样的:文耀不相信自己没有生育能力,又去找医院检查,后来医院检查出他的精液中是有精子的,但输卯管堵塞,无法授精。
  然后,就留给观众去想象,以后还会不会出现新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