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对于目前清华简《保训》之“中”的涵义，多数学者或者仅仅以文字学、文献学的依据去解读，或者理所当然地以儒家的观点去解读，然而无论哪种解读，都存在和《保训》文本内在逻辑相矛盾的情况。笔者以为对《保训》之“中”的解读不仅要有文字学和文献依据，同时也要符合原文的内在逻辑。笔者认为《保训》之“中”训为“常”更为合适。

简介：社会契约不论在政治哲学史上或是作为一种正义理论，都有着悠久历史和重要地位。后来的研究又将其作为一种基于组织理论的个体权利来加以研究，即它是一种将伦理和道德的合法性与合作的战略和行动进行整合的途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它又作为经济伦理而被提出来。沿着唐纳森和邓菲的研究途径进行追寻表明，如果社会契约被意识到并被作为网络治理过程加以对待，那么其将适用于组织设置过程。这一洞悉有利于行政学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因为它能够引起人们对行政程序的关注，在这一程序中，信任在持续的契约交往中得以创设，并长期稳定地保持下去。同时，我们也需要一种应用于行政自由裁量的新途径（如道德代理），以认识组织的新兴网络形式及其竞争力和道德潜能。

简介：作为儒家经典的《孟子》，在辽、金二朝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传播。辽代并无孟学著述的著录信息，但从营州人马保忠进谏辽帝，称扬“孔孟圣贤之教”的表述可以推断，《孟子》在辽代有所传播，并且认定“孔孟”乃属一体之学。至于金代，由于汉化程度更高，《孟子》也在国子监、国语译经、科举考试等领域得到更广范围的流传，孟学著述亦更丰富；无论是金朝科考的科目规定，还是王若虚等人的著作，都体现出北方学术传统对南方朱子理学反动的特色。《孟子》在辽、金的传播，对于二朝教化的广施和器度的涵养，对于推进二朝儒学化的进程，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简介：政策执行者具有自然人、经济人、社会人、政治人等身份属性。在公共政策实践中，政策执行者扮演多种角色。这些角色互有交叉、彼此重叠，形成角色错位、身份矛盾，使执行者陷入价值选择的困境。政策执行者在价值选择中所具有的两种理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经常呈失衡状态，表现为其工具理性的张扬与价值理性的式微，这些情况使公共政策执行失灵难以避免。

简介：《庄子》以躬、身、形、体指涉身体之不同领域。它拒斥《论语》里著名的礼仪化的躬身，蔑视矫揉造作的身体的修行，欣赏最初作为活身、生身的身体，而对其社会关系与义务则心存戒备。庄子尤爱玩弄形身，将其肢解、使其变形，以便让人穿透形之间的界限，与物同体，享受无限的自由。

简介：李氏朝鲜以儒立国，严守夷夏之辨，在明清易代后对中国心生鄙夷，导致其固步自封。燕行使北学派的奠基人洪大容对夷夏之辨进行了深入反思，他晚年的作品《医山问答》中体现了他成熟的新华夷观，而其理论基础“以天视物”正来源于《庄子》的“以道观之”。

简介：在《程氏易传》中到处充斥着君、臣这类字眼，可见程颐在解释《周易》的过程中特别关注其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内容。而在众多的政治思想中程颐又特别强调有关“君臣共治”的思想，他常常将爻与爻之间的相应关系解释为政治世界中的君臣关系。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中曾指出“君臣共治天下”是北宋新兴政治文化的重要特质，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程氏易传》正是这种文化特质的反映。因此，对于《程氏易传》中“君臣共治”思想的阐发，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程颐对于《周易》的解释，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程颐的政治思想。

简介：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深入对当代大学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巨大冲击和影响：大学生国际主义意识、生态平衡意识、个人意识增强；改革精神、创新精神凸显；对社会公平的诉求、保护环境的意识加剧.但国家意识、民族意识和对传统道德观念的传承意识出现弱化.在经济多元、政治多级、文化多样的全球化背景下,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引领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凸显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时代性、创新性和民族性.

简介：德国汉学界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和研究长期以来存在重视先秦、轻视宋明的倾向，但德语世界对朱熹思想的译介活动和阐释工作也并非没有其积极的一面，这主要体现在其译介活动的悠久历史和阐释工作的层出不穷上。对朱熹思想在德语世界中的接受进程的考察有助于我们为一场真正对话做好准备，然而目前所看到的德语世界的朱熹思想研究大都不能令人满意，都还难以经得起学术性的严格推敲，这一现象反过来必然促使我们去深入思考思想对话的真正本质。

简介：2013年5月19日，全国首届省级以上儒学团体负责人联席会议在杭州隆重召开，本次联席会议由浙江省儒学学会与中国孔子基金会共同发起，来自全国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港澳地区的28家儒学团体的70多名儒学团体负责人参加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与会同仁一致认为，当代中国儒学正处在走向复兴的关键历史时期，在儒学事业内部，就儒学理论的基本特征、儒学团体的一般功能、儒学研究和普及的方向等重大议题达成一系列共识，已是当务之急。故此，与会同仁向全国各儒学团体以及所有儒学研究、爱好与践行者发出如下倡议：

简介：摘要：夏含夷先生以《左传》占筮实例论证传统“之卦”说法不可靠，认为传统“某卦之某卦”的“之卦”说法并不是指变卦，而仅仅是指定某一卦某一爻的方式；那么又是以什么方法来指定某一卦的某一爻的呢？夏先生以《左传》等占筮实例中存在连续两次或多次贞筮的情形进行推测，以为其可能正反映了得到“某卦之某卦”的整个过程：前一次贞筮得卦，后一次贞簸得爻。夏先生的这些观点虽然新颖，但却是靠不住的。如果夏先生关于之卦的说法是正确的，则占断时只会用到主卦而不会用到之卦，可实际上《左传》占筮实例中不仅用到了之卦的卦象，也用到了之卦的爻辞，说明变卦是实际存在的，“之卦”并不仅仅是指定某一卦某一爻的用语。而且《左传》等占筮实例中，虽然的确存在连续两次或多次贞筮的情形，但它们绝不是前一次贞筮得卦，后一次贞筮得爻的情形，而是各自相对独立的一次完整贞筮过程；包山简或葛陵简等出土文献同时得出两个筮数易卦的筮例，也不可能支持夏先生前一次得卦，后一次得爻的观点。夏先生的解释明显存在误读。

简介：凯恩斯主义的“有效需求不足”假设和“扩大内需”对策一再地被经济现实所否定，供给学派思想精髓越来越多地被当代经济现实所印证。当前危机全球化和纾困长期化的现实表明，可持续增长动力的培育在于通过向要素投资形成有效供给，用有效供给来创造需求。供给决定需求在发展的意义上体现为供给的品类决定了可供需求的品类，供给的质量决定了可供需求品的质量，供给的产业生态决定了需求的社会生态，供给环节的收入分配决定了有效需求的结构。驱动供给提升的关键在于要素。在要素重估阶段，高质量要素能够参与到GVC更高端的分工，获得更高收入，从而形成消费能力。这一良性循环的形成是中国实现经济内生增长的必由之路。

简介：在王阳明思想中，良知与孝是体用、本末的关系，孝仅仅是良知发用中之一事。由于王阳明良知学是从对《大学》的诠释中拈出，故随着阳明学的发展，其后学便将《孝经》纳入了良知学的体系内，以《孝经》来解释《大学》，采用以经解经、的方式印证良知之说。至罗汝芳而提出以孝弟证成良知，以孝弟为良知本体，故以良知学注解《孝经》便成为必然，虞淳熙的《孝经迩言》就是晚明时期以良知学注解《孝经》的典范之作。

简介：公共性是人的本质属性。儒家哲学对社会交往、公共活动、公共利益、公私矛盾与统一等公共性问题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儒家公共性兼具超越性与现实性两个向度。“道”是儒家公共性超越向度的表达，是人间秩序建构的价值标准，是现实社会的合法性基础；“礼”与“仁”是儒家公共性现实向度的表达，“礼”为现实社会构筑制度基础，“仁”为现实生活提供精神支柱。儒家哲学正是围绕“道”、“礼”、“仁”的实现而展开其公共性内涵。在这一展开过程中，儒家的社会理想与人生意义得以实现。

简介：江苏实施“两个率先”战略目标对社科发展提出了由大到强的现实要求，确立了建设“五大高地”、实施“五大行动”的目标任务。实现由大到强，江苏注重推进决策咨询能力建设、学科创新体系建设、人才高地建设、发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示范带动作用。江苏实践经验表明，哲学社会科学强省建设必须以提高服务大局的能力和水平为目标，自觉融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以质量和效益为导向，加快转变科研发展方式；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不断完善研究体制机制，激发工作活力；以优势学科和高素质人才为支撑，以发展特色地域文化为重要使命。

简介：这是一个混沌的年代，也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年代。当下西方知识界对于多种重要议题的纷争，在相当大程度上表现出不确定性的思想特征。此前固有的知识与信念遭到怀疑，而未来的前景似乎于迷雾之中若隐若现。

简介：在有着深厚隐逸文化传统的中国，把隐逸看作是一种典型的高尚行为似乎已经成为历来人们的共识。然而，实际上中国并不存在能够成一家之言的统一的隐逸思想，中国隐逸思想分为儒、道两派，而且它们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儒家隐逸以合乎道义为准则，道家隐逸则以追求适性为目的。在儒家隐逸思想中，“高尚”的确是隐逸行为的一个重要性质；不过与之迥异其趣的是，高倡“道法自然”的道家却并不认同“高尚”这个人为的概念，并且认为恰恰是这个所谓的“高尚”性质才导致了隐逸的蜕化，使之沦为“禽贪者器”。可是非常遗憾的是，从古至今的人们总喜欢不加区分且自以为是地把一顶“高士”帽同样强行扣戴在道家隐士的头上，由此便形成了中国隐逸思想认识上的一个重大误区。

简介：心态史的兴起，为我们认识历史和研究历史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与路径。心态史研究，可以使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层次的研究，获得更加接近于历史时代和事实的研究结果。在心态史视野下，资本主义在西欧的兴起与发展繁荣的根本性前提是，在12—18世纪的西欧发生了一场社会心态革命。这场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实际存在构建了一种新的“爱恨秩序”，规定了资本主义生活中的价值优先或后置规则（伦理），规定“资本主义人”的世界观和世界认知的结构与内涵，为资本主义提供了道德上的合法性与行动上的可行性。

简介：摘要：海外汉学界基于特殊的视角，对《周易》有很独特的理解，以史华慈为例，他认为在占筮实践中，《周易》逐渐由窥测神意的工具转变成了万事万物及其变动的象征体系，借助于此我们可以在变动的情境中采取合理行动。《周易》思维体系背后预设的是一种“相关性宇宙论”，这种宇宙论表明了人在理解和控制世界上逐步增长的自信。《周易》本是为世俗成败提供启示的工具，但是儒者在解释和运用《周易》时，由于只对“每种具体情境所需的道德姿态感兴趣”，因之将其与儒家结合起来，并且展现了一种不同形态的儒学。史华慈之所以对《周易》有这样的独特解读，是立足于其特定的问题意识和知识背景的。对史华慈《周易》解读的反思，有助于推动易学研究的发展。

简介：摘要：阳明两大弟子钱德洪、王畿对四句教颇持歧解，后人因此持续对“无善无恶”进行若干辩论。黄宗羲较支持钱德洪，牟宗三则倾向于王畿。然考察《传习录》，另有一组渐顿、本体工夫的对比，即阳明“心即理”与朱熹“格物穷理”之说，而这其实才是阳明阐发良知学的基源问题。对照之下，钱德洪的理解显然近于此说，而较不契于阳明晚期以无善无恶说良知的说法。同时，阳明的良知除了心性本体之外，另有存有本体的意义。从对“恶”的处理来看，两者之间显见差异。从心性本体而言，恶的来源是外在的、后天的。但从存有本体而言，就不能说另有外来的障蔽；于是，恶便成为自身的异化。对此一问题，阳明本身并未有解，牟先生则藉由《大乘起信论》“依于一心有二门”的理论模型说解之。不过，我们认为《大乘起信论》之说与“无善无恶是谓至善”并不相同。同时，再比对钱、王之说，二人虽也有“心无一善”的说法，但前者乃是指“不心外求理”，后者则是指“空洞无一物”，显然对良知本体的理解颇不相侔。准此可知，阳明的良知教当有前后期之差异，而后期在道德之外，明显另具佛、道二家超越善恶、超越道德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