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人类在解决了经济学意义上的生存问题的同时却带来了生态学意义上的生存危机。原因何在?乐观的人们会认为是由于我们的经济和技术还不够发达。解决生态问题的关键是发展。当然还有些较清醒的人看到国际经济政治关系的不平衡和社会的非正义也是原因之一，因为这种不平衡和非正义影响

简介：道德信仰是对道德的终极关怀，是理性的非理性存在方式，是人的精神支柱。道德理想主义，制度安排不尽合理，市场经济负面效应以及社会主义低谷是道德信仰危机的重要根源。发展经济，加强制度伦理建设，强化规则意识等克服道德信仰危机的主要措施。

简介：诚信是社会安定和发展的基础,在利益的驱动下,部分人失去了诚信和道德准则,当前社会中的道德失范现象已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诚信是社会秩序有机系统的价值核心,诚信是维系人们各种交往关系的重要链条。缺少了诚信这一链条,各种交往关系便会散架,进而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

简介：美国金融危机实质上也是一场道德危机。思想上重利轻义、重物轻人、耻感蜕变,制度上缺乏监督、少有惩戒等是导致这场危机的伦理文化根源。在后危机时代,整个社会只有对金融危机中透现出的道德危机进行深度反思,从制度和意识等多个层面予经济伦理文化以重建,才能最终引导经济走出困境重现繁荣。

简介：生态危机已经成为影响人类生存最主要的危机之一，面对这种危机，人类已经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如经济手段，制度手段等，然而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培养人们良好的生态意识，在生态意识中，生态良知又是核心。养成生态良知是克服现代生态危机的关键环节。

简介：经济高速增长导致了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生态环境恶化又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使社会陷入“经济增长环境危机”的悖论之中：经济高速增长与生态环境恶化并存。因此，必须实现伦理学范式转型，树立生态伦理价值观，大力推进经济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的转变，树立科学发展观，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简介：康德认为人在自然面前没有任何自由可言,即使“人为自然立法”掌握了自然必然性,目的仍然是为了满足人自身的物质欲求,不可能走出自然王国。由此康德提出实践理性优先于理论理性,强调只有“人为自身立法”的实践理性才能够将人从自然王国中拯救出来而走向自由王国。康德这一命题的危害是,否认人在自然面前拥有自由,人在自然面前只能遵循弱肉强食的生物法则,道德地对待自然万物在学理上不具有可能性。本研究试图颠覆康德的这一命题,认为人在自然面前不仅拥有本体论自由,而且这一自由还优先于认识论自由和实践理性自由。人只有证明自由的本真性具有生态性质,即人在自然面前能够拥有本体论的自由,才能担保自身从自然王国之中真正解放出来,使保护自然环境的伦理行为获得坚实的哲学基础和正当性理由。

简介：康德认为人在自然面前没有任何自由可言,即使“人为自然立法”掌握了自然必然性,目的仍然是为了满足人自身的物质欲求,不可能走出自然王国。由此康德提出实践理性优先于理论理性,强调只有“人为自身立法”的实践理性才能够将人从自然王国中拯救出来而走向自由王国。康德这一命题的危害是,否认人在自然面前拥有自由,人在自然面前只能遵循弱肉强食的生物法则,道德地对待自然万物在学理上不具有可能性。本研究试图颠覆康德的这一命题,认为人在自然面前不仅拥有本体论自由,而且这一自由还优先于认识论自由和实践理性自由。人只有证明自由的本真性具有生态性质,即人在自然面前能够拥有本体论的自由,才能担保自身从自然王国之中真正解放出来,使保护自然环境的伦理行为获得坚实的哲学基础和正当性理由。

简介：生态正义是当今理论界广泛关注的重大问题,生态正义问题的凸显,拓展了环境伦理学的理论视野,促进了环境伦理学的理论转向,改变了环境伦理学的思维旨趣,也深化了人们对生态危机的根源以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机制和条件的认识.

简介：国家治理的过程是生态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建构过程,前者表现为人与自然和谐,后者表现为多元主体利益协调。国家治理的生态伦理价值目标是生态文明,其具象化目标即美丽中国。国家治理的善性决定于其伦理合理性,而伦理合理性又决定于明确、合理的生态伦理价值定位。顺应生态伦理的生态治理为国家治理生成合法性,不仅因为生态治理具有广泛的认同基础,并致力于实现生态正义,还因为有效的生态治理满足善治的全部条件。

简介：基督教伦理强调关爱，尤其是关心贫穷人及社会上有特别需要的弱势社群。因此基督教群体在历史上曾积极推动政府制定一些社会福利及经济政策，以确保社会上弱小社群的基本需要得到保障。这些思想和行动，与强调私利及政府不干预政策的自由经济主义看似矛盾，以致不少人忽略了其伦理思想曾在自由经济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但另一方面，自由经济主义发展至今，只顾个人利益而罔顾他人及社会的得失，个人的贪婪导致殃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亦受到基督教人士广泛的批评。基督教伦理思想对自由及公平的定义、对私有制的看法，以及基督教学者和教会领袖对自由经济主义下产生的金融危机的批判，对解决自由经济主义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具有启迪意义。

简介：生态危机的全球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的情况更不容乐观,这使得我国将生态环境治理提上了优先的议事日程。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道德、法治与科技三管齐下,为此必须强化责任担当,构建合理而完整的责任观,其内容为：在生态环境治理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承担共同而有区别之责;在生态环境治理中,政府、企业、其他社会组织各履其职,各负其责;在生态环境治理中,广大公众人人有责。由于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科研机构与科技工作者扮演特殊角色,发挥特殊作用,所以理应承担特殊责任：一是要正视科学技术引发的生态问题,二是要提高科学技术创新的生态意识,三是要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的科技水平。

简介：儒家虽然总体上强调天人合一,却并不否定天人相分,而是把两者辩证统一起来;而且,儒家的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共同为促进天人和谐、生态责任提供了精神支撑。在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儒学建构了天人相分的生态责任伦理根据、天人合一的生态责任伦理前提、仁民爱物的生态责任伦理情感、取予有度的生态责任伦理行为和天人相参的生态责任伦理追求在内的生态责任伦理义理结构。

简介：儒家生态哲学有一个由“气”“通”“和”“生生”“时”“道”构成的范畴体系。“气”是构成宇宙万物也包括人的最基本的元素或质料。“通”是气在不同物质实体之间、人与物质实体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流通、循环，是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和”是阴阳二气的运行能够产生生命的状态和万物之间相互关系的应然状态。“生生”是天地万物的生命、生长，是对宇宙万物的存在状态、机能和发展趋势的说明，是一种包含死亡在内的辩证统一性。“时”是宇宙运行，万物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节奏、节律和阶段性，天道和人道的结合点，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表现在对“时”的把握。“道”是对宇宙起源及运动规律的总体概括，它综合地含有宇宙的整体性、有机性、有序性、联系性、舍目的性等。有序和谐、生生不息的道是自然界的事实，也是自然界成员应该遵守的规则和价值。“气”“通”“和”“生”“时”“道”是人在与自然互动中形成的对自然界的认识，同时也是人类行为的规范，其中包含着自然对于人的行为的制约，这是其生态意义所在。

简介：人对物究竟应给予物什么样的道德关爱？这是生态伦理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儒学具有普爱意识,自先贤孟子提出＂仁民而爱物＂的主张以来,物一直是道德关爱的对象,但同时在＂爱有差等＂观念的支配下,对物的爱又不同于人,其间显现出普爱与差爱的矛盾冲突。朱熹在本体论上以＂生生之仁＂确立了人、物的平等意识。而在现实生活世界里,万物所自有的客观等级秩序以及人所面临的不同道德情景,人又会以＂差等之爱＂的情感方式表现出来。朱熹用＂理一分殊＂来化解＂普爱＂与＂差爱＂的冲突,以＂推己于物＂和＂用之有时,取之有节＂的方式展现人对万物的仁爱之情。

简介：在目前的生态伦理学研究中，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围绕着自然物有无道德地位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的不可调和性以及它们观点的不可公度性，表明生态伦理学自身发生了严重的形上学危机。导致这种危机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在没有确立“人是什么”的前提下，就展开了人与价值的争论，致使生态伦理学研究出现了人的空场。生态伦理的形上学基础，不是自然物有无道德地位，而是人之为人。人惟有首先成为保护自然环境的人，拥有保护自然环境的人性，他才能够自觉地保护自然环境。

简介：与宗教之城、伦理之城、技术之城比起来,生态城市是多维度的立体乐园式的审美之城。如果说宗教之城、伦理之城是善取向（重净化与德性）的城市,技术之城是真取向的城市的话,那么,生态城市则是多元化的美取向的城市。技术之城由日神管控（理性至上）,而生态之城则酒神充盈（生机弥漫）。本文从价值论的角度对中国生态城市建设进行了反思。

简介：人际伦理观下的资源物权立法的理论与实践局限，导致了人与资源的紧张关系。资源物权立法应凸现生态伦理观的价值取向，并具体贯彻生态限制、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利用、环境权限制以及强化资源物权的生态义务等原则。加强生态伦理观的价值取向在我国资源物权立法中的渗透力度，确立有关资源物权立法的一般生态原则，为防止生态伦理成为生态乌托邦，特别应将资源物权的生态义务类型化、内化。

简介：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快速推进,农村生态环境恶化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严峻事实,不仅威胁着广大农村地区人们的生产、生活,也制约着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如何解决农村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的问题已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重点,本文试图从伦理学角度解读这一问题并给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简介：承继《易传》《中庸》圣人参天地的观点，荀子进一步提出君子可以总万物，从而丰富了儒家人与天地关系的理论内涵。在荀子看来，君子有仁义、知通统类，从而能够总括、调理天地万物。君子总括万物的思想，涵摄的是人与自然万物相互友爱的平等关系，从而可以兼容人与自然适度平衡、和谐发展，以达到彼此共生的人类理想。荀子的这一思想在当代仍具有重要的生态伦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