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安诗人的忧患及释放方式

罗艳梅

摘 要：建安诗人对动乱下人民的深切忧虑，生命短促，死亡必至以及个人精神需求的个性满足形成建安诗人的忧患意识。从而以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体现个人价值，虚幻神仙境界的创设，强烈的建功立业心理和飞鸟形象塑造来释放内心痛苦，进而构成慷慨悲凉又华丽富赡的建安风貌。

关键词：忧患意识；释放方式

建安是东汉末年汉献帝的年号，时间是从公元196年到220年。此时期社会政治剧烈变革，在社会政治经济的改革之下，必然引起社会风气改变，从而导致文人心态变迁，使处在此时期诗人产生各种忧患，加重诗人心理负担。在这种条件下文人寻求各种方式来让内心平静。

一、人民的忧患

“诗言志，歌永言，”“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舒文载实，其在兹乎？”“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①建安诗人面对战乱频繁，品尝过时局艰辛，对现实生活有深切体验，这些让他们诗文带有浓郁社会气息，反映战乱给人们带来痛苦和文人心中哀伤、悲愤。如“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诗歌中描写的可从《军谯令》中找到注解：“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③。王粲《七哀》其一“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④，突出一位忍痛弃子的饥妇形象，思古鉴今，诗人不禁“喟然伤心肝”。^④“据哉边海民，寄身於草野。妻子象禽兽，行止依林阻。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②战争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诗人看到此种景象后“气结不能言”。蔡琰《悲愤诗》“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⑤。

（一）人生的忧患

曹丕、曹植、王粲、蔡琰等诗人出身名门家族，才华横溢，本该呈现乐观、自信、豪放之心境。但随着社会动乱，他们感到生命短暂，人生苦短的忧虑笼罩于心。“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雾，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②“神龟虽寿，猷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②“年行已长大，所怀万端，时有所虑，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时复类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头耳”^⑤“不悲身迁移，但悲岁月马也”^②“人生如寄，多忧何为？今我不乐，岁月如驰也”^②“仰赡帷幕，复查几筵。其物如故，其人不存。神灵疏忽，弃我遐迁。糜赡糜恃，泣涕连连。呦呦游鹿，衔草鸣麑。翩翩飞鸟，挟子巢栖。我独孤茕，怀此百离。忧心孔疚，莫我能知”^②“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邪”^⑤“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⑤。

“人的觉醒的时代，而觉醒的主要标志即对自身生命的极度关注，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建安直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帝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弥漫开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可见，这个问题在当时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上具有重要的位置，是他们的世界人生观的一个核心部分。”^⑥王瑶先生也认为“我们念魏晋人的诗，感到最普遍，最深刻，能激动人心的，便是那在诗中充满了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和情感。^⑦正是人对人生如寄的清醒认识，使他们发现个人的种种困惑和永远无法消解的痛苦。

（二）精神需求不能满足的忧虑

人会有各种欲望和需要，在建安之前“从先秦到两汉时期，在政治方面统摄作用的绝对权威是王权与皇权，在思想方面起统摄作用的理论体系是儒家学说，而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文士儒生，主要是通过其与社会的交换来实现自己的主题价值。很少注意人性中的生理本能和独特性。”^⑧到建安时期这些思想崩溃后，建安诗人开始关注个体生命的生存质量，所以，建安时期“人的觉醒”不仅表现为“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还表现为对个人生命种种自然需要的充分正视和追求满足。这种觉醒自然会形成建安诗人的需要与现实、追求与不可得之间难融合的冲突，并从此在诗人心中产生绵云不断的忧愁。自然需求分为物质和精神两类，而建安诗人则更多关注到人的精神需求。建安时期“世积乱离，风衰俗怨”^①，政治局势动荡不安，意识形态处于崩溃向重建，诗人正常的精神需求与现实之间往往形成无法调和的矛盾冲突，如骨肉亲情遭到残酷的破坏，激起建安诗人心中刻骨愤恨和无限悲痛。“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④此反常的做法是因为“未知生死出，何能两相完”^④，若说这是物质的缺乏导致精神上的痛苦的话，那么蔡琰的悲痛就是为了减少远离故乡的痛苦“旦则号泣行，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不一可”^⑤而导致带来更大的痛苦“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人恻，今何更不慈 。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

^⑤“深切描述了骨肉分离的悲痛、无奈的景象。曹植的《七步诗》“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萁向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⑨。此诗虽然难以断定是曹植所作，但是诗意诗情却完全符合曹植后期的处境，传达残酷权力之争对手足之情的扭曲。

二、忧患的释放方式

建安诗人心中具有沉重的负担，自然寻求释放方式,如何释放成为一种需求。这种需求因人而异，因时而异，表现在行为上各有千秋，笔者认为建安诗人但通常以下方式释放自己：（一）建功立业和宴饮游乐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志不已。”^②“载主南征，救民涂炭。彼此一时，为天所赞。我独何人，能不靖乱。”^①“设使国家无有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⑤“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⑤“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②“幸托不肖躯，且当猛虎步。安能苦一身，与世同举厝。”^③“沈沦众庶闲，与世无有殊”“纡郁怀伤结，舒展有何由”^② 建安诗人很多都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以拯救社会来“聊以忘忧”。^⑤ 但是当他们不能改变现实时，他们就靠酒麻醉、行为怪异以及怡情山水来表示对社会反抗性，获得内心的平衡。“高会构欢娱”。^②“永日行游戏”^②，“兄弟共行游，驱车出西域”^②“情歌制妙，万舞在中堂”^②。“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问设，终以博弈，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激日即没，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舆论徐动，宾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凄然伤怀”。心头泛起莫名的悲哀，“怆然”的情绪是在宴游之乐无时不在的心理，而乐的目的正是为了忘忧，宴飮之乐中“忧思难忘”^②来源于内心深处的焦虑、恐惧与忧伤。以宴饮之乐来排解生命短促、功业难成、人民苦难等带来的焦虑、恐惧和忧伤。“乐往哀来，怆然伤怀”^⑤这也是构成建安诗风慷慨悲凉的原因。

（二）创作游仙诗，构建虚幻的神仙境界来寻求心灵的超脱

建安时期，曹氏父子都有游仙之诗，他们创作的具体目的各不相同，但他们都对神仙之说持否定的态度，反对方士的虚妄之术。曹丕在《折杨柳行》中指责“王乔假虚辞，赤松垂空言”。^②曹植更明确指出“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变故在思须，百岁谁能持？”^⑤他们创作游仙诗主要是承续屈原游仙诗传统“悲时俗之迫厄兮，愿轻举而远游”而来。假神仙以寄慨，托烟云而消忧。曹操不仅否定神仙之说，反对方士的虚妄之术，还把当时的方士集中起来加以控制；其诗虽也表现出求药延寿的思想，但他深知“厥初生，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终期。莫不有终期，圣贤不能免。”^②“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世言伯阳，殊不知老；赤松王乔，亦云得道。得之未闻，庶以寿考。”^②可知其求仙之歌不过诗对人生短暂的另一种咏叹，更为重要的目的是透彻地理解生命，解除心头无谓的忧虑，致力于让有限的生命获得最大的价值“不戚年往，忧世不治。存亡有命虑之为蚩。”^②曹植自身所处的特殊环境和遭受压抑的特定心境，使得他想通过游仙来实现的超越与心灵的负重的解脱。因此他所向往的不是长寿而是自由，不是生命的延长而是空间的拓展。曹植游仙诗中飞腾、空阔、高远的意象，如《五游咏》“九州不足步，愿得陵云翔。逍遥八紘外，游目历遐荒。^②”《远游篇》“远游临四海，俯仰观洪波”^②《仙人篇》“万里不足步，轻举凌太虚。飞腾逾景云，高风吹我躯”^②等无不是在现实中愁怀难遣之时让灵魂在虚幻的世界里得到短暂的释放，寻求一种心灵的安慰。曹植游仙诗中表现出来的对美好仙境之憧憬，都是对前途无望，深忧难解，理想难以实现所作的出世之想。

（三）飞鸟形象的塑造释放心灵的痛苦

飞鸟形象的塑造，反映那个时代的一种审美观念，追求飞动美、飘逸美，刘勰《风骨篇》写风骨的含义时多用飞鸟形象来，如“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菜失鲜，负声无力”，“其为文用，譬征鸟之使翼也。”“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①这些虽是比喻，但从中我们能品味“风骨”中包含某种飞动的美感特质，可以将“风”理解为飞动性、抒发性，借着飞动的事物来抒发心中的感情。飞鸟的比兴形象在《诗经》中就出现的很多，而这种象与意之间的关系是很自由的，是一种自由的联想，建安诗人是继承了此种方法，多为飞鸟写形象，这与后人景物诗中写鸟不同，他们更多是通过飞鸟形象中所体现飞翔的精神来摆脱心中苦闷。曹操《短歌行》“明月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②乌鹊形象表现他寻求理想的归宿，结束天下的动乱，这是在那个时期所有士人普遍心理，可是他至死都没有实现这个理想。在《军中遗令》中发出“天下未定，未得遵古也”^③，用乌鹊来排解深沉，令人难耐的凄清，不安的情绪。曹植后期人身自由也受到限制，理想无法实现，更多现实中的苦闷，“愿寄躯与飞蓬，乘阳风之远飘，亮吾志之不从，乃拊心以叹息。青云郁其西翔，飞鸟翩而止匿。欲纵体而纵之”，可是，“哀余身之无翼”，^⑨在人身不自由十分寂寞之时更希望能插翅飞与亲朋好友相会，《杂诗》其一：“方舟安可极，离思故难任。孤雁飞南游，过庭长哀吟。翘思幕远人，愿欲托遗音。”

^②以孤雁的形象寄托了对其弟白马彪的怀念。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说建安诗风“雅好慷慨”，钟嵘《诗品》评王粲诗“发愀怆之词”，“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这都是前人对建安诗风慷慨悲凉的高度概括。钟嵘评陆云“其源出于陈思，才高词赡，举体华美”，胡应麟《诗薮》亦谓“建安诸子，雄赡高华”，这是前人对建安诗风艺术形式方面的高度概括。对社会现状的深切忧虑，对生命短暂，死亡必至的清醒认识导致焦虑，及精神需求不能满足使他们极度忧郁中以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建功立业来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以创造虚幻的神仙境界和塑造飞鸟形象等来释放、排解心中忧虑，这种心态和行为使建安诗带有慷慨悲凉又华丽富赡的特征。

参考文献

①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 ].北京：中华书局，19876，P55、56、399、262 ﹣264。

②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 ]。北京：中华书局，1983，P347、426、349、354、394、391、389、348、399、396、350、351、433、434、400、369、353、432、368、348、356。

③陈寿，三国志（第二版）。北京：中华书局，1982，P22、3、3、53

④郁贤皓，张采民。建安七子诗注[M ]。成都：巴蜀书社，1990，P120、120、120、120。

⑤李文禄、王巍，建安诗文鉴赏。[M ]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P93、71、258、71、71、258、258、52、102、31、167。

⑥李泽厚，美的历程。[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P109---110。

⑦王瑶，中古文学史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P132。

⑧曹丽芳，论建安诗人个体人格之重建。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第5期，P49。

⑨刘景华，三曹诗文赏析集[M ]。成都：巴蜀书社，1998，P162---163。

作者简介：

罗艳梅，女 ，1981年5月出生于云南省个旧市，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专业中国古代文学先秦两汉文学方向。联系电话：[phone] 邮箱：[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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