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根据处罚法定原则,行政处罚措施需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没有法定罚则时行政机关应采取非处罚性措施。但非处罚性措施难以法定,通常也无需法定。只有选择处罚,执法行为才能严格符合法治,因而奉行法治的结果,使行政执法越来越依赖于处罚手段,这显然有悖于法治保障人权的初哀。为促进非处罚措施的法治化,应当尝试将民事督促程序引入行政执法,作为治理违法行为和公共致害行为的常规手段,并可以首先在海洋行政执法中开展试点工作。

简介：1970年,黑龙江省塔河县塔河镇居民李桂先自建板夹泥房100余平方米。后因该房年久失修,房身下沉,李桂先于1984年7月31日向塔河县城建管理所申请维修。同年8月1日,李桂先取得批准"建设用地执照"后,自筹资金、材料对该房进行维修。维修后的砖木结构房屋总面积为185平方米。1990年,塔河县政府对李桂先的居住房实施动迁。李桂先要求县建设委员会动迁办

简介：案　情　　1990年8月，原告王×因腿疼到山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骨科治疗，由于该院医生违反诊疗规章，使王某遭受三次医疗事故的伤害，造成左腿终生残废。因该院否认事故责任，王某即向山东省卫生厅反映情况并要求处理，但被拒绝。遂以山东省卫生厅不履行法定职责为由，向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该厅履行法定职责。法院立案后，该厅组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进行鉴定，直到1998年5月19日该厅才作出《王某医疗事故行政处理通知书》。同年5月22日，王某收到该通知书后，依照《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11条的规定，于5月29日向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下称卫生部）寄出了行政复议申请书，但卫生部在法定复议期间内没有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直至1998年9月11日，王某收到卫生部作出的行政复议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　　王某认为，根据《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病员及其家属对卫生行政部门所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理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向上一级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复议，也可以直接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王某从未因对山东省卫生厅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过诉讼，但卫生部在不予受理通知书中却称“该案已经历下区法院受理”，...

简介：是否赋予人民法院特殊减轻处罚权力,在修订刑法过程中,存在较大争议。1997年修订的刑法将特殊减轻处罚的最终决定权赋予最高人民法院。刑法修订后的较长时间内,这一条文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直至近年,人民法院才逐步重视这一条文的运用。在适用特殊减轻处罚权的过程中,从实体上来说,应当恰当理解'案件的特殊情况'的内涵与外延。所谓的'案件的特殊情况',主要是指案件涉及外交、国防、宗教、民族、统战和经济建设方面的问题,为维护国家利益,需要对犯罪人判处低于法定最低刑的刑罚的情形,但又不限于上述情形。在坚持慎用特殊减轻处罚权的前提下,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确实需要减轻处罚的,就可以适用该条款。从程序上来说,应当坚持'或同意或发回重审'及'复核程序应当宣判'两个原则。虽然立法已经明确赋予人民法院特别减轻处罚的权力,但各级法院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坚持慎重适用这一权力:一是坚持确有必要原则;二是罪名选择顾及民意;三是减轻处罚应当适度。

简介：关于共犯立法体系，我们不必在区分制与单一制之间“选边站队”，只需根据形式的客观说首先区分正犯（即实行犯）与共犯，然后根据作用大小区分主犯与从犯。我国《刑法》第29条第2款是关于教唆未遂的注意性规定。因果共犯论中的混合惹起说具有合理性，根据限制从属性说和实行行为性原理，教唆、帮助自杀行为不符合故意杀人罪构成要件。过失共同正犯问题是个假命题，既然能够肯定共同注意义务的违反，完全可以以过失同时犯处理。根据行为共同说和因果共犯论，应当肯定片面共同正犯。承继共犯否定说是因果共犯论的当然归结。以“因果关系切断说”处理共犯的脱离，是因果共犯论的当然结论。因果性只是共犯成立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必要条件。片面对向犯的不处罚根据是缺乏违法性（包括实质的违法性）或者有责性。只要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或者限制性规定，通常应否定中立行为的帮助的可罚性。

简介：许多亲人为死者送葬时，为祭奠、追思逝者，往往将逝者生前喜爱的物品放入墓穴。

简介：“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并非酌定减轻处罚的适用条件，“案件的特殊情况”也不限于“涉案的特殊因素”，而应包括“案件的一般性情节”。酌定减轻处罚的适用程序过于严格，带来诸多弊端，应取消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要求，将其适用权交由各级法院的审判委员会行使。酌定减轻处罚既可是刑期的减轻也可是刑种的减轻，但不能减至法定最低刑，更不能减至免除处罚；酌定减轻处罚并不以‘减一格’为限。

简介：

简介：一、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一旦生效，其法律效力不仅及于行政相对人．也及于行政机关，不能随意被撤销。已经生效的行政处罚决定如果随意被撤销．不利于社会秩序的恢复和稳定。二、错误的治安管理行政处罚决定只能依照法定程序纠正。《公安机关内部执法监督工作规定》是公安部为保障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依法正确履行职责。防止和纠正违法和不当的执法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而制定的内部规章，不能成为制作治安管理行政处罚决定的法律依据。三、在行政处罚程序中始终贯彻允许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的原则，只能有利于事实的查明和法律的正确适用，不会混淆是非，更不会因此而使违法行为人逃脱应有的惩罚。

简介：

简介：预备犯的处罚根据不是预备犯的处罚条件，预备犯的处罚条件是预备犯能够被处罚的原因，而处罚根据则为为何要处罚预备行为，能处罚的原因不能等同于要处罚的根据，处罚根据包括处罚条件。预备犯的处罚根据存于在刑法规范之外，应该从顸备犯自身的构造及行为规范中来探寻。处罚预备犯是刑事立法立法理性的体现，刑法机能的要求，是实现刑事立法伦理的价值取向实现实质公平和正义的必然，司法实践也说明处罚预备犯没有障碍。

简介：刑法学界对于同种数罪是否应当实行数罪并罚一直存在争议.然而,学界的争论又多在"同种数罪"含义的含混不清的前提下展开,从而失去了其本应有的价值.

简介：

简介：规范性文件在我国行政管理与执法中的地位与作用，一直是行政法理论与实践中较有争议的问题。从行政管理实践，特别是上海市卫生行政管理与执法的实践来看，规范性文件是行政管理（包括行政处罚）的重要依据，是实施法律、法规和规章所不可缺少的，并对上述法律性规范起着重要的补充作用。因此，我们不应简单地否定它，而应在现实的情况下，采取有效的措施，使其更加完善。

简介：拐卖儿童是个古老的犯罪行业,据史料记载,清朝时期有大量拐卖儿童事件发生。同治三年七月,上海城外会捕局抓获4名广东拐匪,解救被拐女孩13人。审讯得知其拐骗之法,多是用老妪在街上,遇到小孩子,就骗说带其看戏,或冒充亲戚,立刻塞入船舱,载往福建售卖。某户人家有10岁男孩,去村里学堂上学,老师令孩子出外购物,嘱其速归,结果出去之后就再没回来。同治甲子年间,北京时有幼孩丢失,无一人被找回。

简介：2010年6月28日,美国司法部宣布经过长期跟踪,＂美女间谍＂查普曼等10名俄罗斯人分别在美国三座城市被逮捕,另有1人在逃。罪名是从事深层＂潜伏＂、秘密收集情报、图谋渗透美国政府决策圈。事件曝光后,美俄迅速进行了高层的协商谈判。7月8日,

简介：九十年代中国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推进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行政改革。随着近几年行政改革的深化,人们发现,行政管理活动的背后蕴含着深厚的价值和精神基础。这种观念性的文化实质上是行政管理中的软权力,它极大地制约着政府行政的各个方面,更影响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因此,倡导价值观念的研究已成为不少有识之士的共识。本文拟对行政价值的有关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也可为当代中国行政改革提供一个新思路。一、行政价值的概念和类型从价值哲学上讲,价值这个概念首先是从"人"出发的,是指外在于人的客观事物以

简介：

简介：<正>以行为程度(量)区分一般违法与犯罪的社会治安分权治理模式,造就了我国刑法独具特色并成文的"罪量因素"规定,即分则个罪中为数众多的"数额(数量)较大"、"情节严重(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等犯罪成立的罪量要求。这些罪量因素在犯罪构成体系中充当怎样的角色,如何建构包含罪量因素的犯罪构成体系,是当下犯罪构成理论研究不容回避的课题。早有学者注意到罪量因素在犯罪构成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提出"犯罪构成的情节要求"、"区分质的构成要件与量的构成要件"等命题,但缺乏具体而系统的关于罪量因素的犯罪论体系定位,其宣示意义远大于建构意义。而围绕《刑法》第13条但书的犯罪构成体系建构,也没有正面关注罪量因素——作为分则规定的事实要素——在犯罪构成体系中的地位。本文关注的罪量因素是指刑法分则个罪罪状中明确规定的,表明行为的危害程度,并为犯罪成立所必需的事实要素;包含罪量因素的犯

简介：日前，笔者受理了一起公安机关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的犯罪嫌疑人翟某盗窃汽车案，虽然涉案只有三辆汽车，但都是高档或者进口车型，总价值达118万元。在审阅案卷过程中．笔者发现本案中有销售赃物的齐某没有移送审查起诉，经分析，笔者认为应该追究其销售赃物罪的刑事责任，并书面通知了公安机关。现该案已经移送法院，提起公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