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党的十八大提出: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石,因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用经济的硬实力支撑文化软实力,用文化的软实力引领经济的硬实力,才能双轮驱动,比翼双飞。山西省委、省政府提出“重塑山西形象”,也要从源远流长的山西地域文化中汲取力量,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山西地方志办公室积累“二轮修志中”的重要成果,完成“十二五”全省地方志修纂的重大规划课题,于2013年12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和北岳文艺出版社联袂出版了4钜册4589千字的《山西省乡镇简志》,这是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值得认真评阅一番。
简介: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关系的研究一直受到广泛关注,观点各不相同。本研究基于对南疆莎车县维吾尔族村落的实地调查,细致梳理了当地村民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现状,以及他们对两者关系的认知,最终得出结论:当地人的国家意识受两个重要因素的影响,一个是国家的宣传和教育,另一个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国家政策。在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基本框架下,无论是宣传教育,还是落实国家政策,都充分考虑到当地人的民族身份。当地人在接受这些政策措施的过程中会增强自身的民族认同感,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弱化国家认同。因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具体措施本身就体现了国家意志,所以当地人民族认同感的加强,实际上是对国家认同增强的体现。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建构于人们对于自身民族认同的基础之上,二者并不冲突。
简介:自然环境及其演变不仅对于塑造文化的区域特色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深刻地影响了文化的进程。商代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重要朝代,生态环境对其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对安阳殷墟刘家庄北地出土的大于4mm的12979块木炭样品进行鉴定,这些木炭分别属于18种木本植物。其中落叶的栎属出土概率最高,表明落叶的栎属是当地的优势种。对群落环境起主要作用。通过对鉴定出的木炭树种进行共存因子法分析,结果表明,商代晚期年均温(MAT)为7.4℃-15.9℃,年降水量(AP)为620-1200毫来,湿润指数(IM)为-14.2-52.6。对树种的生态特性和共存因子法分析表明,商代晚期气候与现令并没有明显的不同。通过对遗址出土的大块木炭进行树轮年代学研究,重建了商代晚期的降水量,结果表明商代晚期气候是波动的。既有干旱时期,又有湿润时期。商代晚期后段气候不是干旱。反而降雨量更大。重建结果与考古学研究结果大体相同,指示水患有可能是商都毁弃的一个重要原因。该研究为重建殷商时期的生态环境提供了契机。为探求“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的原因以及周武王时,周起兵攻商,商王朝就此灭亡的原因,提供了高分辨率的环境背景信息。
简介:基于CPTED(crimepreventionthroughenvironmentaldesign)和社会失序(socialdisorganization)理论,本文利用2012年在广州进行的入户调查数据,从内部环境角度对广州门禁小区入室盗窃受害情况进行研究。通过描述性分析和回归分析,本文发现小区的社会环境和建成环境都对小区入室盗窃受害情况都有影响,小区正式控制机制、小区开放度和功能混合度对小区入室盗窃受害率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小区环境形象和流动性对小区入室盗窃受害率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并不显著。通过实证分析我们认为CPTED和社会失序理论的监视性、小区组织结构、出入控制等概念对门禁小区入室盗窃受害情况有非常强的解释力;由于门禁小区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经济社会文化背景差异,流动性、领属感、异质性等思想未体现出与理论假设一致的结论。
简介:羌族作为我国少数民族中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之一,凭借其勤劳智慧逐渐从农耕劳作和健身活动中创作出别具民族特色的体育文化。羌族体育活动分为竞技类、表演类和健身类三种,竞技类的活动主要有推杆、摔跤、射击和明火枪打靶、扭棍子、斗鸡、甩皮封等几种;表演类的体育活动主要有跳沙朗、羊皮鼓舞、铠甲舞、跳"麻龙"、牦牛愿、抱蛋等几种;健身类的体育活动主要有武术、气功、翻杠子等。羌族体育文化的形成受到当地气候环境、地理环境和民族信仰的影响,进而使其表现形式丰富多样,其内容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文化内涵。如今,羌族体育文化的传承发展遭遇困境,我们应该为其复兴奉献力量。
简介:从段义孚在《人文主义地理学》发表之前的作品来看,他对于人的环境经验研究有如下基本观点:1反对生硬的量化记录,推崇基于丰富的感知觉的直接描述式地理学论文写作;2反对用偏狭的意象与心智地图来阐释人类的环境认知,推崇能够将环境认知的过程与结果相结合的"基模";3反对孤立地认识和使用"环境"概念,推崇富有人文精神且能够将环境概念容纳于其中的"世界"概念。对段义孚而言,现象学主要是一种哲学立场,而不是需要从形式上去模仿、从术语上去标示甚至被某些"定论"所绑缚的一种操作指南,因此,与其说他的作品中运用了某种严格的"现象学方法",不如说他的工作体现出一种方法论层面的"现象学态度"。
简介:《史记》述秦史多次提及"秦记","秦记"是特指一部史著,还是泛指秦国的历史记注的总称,史学界有不同意见,但《史记》记载秦史时,大量使用"初"字句式表示事件初次发生或者制度的初创,所记秦史以外的部分在表示相同意义时,却很少用到这种句式,这为认识"秦记"的属性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通过对比发现,"秦记"并不是特指某种秦国国家史书,而是司马迁对他所见秦国几种历史记录的一个统称。秦设有多系统史官,且留有互不交涉、形式有异的历史记录。司马迁著《史记》有着"疑则传疑"的原则,在不能确定的情况下,刻意保存不同史料间叙述矛盾之处,也是"秦记"非特指一部秦史著述的证明。后世史家可能对残存秦国历史记录有过整理,编纂成《秦纪》,但至迟至班固时期就已经散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