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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1年9月,美国遭受突如其来的恐怖袭击。随之,一场激烈的“新闻大战”也在各媒体之间迅猛展开。对各种突发性事件的报道责任重大,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掌握一定的方法,做到慎之又慎,遇忙不乱。
[关键词] 恐怖袭击 突发事件 报道
美国东部时间2001年9月11日上午,美国纽约、华盛顿及其他一些城市相继遭受恐怖袭击。这是二战以来美国遭遇的最严重的恐怖袭击无疑具有极大的新闻价值。一时间,一场争夺眼球的“新闻大战”也迅猛展开,全球各媒体纷纷想方设法、竭尽心智,力争在这场激烈的突发事件报道中胜人一筹。所谓突发事件,指突如其来、不期而至的事件,是人们无法预料的,甚至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物变动,其变动时态往往是突发性或跃进性的。通常表现为对社会和人们生产、生活产生较大影响的变故和灾祸。重大突发事件总是对社会迅速产生巨大冲击力和震撼力,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和热点,也往往成为考评一个媒介综合实力或一名记者实战能力的试金石。
一、对待突发事件的态度
美国新闻学教授比尔·伯尼博士认为:“对新闻媒介来说,最有市场价值的是交通失事、水灾、火灾、地震、谋杀、战争、行业纠纷以及死亡和伤害。”[1] 西方传媒对灾难事件的报道往往迅速、深入、全面、准确,不仅不隐瞒负面的、悲剧性的因素,甚至充分展示灾难性细节。“9·11”事件发生后,某些西方传媒将此次灾难当做一次千载难逢的“盛宴”,“9·11”事件的现场直播就如同一部好莱坞的灾难恐怖大片。而在我国,新闻传媒长期以来坚持“稳定压倒一切”、“团结稳定鼓劲”的舆论导向原则,把正面报道作为新闻报道的主流,以灾难性新闻为代表的负面报道,一般被视为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无益于鼓舞和激励人们斗志和信心的新闻题材,因而往往把灾难等突发性事件的报道归结为负面报道。一些人甚至从个人目的或局部利益出发,能捂则捂,能瞒则瞒。2000年,广西南丹曾发生一起死亡上百人的重大矿难,竟然被矿井老板和地方官员捂了一年之久。这些人往往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动辄以影响地方声誉或损害稳定大局为由,隐瞒或压制报道。这实际上是一种严重的失职渎职、违法犯罪行为。在资讯异常发达的今天,对待突发事件,只有实事求是,客观报道, 才能以正视听有效引导舆论。1994年12月8日,新疆克拉玛依友谊宾馆发生大火,300多人被烧死;后来,武汉长江大桥附近发生公共汽车爆炸案,造成许多人员伤亡。新华社对这两起突发事件都及时进行了报道,不仅没有产生任何副作用,而且收到了稳定人心、清除小道消息和流言蜚语的良好效果。大量的新闻实践证明,突发新闻处理得好,其正面的效应不可低估。例如1998年的抗洪报道,宣传出了一个伟大的“抗洪精神”;重庆綦江塌桥事件由于报道及时、深入,挖出了一大串腐败分子,并将他们送上了被告席。
“9·11”事件发生后,中国主流媒体保持了其在灾难报道中一贯的沉稳和谨慎,不炒作、不渲染。事实上,从以往媒体对灾难等突发事件的报道看,我们多遵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定胜天和“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思想,极少出现灾难的描摹以及对灾难本身的注视极少突出毁灭感、死亡感和绝望感,而代之以人民群众与灾难作斗争的乐观精神以及战胜灾难的英雄气概,并以此来凝聚公众的注意力,唤发人民群众的斗争精神。
新闻除了新闻价值外,还具有政治价值、信息价值、文化价值和商品价值。其中新闻价值是基本的、主要的,但不是惟一的。新闻报道的价值取向还要考虑其他价值尤其是政治价值(即宣传价值)的要求。在“9·11”事件的灾难新闻报道中,西方媒体一方面极尽追逐信息报道动态和分析猜测之能事,另一方面也注重对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保护和宣扬,使人们对其标榜的所谓“新闻自由”有了新的认识。
从这次“9·11”事件的灾难新闻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西方媒体都加入了只发出一种声音的“大合唱”,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支持美国在没有任何有效证据的情况下打击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10月1日,美国政府所属的美国之音电台台长惠特沃恩以及国际广播局局长被撤销职务,原因即是美国之音不顾美国国务院官员的警告,于较早前播出了对阿富汗塔利班政权领袖奥马尔的专访。据美国《纽约时报》9月28日披露,自从9月11日之后,已有多名媒体从业人员因批评布什总统或发表不同意见而遭白宫国务院发言人的批评,在官方的压力之下,有的记者甚至因此丢了饭碗。事实表明,美国政府对新闻的调控手段是非常成功的。
我国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对突发事件的报道,无疑必须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坚持报导的社会效益同经济效益的统一。
现在,随着我国新闻改革的不断深入,为适应新闻事业发展新形势的要求,在媒介观念变更以及受众需要的推动下,负面报道包括灾难性新闻报导开始较多地出现在大众媒体的视野中,并开始从以“人”为本位(即站在“人”如何与灾难作斗争的角度来充分肯定人的精神与力量)向以“事”为本位、追求信息层面意义的价值取向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