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正>杜甫的诗歌,自宋至清,注家很多,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推仇兆鳌的《杜诗详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此书:“援据繁富,而无千家诸注伪撰故实之陋习,核其大要,可资考证者为多。”然洋洋巨著,疏漏之处,实亦难免。后出的注本如杨伦的《杜诗镜铨》、浦起龙的《读杜心解》,对仇注均作过补充和纠正。清人施洪保所著《读杜诗说》驳难仇注,不遗余力,其中不乏精辟的见解。今人傅庚生、徐仁甫、邓绍基诸先生亦对仇注匡正补苴,发表过很多宝贵的意见。尽管如此,仇注中的问题还时有发现。今不揣浅陋,献疑数则,以求正于方家。若偶有失检,所论已为前人或时贤道及者,敬祈指示。
简介:战国时期的著作中对仇由国君受智伯大钟而亡国的记载颇丰,仇由国君因此也被作为贪图享逸的典型而备受责难。然而从仇由国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来看,则会发现其受钟有一定的合理性。春秋中晚期,戎狄族与华夏族经过数百年的相互交流,礼乐器乃国之重宝的观念已固化在戎狄统治者的头脑中。而仇由国深居晋东山地,境内战争相对较少,国家安定,人民乐业。兼之晋国实行戎索和和戎政策有年,仇由国君对晋文化颇为向往。而宫廷向来是社会时尚的引领者,在以娱乐为主要功能的乐文化鼎盛时期,仇犹国君亦不能例外。且乐器大钟在当时是实用器,实际价值颇高。故而,迎取一套大钟不仅可以满足仇由国君引领时尚和巩固权威的心理,而且可以获得一笔价值不菲的财富。
简介:经学发展到宋代,出现了宋明理学,宋明理学是两汉经学的反动。二者的不同表现在治经目的、治经态度和治经方法上:一为治世,一为治心;一讲究师法、家法,一偏向疑经、辨伪;一重训诂,一重义理。同是宋明理学,朱熹的理学和陆九渊的心学又有分歧:朱学思想体系的核心是“理”,穷理的方法是“格物致知”;陆学认为“心即理”,只要“格心”便可知理,不必读经,更不必费心于经注和考据。“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这句话,不仅极具宋学特征,而且典型地反映了陆九渊心学思想指导下的治经态度和方法。弄懂这句话的涵义,不仅有助于了解宋学特征,而且更有助于从本质上把握陆九渊心学思想的内涵,从而对其做出恰当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