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重建道德中国,推动移风易俗,必须造就大批新时代的君子去参与去带领。君子文化曾长期被冷落,而今又逐渐升温,其顽强生命力来源于:一是合情合理,二是文明需要。志愿者队伍的壮大滋养着君子群体。君子与小人的主要差别,一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二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而君子与小人的差别又是动态的可以转化的。梁启超有《论君子》之作。今日新的君子之论把君子道德人格概括为“六有”:有仁义,立人之基;有涵养,美人之性;有操守,挺人之脊;有容量,扩人之胸;有坦诚,存人之真;有担当,尽人之责。我们要突破“君子不器”的局限,改曰“君子能器”,呼唤各行各业都有大批君子出来肩负重任。全国道德模范的不断涌现,山东威海倡导“君子之风,美德威海”的成绩,都增强了我们重建礼义之邦的信心。
简介:邓小平提出'四有'新人和'四化'干部的要求与标准,在党的干部工作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它不仅解决了干部代际代内的'新'的问题,也解决了'好'的问题。要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邓小平'四有'新人和干部'四化'的内涵,'四有'新人是党培养好干部的前提条件,'四化'既是党和人民选拔、培养、任用和评价合格优秀干部的标准,也是领导干部自我鉴定、自我激励、自我提高、自我完善的自律准则。必须准确把握邓小平干部标准的深刻政治思想意蕴,坚持人民利益是最高准绳的根本原则,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其中,人民利益准则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贯彻和政治体现,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人民利益准则的科学依据和理论基础,二者高度统一,赋予了邓小平'四化'干部科学标准的深刻理论品质。'四有'和'四化'对当前的干部人才科学培养仍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简介:邓小平善于用辩证的方法对事物进行价值判断,这是他的一大鲜明特点。'三个有利于'是邓小平判断价值的一个目标,但不能涵盖他判断事物价值的全部方法。邓小平对事物的价值判断包括'价值目的'分析和'价值判断'方法两个层面,在宏观价值判断上,他坚持社会发展的'目的论'思考维度,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出发判断事物的价值,以人的需要的满足作为判断事物价值的依据。在具体事物价值判断上,他坚持数量、质量、点面结合,正确把握事物的数量关系、质量关系以及'点''面'关系。邓小平判断事物价值的特点是始终坚持客体性和主体性的统一、理论性和实践性的统一、唯一性和多样性的统一。后来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对邓小平价值判断方法的补充、丰富与突破。
简介:以制造业智能化和网络化为特征的新的车间革命,没有改变劳动者在价值创造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也没有否定活劳动是价值唯一源泉的科学论断。依据马克思劳动二重性理论和生产劳动思想,凡直接或间接作用于劳动对象并实现商品价值的科技劳动、管理劳动和服务劳动均属生产性劳动,都创造价值;科学技术和物化劳动在使用价值创造中起着重要作用但不创造价值。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度推进,没有改写收入分配同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中的贡献率无关的基本思想。总之,新生产方式变革非但没有否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反而在收入差距拉大、劳资关系紧张、公平正义问题凸显的新的历史背景下不可或缺。
简介:汪维藩是当代最重要的中国神学家之一,本文尝试从汪维藩对'中国神学'的理解、汪维藩神学思考的资源、以及汪维藩中国化神学的智慧等三个方面,对其神学中国化的努力作一浅探。笔者认为,在其神学思考中,汪维藩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角度出发,将基督教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模式相连接,但同时又不失以圣经启示和基督教传统作为其中国神学思考的规范。中国神学要成为一门中国学问,就应是'践履之学',是'效法基督'、以基督为中心的神学。首先,他认为,以圣经为权威、为规范,应该是在中国做神学的不拔根基。其次,他珍视两千年来的基督教传统,将基督教传统看为中国神学思考的源头之一,任何割断教会传统的中国神学,不会有生命力。再次,对他来说,中国神学家还有自己的思想之井,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真正的中国神学必须能让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传统相激相荡,用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去阐释基督教信仰。复次,真正的中国神学必须来自中国基督徒信仰群体和个体的信仰经验。汪维藩神学中国化的智慧可以从他的道成肉身的神学中反映出来。道成肉身是他整个神学的起点,而三一信仰则是他整个神学的基石。他以基督为中心的道成肉身的神学是以上帝和人为两个焦点。在中国神学的戏剧中,既不是上帝的独角戏,也不是人的独角戏,而是上帝与人之间的互动。因此,他的神学或许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以基督为中心的神人共在的神学'。他的神学思考在严肃地对待圣经和传统的同时,又严肃地面对一个不断变迁的社会和中国传统文化。这或许也是今后的中国教会神学工作者在神学中国化的思考中,所要继续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