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重视程序公正问题，不是因为实体公正相对不重要，而是因为程序公正是实现实体公正的保障。同时程序公正还有独立的价值，即在维护公民基本权利，维护法治方面具有独立的存在价值。

简介：借鉴于北美的'合作法'理念和实践,法国立法者在其《民法典》和《民事诉讼法典》中确立了一种新的ADR类型,命名为'参与程序'。参与程序分为两步,即协商程序和寻求判决的程序。前者强调当事人须在律师的辅助下,依据签订的参与程序契约,秉着团队合作的诚信友好理念寻求纠纷的协商解决。后者则是在协商结果达成协议或者协商未果时,方便当事人诉诸法院启动相应程序,或赋予协议强制执行效力,或就纠纷快速作出裁判。参与程序设立的目的,一方面提供给当事人一种协商解决纠纷的新途径,另一方面希望律师成为ADR发展的重要力量,共同推动协商文化在法国的发展。

简介：B德意日刑事处罚令程序与我国刑事速裁程序有许多相似之处：二者都仅限适用于轻罪案件,都是不经当庭质证、辩论对被追诉人定罪处刑,实质上都要求被追诉人认罪认罚.在具体制度设计方面,二者又存在一些区别：刑事处罚令程序严格禁止被追诉人会被判处自由刑立即交付执行的案件适用,而我国刑事速裁程序并未对此作出限制;刑事处罚令程序采取书面审理的方式,而我国刑事速裁程序采取开庭审理的方式;二者在定罪处刑方式和程序救济后的法律效果也有很大不同.我国可以借鉴德意日刑事处罚令程序,放宽刑事速裁程序的适用条件,加强对被追诉人获取律师辩护权的保障,明确对认罪认罚的被追诉人从宽量刑的幅度,进一步简化庭审程序.

简介：我国刑罚执行变更程序的行政化色彩过于浓重,在很大程度影响到法院审判的司法化属性,导致减刑、假释程序两个层面的阙如。在制度架构层面表现为司法化审理的落实困难,包括提请权与执行权的混同、检察机关的监督不足和法庭审理的形式主义。在司法运作层面则体现为行政化管理的制约矛盾,即减刑、假释的比例与效能失调和相关个人、组织参与司法化审判的困难。借鉴法治国家立法经验,我国减刑、假释程序的司法化改革应当从以下方面着手:进行实体法改革,建立针对不同类型案件的行政模式、司法模式混合的案件分流机制;重构案件审理机制,通过多方参与推动庭审实质化进程;完善机构配置,设立专门法院和检察机构。通过以上三处改革最大限度地使案件的审理去地方化、去行政化,使减刑、假释程序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新型司法格局。

简介：侦查实验是重要的刑事侦查措施,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侦查实验笔录规定为八类法定证据之一。文章通过分析法律规定及司法解释,并借鉴国外及我国澳门地区相关法律规定,对我国侦查实验的批准主体、批准程序和适用条件做了初步的探索,以期规范侦查实验的批准程序。

简介：2016年《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司法鉴定实施程序进一步迈向规范化。本次程序通则的修改,是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变革与统一司法鉴定体制改革背景下进行的,致力于解决重复鉴定、对鉴定程序不满引发的投诉多等实践问题,并将三大诉讼法关于司法鉴定条款的修改加以吸纳。新的程序通则在贯彻鉴定人负责制原则、明确鉴定人权利、调整和规范委托机关和鉴定机构之间的关系、完善鉴定人回避和出庭制度、治理重复鉴定顽疾和强化鉴定程序监督等方面均有积极的改变。其实施的效果如何,有待实践检验。

简介：自清末资议局选举后,历届中国政府都试行了现代意义上政治选举,随着选举活动的开展,选举纠纷和选举诉讼也日益增多。选举诉讼因公众参与政治选举而引起,是近代西方政治法律文化冲击传统社会的产物,反映着中国社会政治发展形态和法律文化的变迁。所谓选举诉讼,“乃选举人或候选人确认办理选务人员或其他选举人及候选人有威胁利诱或其他舞弊情事时,或确认当选人资格不符,或所得票数不实,及候选人确认其本人所得票数被计算错误的,于法定期限内向法定机关提出诉讼之谓”。[1]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涵义。[2]广义上选举诉讼是既包含追究选举违法者责任的刑事诉讼,也包含选举无效和当选无效等事关选举效果的民事诉讼,还可涉及追究行政责任的行政诉讼。狭义上的选举诉讼仅是针对选举效力(选举无效、当选无效等)问题提起的诉讼。本文关注对象是狭义上的选举诉讼,具体而言,是民国后期国统区参照民事诉讼程序审理的选举诉讼的司法体制。

简介：在司法领域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将部分轻微的刑事案件纳入速裁程序快速处理,有利于实现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具体措施为:合理放宽量刑和罪名的限制,进一步扩大速裁程序适用范围,同时引入处罚令程序,在符合速裁条件的案件中二次分流,构建多元化的简易程序;限制被告人上诉权,防止滥用上诉权导致速裁目的落空;加强对被害人利益的维护,兼顾社会效果。

简介：警察表明身份是行政行为的前置性程序之一,属于行政告知的一种.然而现行立法对警察表明身份制度的规定过于狭隘.对于警察在执法过程中表明身份的形式没有做系统的分门别类,从而导致学理上的混乱、执法者的无所适从以及普通民众的众说纷纭.在司法实践中警察表明身份的环境通常为流动性以及存在侵益可能性的行政行为中,而且警察表明身份的形式多样,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免除事先表明身份的一般义务.

简介：侦查程序构造也称侦查模式,是侦查程序的核心问题。针对新刑事诉讼法的出台,侦查程序也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和挑战。有些关于侦查程序的研究,往往更注重从微观方面分析具体的程序环节,忽略了它作为整个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所应有的品质。本文试图利用＂构造＂这一概念,以刑事诉讼目的统领下的各种主体及相互关系为研究的框架和重心。通过比较各国侦查程序构造的异同及我国侦查程序构造的缺陷,提出对侦查程序的科学构想。

简介：我国民事再审程序从早期的＂信访申诉＋法院依职权再审＂的结构出发,经历了从＂诉访不分＂且强调职权性纠错的起点向诉讼与信访相对分离的程序结构转型的过程,其结果是大体实现了以当事人申请为启动再审的主要途径、结合检察机关和法院从外部和内部实施审判监督这样一种制度形态。但目前我国民事审判监督制度的运行状况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当事人不服生效裁判而＂多方投诉＂的信访现象,仍给民事诉讼制度带来＂终审不终＂的压力和难题,因此,对再审或审判监督程序这一制度发展过程加以重述,就2012年民事诉讼法全面修订以来,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出台后民事再审程序设计及运行中的解释适用等众多问题进行全面探讨显得十分重要。

简介：王若磊在2016年7月29日《学习时报》撰文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现代社会最具正当性的治理方式是法治，而法治是最典型的程序之治。法治最重大的特点体现在其较高的制度化水平，它借助严密的组织、严苛的程序、

简介：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侦查行为侵权性的特点和律师法律服务职能的本质决定了侦查程序被害人获得律师帮助权具有正当性根椐。该权利应当包括提供法律咨询、阅卷权、在场权、调查取证权、代理申诉、控告和提供意见权六项具体权能。为了保障律师在侦查阶段为被害人提供有效法律帮助，还必须解决律师的数量、律师为被害人提供法律帮助有效性的检验标准和侦查机关侵犯律师帮助权的法律后果三个问题。

简介：新刑诉法实施以来,新设立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效果并不理想,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立法存在缺陷和运行中存在障碍所致。立法缺陷如适用范围和财产没收范围不明、证明责任分配不合理、证明标准过高等;运行中存在的障碍如涉案财产查询困难、检察机关动力不足等。对此,可以从明确案件适用范围和财产没收范围、合理分配证明责任、采用＂二元化＂的证明标准、激发检察机关的追赃意识等方面加以完善,以期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得到充分适用。

简介：建立当事人主义的诉讼制度,包括审判对象确定、裁判方法与程序流程设计三个方面。首先,必须明确我国属于规范出发型的民事诉讼。以实定法规范为前提将审判的对象分为诉讼请求、要件事实和证据三个维度。其次,对于诉讼请求的确定,适用处分权主义,由当事人负责具体化。而对于事实与证据等裁判资料,适用辩论主义,由负担主张责任的当事人提出足以产生法律效果的要件事实。最后,设计程序流程必须在口头主义审理方式的基础上实现庭审集中化,同时考虑到庭审兼具口头辩论与证据调查的双重功能,不宜设立独立的争点整理程序,只需对调我国现行庭审的顺序阶段并赋予第一次口头辩论期日'准备性'即可。

简介：侦查人员欺骗侦查不同于“诱惑侦查”之处在于,欺骗侦查并非是国家在制造犯罪,而是侦查人员为了方便侦破犯罪,在证据收集等侦查过程中使用欺骗手段。这些欺骗手段的共同特点是违法程度较轻,但做法欠缺公正性。在强制侦查（处分）和任意侦查（处分）中都存在侦查人员欺骗侦查的情形,欺骗侦查原则上是违法的,但是,这种违法是否直接导致证据排除的后果则至少应当综合考虑以下因素：欺骗是否导致本来应当实施的合法的强制处分或任意处分未实施,欺骗的性质、程度是否达到了日常生活中不容忽视的重大程度,因欺骗所受侵害的法益是否重大等。

简介：2016年3月2日司法部发布了新修订的《司法鉴定程序通则》。新通则在鉴定程序、重复鉴定、出庭质证等方面均作了全面的修改、补充和规定。从内容来看主要是侧重对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的规范要求为主,但在实际司法鉴定执业活动中任何一个鉴定案件的完成,均主要有委托机关、诉讼当事人、鉴定机构三方有机组成衔接完成,是鉴定程序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针对修订后的通则对其他组成部分没有明确的职责划分和条件要求,结合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和将会遇到的问题,对新通则部分条款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进行探讨并提出建议。

简介：在部分地区试行的刑事案件速裁程序中节约了司法资源、提升了诉讼效率，但是从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配套设施不够完善、适用范围相对窄、保障措施不健全、司法行政机关不履行职责等等，对此，本文针对问题提出了一些完善建议，以期刑事速裁程序能不断完善。

简介：引言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国家专门机关有权干预和限制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的权利,这是基于发现案件事实真相的需要。但是,现代刑事诉讼法禁止国家专门机关不择手段或不计代价地追求案件事实真相,以防止国家专门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的权利进行无根据和无限制地干预乃至侵害。所以,刑事诉讼法必须明确国家专门机关和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保障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的人权。一方面,国家专门机关必须在遵循法律保留原则和比例原则的基础上开展刑事诉讼活动;另一方面,犯罪嫌疑

简介：当前,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仍不能适应司法实践发展的需要。十八届四中全会为＂两法＂衔接工作指明了方向和目标,为推动这项工作提供了良好机遇。文章从案件移送、证据衔接、配套机制等方面提出建议,使涉嫌犯罪的违法行为能够从行政执法阶段顺利转入刑事司法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