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众声群唱 谱写个体人性——作家阿城《树王》阅读分析

王云江 1 马思羽 2

1. 甘肃平凉崆峒区东大街小学

2. 2.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摘要：本文旨在通过引导学生从知青立场考察阿城的《树王》中所呈现的知青主体的复杂性，以及知青身份如何在与当地人的力量对抗中逐渐衰弱，进而分析出，知青群体的超越所反映的是作者既借助知青背景建构文本，又试图在故事叙述之外使文本自身力量自现，在更高意义上继续“伤痕”与“反思”，最终在精神层次的多元构筑中向人文精神服膺。

关键词：阿城；《树王》；知青；人文主义

最近在课外阅读活动中向学生推荐作家阿城的《树王》，回想当初酣畅淋漓的阅读快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时阅读，今日分享，又有新的一番况味。

主人公肖疙瘩入伍期间，因自身条件突出被纳入特种部队，成为尖刀班班长，他带队截获敌方电台，成功完成境外任务，在归来途中，战友口渴，摘了两个橘子吃，将其中一个橘子装进口袋，受表彰的时候被首长发现。恼怒的肖疙瘩踢断了战友的腿，部队给予他处分，他不甘委屈，申请退伍，来到故事发生地种菜劳动改造，因为在砍伐树木中技艺高超，被当地人称之为“树王”。

“我”作为一名知青，和肖疙瘩建立了非同一般的友谊，他教“我”砍树的技术。当我们要砍伐树王的时候，肖疙瘩拼死保护，但无力改变最后的结局，树王倒下，肖疙瘩也彻底倒下。

《树王》是知青文学摆脱狭隘视角，试图走到历史叙述之外的创作初探，由此追踪作者的思考轨迹，从小说的情节安排与人物设置中理解作者在文学的时代洪流中试图将自身经验融入创作，又以淡化知青主体形象的方式突破知青文学的模式化印象，取得更高层次的“伤痕”与“反思”，在精神层次的多元构筑中提炼出新的人文精神，那么，《树王》与其他知青小说相比，有哪些更高级的超越呢？

一、挣脱知青“群唱”的新兴之声

《树王》这部小说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题材小说，有寓言的审美意味，笼罩着悲剧的氛围。知青群体与当地人两方的执拗，分歧所形成的张力，是当地人身份与知青身份两种思想观念的抗衡与撕裂，撕裂中显示出作者的创作意图与文学追求。

在文学史中，知青文学在七十年代后期已经出现，但直到八十年代初，这一文学概念才被追认。当时具有知青经验的创作者纷纷书写具有普泛性的苦难经历，主要以知青为叙事对象，围绕知青生活、思想感情书写知青喜怒哀乐，所以形成了千篇一律的知青小说模式。但随着政策的变化和现实的进步，文学作品又开始从揭示苦难记忆和歌咏正面价值转向更深层次的历史与人性的反思，“知青文学”与世界文学接轨，形成了“寻根文学”，重心逐渐进入更深刻的人性挖掘。

阿城的作品侧重淡化知青的群体共性，将叙述重心转向当地人，知青主体的隐身使得小说主旨模糊，但有意识地将人物身份置于历史背景，旧瓶新酒，作品散发出的仍旧是“伤痕”与“反思”的余韵。

《树王》中，知青形象分为三类：“我”、李立和其他知青。具有独特人生经历的“我”没有知青的典型特征，始终保持冷静客观，“我”与高喊革命口号的李立有段不小的距离，这为后来与肖疙瘩建立起深层情感联系的情节作了铺垫。

李立是“我”的对立面，呈现了传统知青刻板化的一面，具有肤浅空洞的乐观主义，作者保留了这样一个典型形象，是为了完成对以往作品中知青崇高化和英雄化传统的背反，跳出历史局限回看知青岁月。李立能说出符合当时历史潮流的话语，代表了历史趋势，但背后是无可选择的迷惘。

其他人是一个被动的群体印象，属于盲动群体，在叙事中没有推动作用，在情节转折点向“我”或者李立附着，以使“我”成为“我们”，使“李立”成为“李立们”。他们时而摇摆，时而坚定，但最终还是和李立合力砍掉了树王。这些人也和“我”一样对肖疙瘩流露出了兴趣和同情，但是始终是带着距离感的观望，最终还是由“我”去接近这个人物，完成了故事的构建。

二、偏离传统“伤痕叙事”的有益尝试

小说《树王》中知青话语权的减弱反映了知青文学史中的知青主体力量的衰弱。和以往同类小说的知青中心地位和具有的强势话语权相比，《树王》使知青主体淡化，人物力量变得孱弱。

小说对当地人肖疙瘩的塑造，一反传统现实主义规范下朴实勤劳却保守落后的农民形象，借用古代通俗小说模式，将其貌不扬的肖疙瘩打造成深藏不露的高手，他高洁的思想认知超越了时代，以此对比知青立场的软弱。

开篇通过几个场景就可看出两方的力量对比。其一，握手的场景。肖疙瘩的有力让人印象深刻，他不握女青年这一细节很好，显得粗中有细。其二，吃辣和吃渍酸菜的问题。队长觉得是好东西的渍酸菜，知青却觉得只能喂猪。但后来渍酸菜被女知青当作零食收起来，反映了一种饮食文化上，当地人对知青的“蚕食”。其三，篝火晚会。李立提议开篝火晚会，鼓动大家的干劲，但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反映出知青的青春热血，反而渲染出了他们强作乐观的无奈惨淡。

知青们先进意识的蚕食殆尽显示在真正面对“树王”之后，在“我”的怀疑立场之外，李立用“国家话语”去坚定他们的群体实践，最贴近人物精神的主观性叙述集中在肖疙瘩的身上，知青群体形象最终成为了一个空洞缺乏说服力的存在，他们代表因政治立场失去了选择权的个人。

在“砍树”真正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后，知青们选择只对已知观念的自我催眠，在感受到大自然的神秘莫测之后，知青们接受了队长的“迷信”言论，这样的叙述也正好符合了当时对“向贫下中农学习的呼吁”，形成了文学与历史的吻合。

砍树的具体过程也将知青和当地人的差异表现得分明。李立是狠劲，当地人是机巧。但与李立相比，肖疙瘩没有语言反击的能力，李立代言历史，砍树是历史趋势，作者本人也无法更改，“我”和李立的形象融合，指向了更饱满真实的知青形象。

三、喊出独特人性的超越之声

在九十年代文学界才疾呼人文精神的失落，但《树王》里人们对生命的忽视，对价值的计算已经如此清晰地呈现出了人文精神的枯萎。

作者将知青上山下乡作为故事的历史背景，而不是当成主要内容来描绘，针对的是具体的故事情节而非宏大的历史想象。作者选取了一个与具体历史环境有距离感的“我”的形象来客观地深入知青经验中，细腻描绘生活细节，结构安排上重视当地人的思维情感、生存智慧和生存经验，关怀作为人的真实情感，而不是作为独特的知青群体在特殊环境下的命运遭际。历史环境有其特殊性，但历史中的主体仍然是生机勃勃的，知青的身份给予了群体行动的准则，但人们面对古木参天表现出惊叹，面对勤劳朴实的人流露出尊敬，面对理解力之外的“真实”展露敬畏，这是历史叙述之外，文本自身力量的呈现。“人有利器，易起杀心。上到山上，逢物便砍，自觉英雄无比。只是一到砍树，刃常常损缺。”极具暗讽意义。人的力量是借势生长，但又不总是得胜。人从内心积蓄起来的力量才是不可战胜的，正如肖疙瘩最后虽然死去，但是他的言行使所有知青难忘，他死前仍惦念战友情深，这是最朴实的人性的力量。人是社会性与自然性的统一，作者表现的是社会与自然世界的纷繁在人内心的投影，他关注的是精神意义的创造与生成，讲述的不是知青故事而是人性的故事。

从文学史的下游回溯，我们知道《树王》的地位证实了这篇作品的先进性和超越性，当然，我们依然要将作品放到知青文学史的坐标系中，去寻找作者深刻的精神和艺术的价值。

参考文献

[1]阿城.棋王[M].上海三联出版社:上海,2019.

[2]陈晓明.吃与棋：知青记忆与反文化叙事[A]. 众妙之门[C]. 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2015.

[3]王德威.当代小说二十家[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2006.

[4]南帆.文学理论新读本[M].浙江文艺出版社:杭州,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