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党内立规体制的核心内容是党内立规权主体及其权限的配置和行使制度。党内立规权是一种创制或变动党内法规的权力，是党的组织权力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权力，兼具内向性和外向性两种属性。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等例》之规定，享有党内立规权的主体为党的中央组织、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党的中央各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军事委员会及其总政治部也享有军队党内法规制定权。完善党内立规体制，需要思考并处理好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概括现行的党内立规体制；二是地方党委是否应当被赋予以及应当在多大范围内赋予党内立规权。

简介：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凸显了法律人格边界模糊和结构性不平等加大等问题,须在主体性原则的理论层次上才能有效处理。主体性原则是现代法权体系构建的根本原则,具体体现为＂自由原则＂的核心原则,以及＂理性原则＂和＂人文原则＂两个基础原则。网络空间的发展,开显了更高层次的人类自由——＂积极自由＂的可能性路径,同时也面临＂消极自由＂受到侵害的现实威胁,二者构成自由理论的内在矛盾。网络空间的层次性,错开了＂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直接对立;网络空间的开放性,要求确立网络隐私权在落实主体性原则方面的基础性地位;网络空间的系统性,要求强化对算法的审查和监管。

简介：非法行医罪的犯罪主体应当界定为＂未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人＂。不具有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实习医生（见习医生）在具有医师执业证书的带教医师指导下开展的医疗活动,视作带教医师合法医疗行为的组成部分,不构成非法行医罪;未经带教医师同意,擅自开展的医疗行为,情节严重的,可以成立非法行医罪。乡村医生虽不具有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但其乡村医师执业证书因具有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证的正面确认功能,可以作为界定标准。凡是具有乡村医生执业证书的乡村医生,就不能成为非法行医罪的犯罪主体。

简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加强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的要求。人民政协民主监督作为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种政治实践活动,其主体是指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的发起者和实行者,客体是指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内容的总和,中介则是指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的主体开展民主监督的组织载体和具体实现形式。目前,在人民政协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中,对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的主体、客体、中介问题的认识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厘清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的主体、客体和中介,是探讨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理论和实践的一个基础性工作,对进一步规范和发挥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的职能具有重要意义。

简介：为了提高监狱教育质量,提升监狱改造效果,针对我国罪犯的心理特点和教育实践,将斯金纳强化理论引入监狱教育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惩罚可以矫正罪犯的不良行为,但斯金纳强化理论中的＂强化物＂更能塑造罪犯的良好行为。结合心理学理论是探索我国监狱教育发展的新路径,完善监狱教育的处遇体系和反馈机制是监狱教育发展的突破口。最终科学合理的监狱教育更利于罪犯行为的改造,使之改过自新、重获自由、避免再犯。

简介：在公安行政执法信息公开领域,申请人作为权利主体,面临着"三需要"的适用困境以及申请权滥用等两个主要问题。目前,由于现行法律依据缺失,判断标准体系不健全,急需在修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过程中,增加有关申请人"三需要"的说明义务,以完善滥用申请权的判断标准。

简介：书法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其重要性和独特性已被社会各界逐渐认识并重视。书法艺术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公安院校应重视利用书法教育这一学科平台,将其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紧密结合,充分发挥其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育人作用。

简介：高职教育为广大适龄青年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本文分析了社会转型期对高职教育的要求,以及高职教育发展的目标及战略定位,对培养高素质、技能型青年人才从创新培养模式、设计课程体系、完善学校制度、强化继续教育、打造品牌职业教育集团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

简介：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中出现了的一系列新问题,传统“中心-边缘”模式无论在理论解释还是实践指导上均表现乏力甚至无力,“非中心”共治模式却表现出日益强劲的指导意义,进而推进共治模式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中的系统嵌入成为了当下急需解决的问题。基于此,首先从多元性、互赖性和对等性三个方面论证了共治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中的历史蕴含及其消解相关问题的契合性,之后基于共治视角反思了现有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角色定位、互赖行为、责任体系、沟通能力和嵌入情景,最后以反思中发现的问题为抓手构建了一个以共治为内涵要义,以“角色定位-合作行为-嵌入情景”三大模块为核心内容的研究框架,为今后进阶、深度研究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主体提供了依据。

简介：进入21世纪后,我国立法后评估实践'此起彼伏',但各地就评估主体的选择并不统一。但整体而言,我国的立法后评估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这一做法不可避免的会引起社会公众对评估结论是否公正、客观、科学产生怀疑。因此,我国需要对立法后评估主体制度进行重构,构建以独立第三方为评估主体的评估模式。

简介：加强青少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当前青少年教育的一个重要课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有利于增强青少年的民族认同感,坚定其文化自信,提高其文化素养,从而树立起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当前,加强青少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面临着一些消极因素,如社会上一些人对传统文化有偏见,西方文化的强势以及比较普遍的应试教育等。加强青少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在内容上一定要注重一个“精”字,尽量在中小学单设相关课程,同时注重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教育体系。

简介：以对党忠诚为核心内容的忠诚教育是公安队伍建设的永恒主题。但由于大数据思维、技术和人才不到位等原因,忠诚教育的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为创新忠诚教育,公安机关需辩证处理忠诚教育与大数据环境之间的关系,客观评估大数据环境的双效应,把数据挖掘贯穿于忠诚教育的全过程,优化忠诚教育的大数据环境。

简介：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受贿罪主体的界定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不能很好地将司法实践中新出现的一些受贿主体精确地归入到其中.文章从受贿罪的立法成因出发,参照国内外的立法实例,对该问题进行分析,以期抛砖引玉,对我国刑法受贿罪主体精细化、准确化有所助益.

简介：中国国家形象是我国软实力的重要部分,而国际汉语教育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具有独特作用。针对当前中国国家形象建设面临的形势和问题,要加强国际汉语教育的话语体系研究,重视国际汉语教育的多重目标,提升话语表达的针对性,拓展话语修辞研究。

简介：文化自信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征程中提出的全新命题,其内涵包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当前,文化自信对于促进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培育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助推高校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涵养新时代大学生精神世界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坚持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文化自信的路径需要从坚持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教育相统一,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相统筹,与提升教育者文化素养相结合,与开展校园文化活动相联系,与提高大学生文化责任意识相结合五个方面进行。

简介：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治理的协同表现为同构和耦合关系。两者在＂以文化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个层面能实现同构。两者的耦合表现为：思想政治教育对主导主体至上性的确认和文化治理多元主体的平等交互关系在工作中各有优势;思想政治教育对人属性和文化治理对事属性的统合实现了文明进步的完整性;思想政治教育偏重思想性、政治性和文化治理偏重艺术性、服务性是相互补充的。在同构和耦合的基础上,两者可以在价值引领、文化安全、社会建设等方面建立协同机制。

简介：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存在严苛和放任两个极端，而学校教育也存在着重成绩轻思想道德教育等方面的缺陷。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缺陷阻滞了社会化进程，容易诱发违法犯罪行为。对此，应考虑完善留守儿童教育方式以及内容，增进沟通交流以及增强对留守儿童群体的关爱帮助。

简介：青春期是未成年人容易出现违法和犯罪行为的高发期。青春期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大多属于“限于青春期违法“，他们多数可以在成年后回归守法的社会生活。对青春期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要尽可能地以社会政策代替刑事处罚。最合理的方式是以工读学校代替监（狱）管（教）场所。工读教育以社会干预方式弥补家庭教育的缺失，通过特殊教育弥补普通学校常规教育的局限，以半强制的寄宿学校替代惩罚与监禁。鉴于工读学校兼有社会、司法和教育功能，尤其在少年司法中具有重要的保护处分功能，因此，工读学校的发展亟需完善与少年司法相配套的法律规定。

简介：以主体功能区建设为抓手，重塑城市空间布局与产业经济地理，是今后成都城市发展转型的主线。加快成都主体功能区建设，是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支撑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和高水平和谐宜居生活城市的需要，因而战略意义重大。在推进成都主体功能区建设的过程中，必须谨慎处理好主体功能区相互协调以及与其他规划、“十字方针”、产业园区、传绞行政区等之间的关系，重点突破主体功能区划分及试点推行、行政区域体系调整以及生态补偿等问题。

简介：现代法律制度预设的主体是理性主体。后现代哲学家宣称“主体死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主体的消亡,而应理解为理性主体哲学观念的破碎以及理性法律主体预设的修正。与理性主体预设相对,法律上还有一个欲望主体的预设,该预设的当代价值在于,它为我们思考法律主体的本质提供了新的维度,从而为法学上关于法律主体的规划提供了新的依据。该文以拉康的欲望主体理论为视角,对人工智能是否应当获得法律主体地位的问题加以审视,提出人工智能是人类技术理性的延伸,似乎与理性法律主体的预设相契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工智能可以成为适格的法律主体,由于人工智能不具备欲望的机制,它不具备主体性;而将人工智能拟制为法律主体,当前并无迫切的现实需要,也缺乏可行性,并且有导致人的价值贬抑和物化、异化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