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成都”名称的含义解释一直颇为棘手。尽管自宋以来,关于成都名称的解释已不下十种,但没有一种解释能够令人信服。由于早期蜀地与中原及其以东地区的文化有着异乎寻常的联系,且古蜀人的语言“颇与华同”,成都一词当就是古夏(汉)语。成都名称约在古蜀国开明王朝晚期(战国晚期)出现,其时“成”的读音可能为端纽耕韵,“都”的读音可能为端纽鱼韵。汉代西南地区的“×都”地名,是附近存在湖泊水体的标示。成都即得名于附近的“滇池”,滇池、成都二名上古读音近同。作为聚落名称的成都,是水体名称滇池的转化。滇池就是“天池”的意思。滇池、成都名称最早的文字书写者,是战国晚期楚威王时进入古蜀国的楚人。成都一名由来与含义的破解,对于古代成都平原自然环境、西南地区民族历史的新认识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支持。
简介:红色旅游具有共生发展属性,探索红色旅游共生发展空间特征是一个揭示其本质特征的基础性工作,学术价值明显,实践意义重大.本文运用集聚水平和联系水平两大指标描述红色旅游共生发展的空间特征,结合其实际情况,引入密度权数和品质权数、交通线的通达性权数,定义质量集聚度指数和通达性指数,形成一套多元主体空间特征的描述方案.长株潭地区红色旅游发展水平高,各类旅游资源丰富,在发展中共生共荣,运用该方案对长株潭红色旅游共生发展多元主体的空间特征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长株潭地区红色旅游共生发展呈现集聚分布特点,其中又以炎陵县、宁乡县、长沙县集聚程度最高;长沙、株洲、湘潭的质量集聚度存在差异,长沙各类旅游区的质量集聚度大于湘潭,湘潭的大于株洲的;县域之间交通网络的连接度和通达度较好,但旅游区层面连接度处于中等水平,通达度处于中等偏下水平.红色旅游共生发展应该注意:(1)突出优势资源打造旅游区主体功能;(2)加强建设宣传提升旅游区品质水平;(3)注重旅游道路建设便捷旅游交通体系;(4)促成要素集聚铸造和谐旅游共生关系;(5)形成共生发展示范带动相关区域发展.
简介:利用中国1999~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和Hansen(1999)提出的门槛回归模型,对交通基础设施与区域旅游发展的关系进行了非线性估计.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条件下,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旅游发展的作用存在双重门槛,当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处于低层次区制时,交通基础设施对旅游发展具有显著积极影响;当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处于中层次区制时,交通基础设施对旅游发展未表现出显著影响;当交通基础设施水平处于高层次区制时,交通基础设施对旅游发展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为此,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是:正确认识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旅游发展的作用,避免盲目的投资建设;借鉴其他地区的经验时要结合地方实际,引导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发挥积极作用;重视交通基础设施与其他旅游发展影响因素的同步协调发展.
简介:社会变革的加速、文化思潮的演进和大众需求的转向使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协同呈现为当前迫切的问题。本文吸收文化记忆等理论,建立起乡村遗产的"文化记忆-展示-凝视"模型,认为,乡村文化记忆是文化展示的基础,乡村遗产的主题化展示为凝视确立了具体的视觉焦点,文化凝视又以获取文化记忆为旨归。继而,在城市与乡村的结构张力下,本文从主人与客人、实践与表征、历时与共时的双重维度考察了乡村遗产的主体、性质和构成。本文并以鲁西南3个典型村落为例,从记忆符号梳理、展示主题定位和凝视目标强化等方面,构建起乡村遗产保护利用的实现路径,提出乡村遗产保护与利用模型、乡村地方感培育、乡村文化记忆载体化及遗产"展示-凝视"模式等建议。
简介: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城市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对比分析了2006年和2014年南京旅游网络结构变化。研究发现:①旅游网络结构分层仍存在,仍然呈现强中心线型结构。但旅游网络密度增强,旅游网络密度由0.35增长到0.41,旅游者旅游线路安排中旅游节点数量也由4个增加至7个。核心成员之间的联结密度有所下降,由0.81降至0.49;核心-边缘区联结度提高,呈现由核心节点向多节点分散分布的特征。②旅游节点不均衡有所改善,旅游流分布更均衡。旅游节点的程度中心性略有下降,2006年旅游节点的程度中心性的均值为5.19,2014年则降至5.04。旅游节点在亲近性指标中分布不均衡的状况也有所改善。但5A级景区在网络结构中仍承担重要的中介作用。其效率性、约束性、效能大小仍然较高,表明这些核心旅游节点在旅游流中竞争力仍较强,使得这些旅游节点具有不可替代性。③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旅游地日益呈现出多节点多区域的空间布局。不同性质的旅游节点越来越多,新的旅游节点在城市旅游中的作用逐渐显现。文化节点成为新的城市文化体验场所,交通节点也对游客具有强烈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