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中国的有线电视数字化转换已经走过了十个年头,曾经喧嚣于政策、市场与技术讨论中的转换"模式"之争逐渐归于沉寂,取而代之的是更具地方性的转换实践,以及对转换中涌现的各类技术与市场问题的应对。与上述专业话语和实践不同,本文从对"青岛模式"的批判式历史解构出发,着重分析国家和资本在形塑这一模式中发挥的重要结构性作用;另一方面,本文将由"青岛模式"及其全国推广所展开的围绕有线电视数字化转换的多样化"社会过程"称作"青岛实践"。这一未竟的社会过程不仅继续受到技术民族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国家力量,以及寻求投资报偿和增长的各类资本力量的制约,但也逐渐受到多种"社会保护运动"及其对国家规制的诉求的影响,使得中国的数字电视道路不仅具有特殊性,更具有传播民主的普遍性。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多重角色值得特别关注。十年之后再议"青岛模式",既是对历史研究空白的补足,也是对当下未竟的数字革命的重新检视。
简介:<正>我在上一篇有关电视文化的论文中,把当前电视界的热门话题“电视文化”作了这样一种解说,即电视文化是指“电视介入社会生活后,在电视社会成员中形成的内在和外在的行为规则。”(并非下定义)这个解说的关键点,也即隐含的前提在于,把电视的出现和存在,与当代人类内外行为规则的变化放在一起进行考察。以这样的视角进行考察,电视就既是人类历史进程中一定发展阶段上科技进步的结果,同时又成为改变人类自身的一种驱动力。正如把资本主义的形成归结到古登堡发明印刷术的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尼尔·波斯特曼所说:“任何一种大众传播工具的迅速发展,都会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它会逐渐形成另一种政治,另一种教育、另一种文化……这是不可避免的。”从这样的视角进行考察,对电视文化的研究就具有了文化哲学的意味,具有了真正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