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内外高校智库研究现状的研究

林起敬

摘要：随着中国国内各大高校对智库的重视程度越来越深，许多学者开始对智库本身及未来发展情况进行研究。但是在国外，自二战时期产证思想库（如今的智库）以来，对智库本身的研究比中国甚是甚早。但是，国内和国外对智库的研究截然不同。国外比较注重智库本身，而国内比较注重智库的发展前景、模式等多样性研究。本文主要以此为基础，试图概述中外智库研究的现状。

关键词：高校；智库；研究现状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以来，作为国家智库重要组成部分的研究型大学智库脱颖而出、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充分发挥公共政策中的决策咨询作用。智库是一个国家政府的“外脑”，是谋略智慧之源，是国家、政府领导人决策的重要依据。面对国家对智库建设的需求，许多高校着力于建设新型智库，以备更好的为国家教育与广大研究机构所服务。高校智库不同于一般性智库，他更具有专业上与人员上的优势。但是，随着智库的不断发展与多样，一般性智库已无法满足当今社会的需求，如何创新、优化智库已成为当今智库建设的一大重要课题。国内外关于智库的创新与优化的研究著作或论文并不太多，仅限于整片著作和论文中的某个章节。这是由于，国外的智库已比较成熟完备，已不在处于智库建设的创新或优化期，国内的智库郑蓬勃发展还完全达到进行创新和优化机制，所以对此相关的研究并不深入。

1.国外对智库的研究

国外的智库发展比国内较早、也比较成熟，大多已经形成了完备的体系。美国作为智库的发祥地，第一部关于智库的著作也是由美国学者保罗·迪克森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处出版的《思想库》。这是一本最早叙述关于智库的形成与发展的著作。保罗·迪克森认为“智库是政府为解决各种问题所求助的对象是利用现有知识以跨学科方法进行政策研究的持久性机构，而这个机构是由来时不同学科的专业性人员组成的独立机构”。1991年，美国学者詹姆斯·艾伦·史密斯专著的《思想思想的掮客》以美国智库为中心，以美国历届总统任期为时间线，探索了20世纪以来的美国智库机构的发展历史，包括成立背景、研究领域、咨询的成功与失败等内容，并着重描绘了这些智库的重要时刻，深入揭示了政策专家在美国政治生活中不断变化的角色。本书中进一步强调思想是强有力的政治工具，专家则是思想的载体，当数以万计的专家凝结在一起，这样的群体就构成了所谓的“智库”。德国学者约瑟夫·布雷姆在《美德智库比较》一文中，从政治派别和意识形态方面比较，将智库分为四大类型，分别为合同型智库、党派代表性智库、倡导型智库和学术研究性智库。约瑟夫认为德国倾向于第一类、美国倾向于第二类，有较强的政治派别和意识形态。早期关于智库的研究主要将智库与当时的政府联系在一起，主要综述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智库的地位和作用、智库库所包含的内涵以及智库在参与政策过程的角度来研究智库。但是随着智库在国际上的政治影响力逐渐增强，各国的智库建设发展情况的不统一，使得各国学者逐渐对智库的发展情况、运作模式、影响途径进行更为详细的研究。2002年，阿贝尔森的《思想库重要吗？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影响力评价》中，主要介绍了智库研究的新方法。他通过统计媒体引用智库观点的频率额和智库出席国会听证会的此书，从而对智库的影响力进行评估。2004年，瑞奇的《思想库、公共政策和专家政治》中，初次对智库的影响力进行了回归分析，扩充了智库定量研究的内涵。此外《民主社会中的思想库：另一种声音》、《各国思想库：一个比较路径》等作品中，都对当今不同国家，不同政治时期的智库建设进行分析，其中不含对智库专业性建设的建以及对智库的创新优化的意识。国外的研究一般都限于智库的宏观研究，大都研究智库与政府政策之间的关系，或智库与对外政策、对外关系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2.国内对智库的研究

中国智库比美国智库发展较晚，还正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的过程中。我国对智库的研究与重视，始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代表人物所涉及的领域多为社会学、管理学、国际关系学、传播学等。吴天佑、付曦是最早出版关于智库著作的学者。由他们编著的《美国重要思想库》，对美国的主要思想进行较为详细的分类与介绍，并且把美国100多个重要的思想库分类为7个：民间“独立”研究机构、大学研究机构、营业性、半营业性研究机构、政策策划、咨询、协调研究机构、以基金会为名的研究机构、民间调研机构、学术型研究机构。该著作引起美国方面高度重视，认为中国学术界已经意识到思想库在美国政治，尤其是对外政策中发挥的特殊作用，并以此作为中国对美研究渐趋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1990年，李尚忠在《新智囊论》中探索了智库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中国国内在建设智库初期也只是对智库本身和智库与政府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但是，随着各高校对智库重视越来越高，发展的迅速，使得很多高校对智库建设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提出疑问，对于智库优化和创新性建设的研究也开始出现。智库建设的优化主要表现在优秀人才引进问题和人才交流方面进行研究，创新性方面主要是以智库建设中对某个学术领域的专业性和独特性进行研究。贺佩蓉、栗洪武的《我国高校智库建设的困境与突围策略——一种知识社会学的分析范式》中，首先对我国高校智库发展困境的知识社会学进行分析与思考，其次提出，突破困境优化智库方面需采用项目制的智库运作模式，即人员配置和优秀人才发现的问题，同时建立灵活的人员交流机制，提出智库知识产品的影响力。沈国麟、李婪的《高校智库建设：构建知识生产和社会时间的良性互动》中提出构建知识生产与社会实践的良性互动需创新中国高校知识生产机制，创新知识生产机制包括学术与抉择咨询的专业化与高要求，对智库优秀人才的投入的保障机制等。除此之外张海涛、张念祥、王丹、张会然的论文《大数据背景下智库情报的服务创新——基于协同理论视角》、郝平的《加快新型教育智库建设，推进教育事业科学发展》、李蒙、余宏亮、龚雨洁的《高校智库人才考核评价体系及人才建设策略》等论文中都对智库的创新及人才的优化机制进行阐述。

综上所述，国外大多将智库概念及与政府决策合为一体进行研究，对智库发展中面临的窘境和桎梏建设机制的研究比较少。国内在建立智库初期也只是对智库本身进行探析，但是，在智库不断发展，且影响力不断增强的过程中，出现了种种问题提出疑问。对此，为更好的建立完善智库，对智库的优化与创新机制的研究也开始有所进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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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田慧生：《加强新型教育智库建设，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教育研究》2015年第4期

[6]张海涛、张念祥、王丹、张会然：《大数据背景下智库情报的服务创新——基于协同理论视角》，《现代情报》，2018年9月，第38卷第9期

[7]贺佩蓉、栗洪武.<我国高校智库建设的困境与突围策略——一种知识社会学的分析范式>.<江苏高教>.2017(9)

[8]沈国麟、李婪.<高校智库建设：构建知识生产和社会时间的良性互动>.<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