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1988年1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6条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索取、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严重的,判处罚金,并对直接

简介：受贿罪是我国目前多发而且社会危害性非常严重的犯罪之一.在分析了国内和国外相关法律规定和学者观点的基础上,认为受贿罪侵犯的犯罪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犯罪对象为多种利益,既包括财产、财产性利益,也包括非财产性利益.在此基础上,作者还认为性贿赂也可以成为受贿罪的犯罪对象,因为性贿赂与普通的财物相比具有更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无论是国内立法还是国外刑法理论和法律规定都有类似规定,认定性贿赂为受贿罪的内容符合我国立法本意.受贿罪的犯罪主体为国家工作人员.除此之外,离退休的国家工作人员因为存在着"职务上的便利条件",也可以成为该罪主体,符合司法实践和我国刑法理论,也与我国国情相适应.

简介：7月19日上午。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被最高法院核准死刑执行死刑。许贪污受贿198亿余元、总涉案金额2．69亿元，被称“新中国第一贪”。

简介：透视现已查处的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案件，“家庭型”共同犯罪已经成为当前受贿犯罪的一个新动向，特别是在高级国家干部受贿案件中占有较大比例，如成克杰、张德元等案件。“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由于犯罪主体关系的特殊性，它比普通的共同受贿犯罪更具复杂性，特别是在实践中对刑法有关条款的理解和对共同犯罪理论的具体应用尚存争议，如何认定国家工作人员与其家属具有共同受贿行为和共同受贿故意，已成为当前困惑司法实践的一个难题。本文试对“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的司法认定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与探讨，以求有裨于司法实务。

简介：<正>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对受贿罪的构成及其处罚作了具体的新规定,更为全面、准确地反映了当前受贿犯罪活动的特点和规律,为司法实践正确处理这类案件提供了法律准绳和尺度.本文仅就受贿罪主体方面的新的变化作一分析.

简介：<正>刑法典第387条规定: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本条规定了单位受贿罪及其处罚。单位受賄罪与自然人犯受贿罪相比,涉及面广,案值巨大,危害后果严重,且查处起来难度较大,此次刑法典的规定对我们打击此类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本文试就单位受賄罪在

简介：实务中，受贿罪的认定面临诸多疑难问题，包括财物数额难以计算、财物范围是否应扩大为各种利益、收受商业机会或以经营方式获取财物如何认定，以及单纯收受财物、离职后收受财物应如何认定等，上述问题理论上存在争议，实践中做法不一，亟须加强研究并完善受贿罪立法。

简介：就受贿罪的主观要素进行分析，探讨受贿罪故意的认识和意志因素的内容，将“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纳入主观要素的范畴。并将非法占有目的作为该类犯罪的隐性超过要素．进而得出在受贿罪的故意中．存在两元主观超过要素的结论，以期对司法实践作出有益探索。

简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主体规定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意见》)将"其他单位"规定为:既包括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等常设性的组织,也包括为组织体育赛事、文艺演出或者其他正当活动而成立的组委会、筹委会、工程承包队等非常设性的组织。但是对村级党支部是否纳入其他单位却没有具体规定。本文试就村级党支部的法律属性和其成员受贿犯罪的认定作一粗浅的探讨。

简介：<正>党和国家正在抓廉政建设。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贿赂是腐败不廉的一种重要表现。我国刑法颁布后,司法机关惩处了一大批收受贿赂的犯罪分子,对保证公务人员廉洁,维护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维护法律尊严和良好的社会风尚,保证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起了良好的作用。但仍有不少收受贿赂行为未受到法律制裁,这种现象的存在对党和政府起了严重的腐蚀作用,引起了群众不满。这些该受未受法律惩处的行为,主要有下述几种类型:

简介：“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成立受贿罪的法定构成要素。“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之“职务”应作宽泛的理解，职务范围宜采“实际职权说”。同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具体形式，应结合受贿罪的本质特征分析，只要是行为人的职务与行贿人的利益之间有某种制约关系，其收受他人财物与其职务有关联，就应当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作肯定性的认定。

简介：由于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取消了明确规定受贿共同犯罪的条文，因而理论上对受贿共同犯罪是否继续存在产生了认识分歧。考察受贿罪的立法沿革，结合刑法理论和“两高”新类型受贿犯罪的司法解熙，可以得出受贿共同犯罪依然存在的结论。构成受贿共同犯罪不仅要求共同故意也要有共同行为。这种混合主体的共同犯罪在形式上既有共同实行犯，也有教唆犯和帮助犯。受贿共同犯罪中的帮助行为与介绍贿赂罪之间具有明显界限，实践中认定受贿共同犯罪必须区别对待。

简介：近年来,一些受贿犯罪嫌疑人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犯罪手段越来越狡猾,除了传统的"一对一"受贿方式外,还利用家属、亲戚、朋友等第三人来索取、收受财物,企图使"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与"收受贿赂"两大必要构成要件之间产生脱节,从而无法认定其受贿事实。因此,正确认识亲属参与受贿行为,准确做出罪与非罪的定性,是摆在司法实践人员面前的一道难题。本文拟从理论上探讨受贿罪共犯问题入手,通过对实践中发生的亲属参与受贿行为的不同情况进行定性分析,对亲属参与受贿行为这一实践难题做一浅显破解,期望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简介：

简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构成要件设置比较复杂。当前，对该罪主体即关系密切人的范围如何确定，主观方面是否需对谋取不正当利益明知，客观方面有哪些行为方式以及利用影响力受贿与共同受贿、斡旋受贿、行贿、介绍贿赂如何区分。如何准确判断利用影响力受贿既遂未遂等问题，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较大争议，亟需予以研究解决。

简介：<正>一所谓斡旋受贿,即是指国家工作人员不是直接利用本人职权,而是利用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而本人收受财物的行为。如甲某系某市公安局办公室干事,经他人介绍与一工厂职工乙某相识后,乙某请托甲某帮助解决其妻的“农转非”户口问题,并表示事后定给予酬谢。甲某找到该市某公安分局治安科科长丙某,请求给予帮助。在乙某之妻的“农转非”户口问题得到解决后,乙某送给甲某现金2500

简介：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公共行政改革的深入，赋予了非政府组织在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的收受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具备受贿的性质。由于现行法律规制的缺漏，导致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困惑。考察并借鉴国外有关受贿犯罪立法规定的合理之处．结合我国刑事司法实际的需要，建议增设以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为规制对象的受贿罪名。进一步完善受贿犯罪立法。

简介：《刑法修正案（九）》和贪污贿赂犯罪司法解释为贪污受贿罪创设了新的量刑标准,新量刑标准在理解和适用中存在诸多疑难问题,需要从理论上予以剖析和解答。在贪污受贿罪的量刑中,应根据案情确定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多数情况下犯罪数额和犯罪情节分别是两罪的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少数情况下这种关系可能发生颠倒。基本犯罪构成事实用以确定起点刑,非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在此基础上增加刑罚量。贪污贿赂犯罪司法解释将犯罪数额和犯罪情节设定为贪污罪和受贿罪的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和非基本犯罪构成事实,情节在数额的基础上发挥升格法定刑的功能,但却丧失了法定的独立量刑标准的地位。司法实践中可以参照关联性犯罪的入刑标准来把握可量化情节的严重程度,不可量化情节的严重性由法官自由裁量。贪污受贿罪量刑新标准有四种法定刑升格模式,法官应当通过对情节严重性和案件整体危害性的综合考量来决定是否升格法定刑。犯罪数额和犯罪情节都可作为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基本犯罪构成事实达到上一档法定刑处罚标准下限的1/2以上时,辅以一定量的非基本犯罪构成事实,才能升格法定刑。

简介：我国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从“重受贿轻行贿”逐步转向“行贿与受贿并重惩治”,但在司法实践中对行贿犯罪的刑事处罚一直过于轻缓,行贿与受贿的定罪量刑不均衡问题依然存在。“并重惩治”的刑事政策符合贿赂犯罪的对向关系特性;通过贿赂对向犯“囚徒困境”的博弈分析也能够获得合理性根据一对行贿与受贿“并重惩治”并不意味着对两者实行“同等处罚”,应在贿赂对向犯的定罪与量刑不同层面采取对称或对应模式,从而体现行贿与受贿的“并重惩治”,实现贿赂犯罪整体的罪刑均衡。

简介：试论新刑法中经济受贿罪的构成及其遏制措施蒋颂平我国修订后的新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罪论处。”依此规定，在经济往来活动中，暗中收受回扣，或违反国家的有关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