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红”思政与思政“网红”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探析

林文霞

摘要：自媒体泛滥与科技飞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为“网红”群体快速集聚人气提供了空前的物质载体，高人气逐渐成为一种兼具传播力与泛众影响力的隐性势力，“网红”的传播效应为思政育人所用必然会产生显著的教育效果。但不容忽视的是，“网红”思政与思政“网红”自身存在地位边缘以及快速迭代的客观局限性，其不可能取代整体性的高校思政课堂。在这种背景下，探索打造“网红”思政与思政“网红”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对增强思政育人效能和占据教育阵地意义重大，厚重理论素养与增强传播效果协同，正面网红甄选与榜样示范协同，主流媒体、商业平台与现有人才协同等方式是可持续发展模式的依托方式。

关键词：“网红”思政；育人话语青年化；可持续发展

“网红”思政与思政“网红”是将网红模式与网红效应引进思政领域的特有产物，网络思政教育已经成为思政育人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创新推动教育革命，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迫在眉睫，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是内在要求。思政教育课堂深化建设要向改革创新寻找活力，而“网红”思政和思政“网红”正是寻求创新思政育人模式，让思政教育“活起来”的又一尝试。

一、“网红”思政与思政“网红”辨析

1、回溯:网红、知识网红、思政网红

“网络红人”(以下简称“网红”)是指在现实或网络上由于某一事件或行为受到网民关注从而迅速在网络上走红出名的人，依靠长期输出专业知识而走红网络^[1]。从网红衍生的网络物质基础来看，网红是网络历史与现代科技合力造就、流量与利益共生衍创的产物，以一定的网络流量为基础，较为稳固的粉丝群体为支撑，近年来，“网红”在网络平台所受到的关注度空前高涨，在广大受众尤其是高度活跃于网络的青年群体中产生了“载言载道”的广泛影响，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被赋予了凝聚与推动引领广大受众的重要功能。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传播媒介的演变，在网络中孵化的“网红”历经了“文字时代”、“图文时代”和“宽频时代”三个时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国内互联网处于初期普及阶段，媒介与载体单一，表达方式以文字为主，该时代在文学网站上进行文学写作获得读者大众关注而出名的人被称之为“网络偶像”，李寻欢、今何在、慕容雪村等一系列网络写手是最初的网红。二十一世纪初，网络博客的横空出世为人们的交流互动提供了更为迅速便捷的平台，由此开启了“图文时代”，该时期的典型特征是文字与图片结合的表达方式，以“奇”制胜是这一时期“网红”的特质，内容凸显搞怪浮夸，另类新颖，或是吐槽讽喻，该时期的典型代表有号称“总共六百年没有人超过我”的“凤姐”，以及清纯可人的“天仙妹妹”羌族姑娘等。相较于文字时代，图文时代的有些网红开始有了自觉的炒作意识，背后可隐约窥见网络推手的影子，广大受众对于“网红”的追捧不再仅仅局限于议论，“网红”背后蕴含的流量与利益逐渐浮出水面，其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被争相效仿，甚至形成了“榜样”效应，“网红梦”在青少年的追求中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宽频时代”在2010年拉开序幕，短视频、直播等迅速兴起，网络用户不再只是单纯的视频内容浏览者，他们还能够通过各类社交平台将自己的网络原创内容快速分享至移动互联网，尤其是微信与新浪微博两大平台，成为孵化“网红”的助推器。这一时期的“网红”所具备的特质较“文字时代”和“图文时代”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转变为以个性化内容和专业化技能为主，对90后、00等青年一代影响甚大。

“网红”的不断发展逐渐衍生出“知识网红”的形态。知识网红走入大众视野历经了三个阶段：以新浪知乎为代表的大型知识分享资讯类门户网站，是率先形成知识网红的平台，表现在长期活跃在网络垂直领域中的意见领袖；随后，知识网红变现通道的产生成为其迅速崛起的支点，体现在知乎live、喜马拉雅FM频道等付费订阅模式，“付费知识互联网”初见端倪；最后，知识网红创设了知识传播新模式，以通过大数据把握受众的知识服务需要为基础，打造了以独特人格魅力承载优质内容的知识传播模式^[2][3]。罗振宇、吴晓波、李笑来等都是拥有众多粉丝的知识网红，“知识网红”的出现与兴起打破了人们对“网红”泛娱乐化、迎合低俗趣味的既有印象，开始展现出积极正面的意义，他们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知识和价值传播的重要主体，知识网红对于知识传播和社会价值的引导无疑具有积极和重要的方面。

思政“网红”是网红的又一独特分支，与知识网红一样具有传播知识和社会价值引领的重要功能，“思政网红”顾名思义是指在网络中以“网红”模式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网红，突破传统的沉闷枯燥的理论教育模式，实现理论教育的潜移默化，达到增强思政育人吸引力和影响力的效果。军事网红张绍忠将军就以通俗易懂、风趣幽默的方式传播国防知识、军事知识等，在B站、抖音等网络平台上都具有较大影响力，并在国防知识传播中取得良好的爱国主义教育效果。思政“网红”并不仅仅局限于在网络上走红的少数思政大咖，更包括在高校内创新思政课堂，改革授课方式并取得良好效果而受到学生欢迎的思政工作者们。如西南政法大学欧阳锐璇老师讲授的的“形势与政策”课极具针对性和亲和力，并在课堂中引入辩论、拍视频、发抖音、刷B站等新颖的形式，使得课堂育人效果出人意料。该类型的思政“网红”应成为是高校思政教师培育的重要方向之一。

2、区别所在:场域与个域

“网红”思政是区别于传统的思想政治课堂教育的育人模式和育人场域，其实质是网络思政教育环境及该环境内各种要素的总和，最初的表现形式是“网红思政课”。场域理论由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提出的基本理论，“场域”是指个体参与社会实践的场所，该场所是按照一定逻辑建设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在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中，“网红”思政具备特殊独立场域不可或缺的三个环节。首先，“网红思政”中的主体（思政“网红”）和受众之间本身存在教与学的关系，这构成了教育场域，具有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自身的逻辑和必然性；再者，“网红”思政的参与者往往包括教育者“网红”、学生和监管者，每个节点上的人所具备的价值观和文化背景等都不尽相同，因此以参与者为节点所构成的网络具有客观性；最后，在“网红”思政中，受众意识形态处于萌芽期或初始化阶段，监管人和“网红”要求正确传播国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4]。个域是场域的相对概念，简单而言是指场域中的某个具体的人，在“网红”思政中个域的存在即思政“网红”，场域为个域的存在提供了活动空间和价值意蕴，个域证明场域的存在并能通过自身努力扩大场域的影响力。

3、内在逻辑:“网红”思政孕育思政“网红”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现代社会带来了新兴自媒体的无级化传播，“网红”经济与“网红”群体是新兴自媒体的典型代表，“网红”思政课存在的现实需要推动了思政“网红”的塑造与传播。高校要不断提升网络育人质量，增强高校网络化思政育德工作用人能力，建设一支网络思政工作人才队伍，显然打造“网红”思政，创新思政育人模式已经成为高校开展思政教育的当务之急，“网红”思政是顺应时代发展的产物。

“网红”思政的育人新模式催生了思政“网红”。2019年由央视记者王冰冰领讲的走进辽宁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青年大学习”网上主题团课上线，该期团课一经上线观看人数激增，平台一度崩溃，青年大学习主讲人是王冰冰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早在王冰冰因为主持主题团课登上微博热搜前，她就因高颜值以及甜美的笑容而走红，但思政教学改革绝不意味着“拼颜值”，走红之后的王冰冰应邀主持“青年大学习”，王冰冰并非思政教育科班出生，却因为她突出的学识魅力和社会影响力而发挥出思政育人的作用，这不仅是要求思政课教师兼具亲和力与感染力的具体体现，也是“网红”思政育人新模式下对教育主体之一（即思政“网红”）做出更高要求的现实写照。

二、思政“网红”的全面观照

1、发展规律:必然与偶然的碰撞

传统的高校思政育人模式在互联网时代经受一场洗礼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传统思政育人教学模式乏善可陈、缺乏形式立体性与内容多元性，又非常缺乏精神感染性与精神触动性；更重要的是，缺乏一种触动心灵的注入性，使得传统思政育人模式无法真正达到深入人心、直击心灵的效果。传统高校思政德育的课堂开展方式、手段、途径陈旧单调，使得个别高校思政课堂处于一种形同虚设的尴尬境地^[5]，创新思政育人方式，增强思政育人效果，占据网络舆论意识形态话语权是必然的发展趋势。

在自媒体浪潮泛滥的现代教育社会中，“网红”群体在多种改革潮流中逐渐崭露头角，成为思政育人创新方式的一颗璀璨新星，这是历史潮流的偶然闪光。其凭借极高的人气逐渐泛化出一种兼具市场传播推动力与影响力的隐性传播势力，在这种市场需求与社会利益的双重驱使下，某些具有信息垄断趋势的网络社交媒体对高校开展思政育人工作造成了极大挑战。一些高校学生获取信息时过度依赖自媒体，使得思政教育的有效传播途径变得越来越狭窄，这恰是传统思政育人模式失去经济效用与社会效力的根源所在^[6]。将“网红”模式引入思政教育是互联网技术与传媒技术飞速发展带来的必然的思政变革与偶然的思政育人创新模式的碰撞。

2、时代特征:育人话语青年化、社会影响力泛众化

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徐川讲授《我为什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网红”党课为起点，掀起了“网红”思政课的创作热潮，以上海高校联合出品、席卷申城的“中国系列”思政通选课为延续，展现了这一创新思政育人模式的魅力，再到由人民网公开课频道发起、在高校师生中引起强烈反响的“寻找新时代网红思政课”大型征集活动，高校思政课正经历一场华丽的变革^[6]。思政课的走红，首要的原因是“网红”教师出众的授课魅力。这些教师授课有一个共同的时代闪光点，即善于将青年学生口中惯用的“话梗”“桥段”融入课堂叙事逻辑中，展现出育人话语的青年化趋向。“网红思政课”走红现象也反映了广大青年对传统“高高在上”的填鸭式教学方式的摈弃、对“接地气”的趣味性育人话语的偏好，特定情境下的趣味化话语表达有利于熔铸青年学生的核心价值认同^[7]。因此，广大青年更喜闻乐见的趣味化表达应成为高校育人话语的重要言说风格之一，成为让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活起来”的语言力量。

泛众的社会影响力是思政“网红”之所以出圈的前提，思政“网红”首先使自己成为赢者，才能拥有话语权，拥有改变社会风尚的资格，拥有被人倾听、模仿、复制的效应，历史由胜利者书写；其次，在当前网络文化环境下，中国网民的数量已经非常庞大，网络已经成为思政教育的重要阵地，在这一阵地中抢占传播高地，赋予“网红”思政育人功能，引发广大受众的共鸣不仅需要政策和技术的支持，更重要的是要使教育主体具备一定的凝聚力与号召力，网红强大的粉丝群体是其能够轻而易举地建构起作为传播载体的广泛影响力的直接体现。

3、发展限度:快速迭代、地位边缘化

纵观网红琳琅满目的发展史，在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和“快餐文化”的侵蚀下，没有哪一个网红能经得住时代的浪潮而长盛不衰，“网红”思政存在传播效果上的巨大优势，但大浪淘沙的迭代速度和地位的边缘化思政“网红”仍然没有摆脱的发展限度和客观属性，尽管“网红”思政的所产生的育人效果令人瞩目，但其背后泛娱乐化、理论素养不足、以夺人眼球为目标的商业倾向等的负面效应层出不穷。徐川老师曾红极一时，但时下的热度也不断地在衰减，不断地有新人取代旧人，将旧人湮没，此起彼伏。就现阶段而言，不难发现，思政“网红”在思政工作者中的角色定位是边缘化的，无法取代传统思政课堂上的思政工作者的核心地位，生活中零散的理论碎片教育并不能取代课堂上整体理论的灌输与引导。我们在强调培育“网红”思政和思政“网红”的重要性与迫切性时必须正视而不能超越这一客观现实。

三、思政“网红”可持续发展路径探析

1、厚重理论素养与增强传播效果协同

厚重思政“网红”自身的理论素养是其永葆活力的保证，将“网红”的学识魅力和人格魅力更好地进行传播是增强思政育人效能的途径，将两者协同方能得到合力与效果最大化。学识魅力是培育思政“网红”的基础，是思政“网红”得以保持生机活力的保证，学识包括广博的知识与广泛的兴趣，深厚的专业功底和独特的教育艺术。无论是“网红”的影响力还是传播力，都要以内容的吸引力为根本，内容的吸引力根植于思政“网红”的学识魅力，对思政工作者来说，知识、学识、见识是必备的素养。央视记者王冰冰抛却其高颜值，她的专业学识和专业素养也可见一斑，这也是她主持“青年大学习”受到青睐而不是质疑其能否承担起思政工作者角色的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高校中兼具学识深厚和出色人格魅力的教师并不少，但火出圈的教师却寥寥无几，辅以新媒体技术的加盟，以及创新育人话语的改革，建构学生喜闻乐见的思政教育话语体系。在培养学生质疑与创新精神的文化氛围下，学生对自上而下的、权威式的思政话语非常反感，因此而产生的逆反和抵触心理使教育效果大打折扣，因而适当调整说教式、权威式的思政教育话语，多以“聊天式”话语、讲故事的方式开展网络思政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高校可以打造一支极具特色的队伍，让这些教师的学识和人格魅力得以更大范围的传播。

2、正面网红甄选与榜样示范协同

任何事物的存在都具有正反两方面的辩证性质，在良莠不齐的网红文化生态中，既存在传播正能量的正面网红，也不乏产生负能量的反面教材。要最大最高限度发挥网红在思政育人领域的传播与带动效能，关键在于建立健全网红甄选工作路径和激励机制，营造健康的网红文化生态。例如，注重塑造“名师”“优生”的等正面网红，在校园中引领正面网红的价值取向；催生一批为国为民而不懈奋斗的科学家网红；着力推广始终坚守核心价值观，为实现理想而坚定前行的励志网红等，从而有效减少和消除“负能量”网红的负面效应，强化其积极功能。再者，充分利用榜样的示范作用，青少年阶段是我们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极易受榜样的影响和熏陶，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在网红文化视域下，选树具有“正能量”的网红作为青年的榜样，既可以确保在瞬息万变的网络生态中坚持正确的价值与行为导向，又能以榜样的力量激发广大青年的探究能力与自主创业意识。最后，要以身边的人讲述身边的故事为实践理路，充分有效发挥正面网红的社会传播力和纽带带动功能，让青年在平等、宽容的文化氛围中激发价值讨论、促成价值认同，更为有效地培育青年价值观^[8]。

3、主流媒体、商业平台与现有人才协同

首先，在当前我国全媒体网络传播舆论格局下，主流媒体仍然掌握着网络舆论场的传播主动权和传播主导权，肩负着主流价值引领的重要使命。而商业平台的发展已有非常可观的市场规模，加强主流媒体与主要商业平台的沟通协同，要在青年最感兴趣的商业网络平台集中发力，把已经受到青年广泛关注的平台内蕴主流价值观。其次，商业平台既已成为青少年接触网络文化的重要平台，商业平台内容的优劣对青少年的影响是击中要害的，因此，要积极推动引导商业平台形成有利于推动优质内容持续生产的自我激励机制，鼓励商业平台以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本原则遵循，赋予网红文化发展正确的核心价值观和导向，不断增强商业平台定位精准客户的能力。最后，要充分挖掘现有人才的发展潜力，现有人才是经历了实践检验的物质力量。依托西瓜、 抖音、微信等自媒体传播平台、商业平台为宣传载体，打造一批国内具有网络影响力的“思政网红”，如将中国政法大学、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等多所高等院校专业现有的著名知识精英打造成知识网红，为发布传播中国特色社会正能量提供重要宣传力量。

参考文献：

1^] 敖成兵. 多元时代共生衍创背景下的"网红"现象解读[J]. 中国青年研究, 2016, 000(011):4-11.

2^] 马珊.“知识网红”崛起改变网红价值取向[J].人民论坛,2020(Z2):154-155.

3^] 王会文.打造“知识网红式”思政教育新模式[J].人民论坛,2020(17):104-105.

4^] 张铃.场域理论视角下的中国思想文化聚合平台建构——以“学习强国”为例[J].新闻知识,2020(06):75-79.

5^] 姚伟宁.“网红”思政：思政育人新模式[J].人民论坛,2020(Z1):130-131.

6^] 吕婷婷,丁三青.“知识网红”生成逻辑及对青年群体影响[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9(08):84-87.

7^] 程丙,成龙.新时代高校育人话语青年化何以可能——从“网红思政课”现象谈起[J].江苏高教,2019(03):90-94.

8^] 李力,常青.网红文化影响下的青年价值困境及其超越[J].中国青年研究,2020(06):114-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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