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与价值问题研究

胡紫薇 海南大学 海南 海口 570228

摘要：我们正处在一个时代，“虚无主义”的幽灵正游荡在整个世界的上空。现代人无所适从，各种主义各种理论盛行，并充斥着人类的大脑。出现选择困难，出现价值中立，出现相对主义。这种“价值的空虚和贫困”正在日益吞噬着人类的灵魂，曾经高贵的文明也日渐沦为资本的工具。如何面对这真实存在着的现象，究其根源寻求本质。

关键字：事实、价值、伦理学

一、“事实”与“价值”的轮回

在启蒙运动之后的近现代道德哲学和伦理学研究中，“事实”与“价值”的“分离”是其基本前提。这种“分离”既是人类伦理思想史阶段性的重要特征，区分了事实与价值、理性与伦理之间的内在联系，也是现代工具理性盛行和社会道德危机的重要根源。

这种“分离”的起源由来已久，哲学思想史上对二分法的最初表述是由近代经验论哲学家大卫·休谟所提出的“休谟问题”。休谟问题，即所谓从“是”能否推出“应该”，也即“事实”命题能否推导出“价值”命题，它是休谟在《人性论》中提出的一个著名问题，即休谟在《人性论》第三卷道德学中写道：

我却大吃一惊地发现，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题中经常的‘是’与‘不是’等连系词，而是没有一个命题不是由一个‘应该’或一个‘不应该’联系起来的。 ¹

休谟得出“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是建立在关于什么是“事实”的心灵理论之上。对他而言，“事实”无非就是对观念的摩写，而观念一方面来自于可感性质，另一方面也可以伴随有一定的情感，而事实就是对其可感性质的摩写并在形成事实的过程中排除掉情感因素。于是当休谟分析诸如罪恶、美德这一类伦理概念时，他就认为我们找不到有关罪恶、美德的事实内容，因为我们没有感觉这些伦理概念的感觉器官，它只是我们的心灵结构对相关活动产生的情感反应，而既然是情感那它就不会属于事实内容，伦理判断只是纯粹的情感，无法得到理性的辩护，换言之即无意义。这就产生事实和价值之间的二元对立。卡尔纳普与休谟的观点相似，认为有“意义”是指客观意义，伦理概念是情感的，即无意义的。

康德回应休谟的“怀疑论”，用先天综合判断确证知识如何可能。但与休谟一致，康德认为价值判断与事实无关。不同的是，在康德看来价值判断是一种先天的理性的道德律令：

自然的每一个事物都按照法则发挥作用。惟有一个理性存在者具有按照法则的表象亦即按照原则来行动的能力，或者说具有一个意志。²

“事实”与“价值”的分离与统一就像一个轮回，分离后迎来多样的统一。

康德之后，马克思·舍勒选择以批判康德伦理学来寻找克服现代价值危机的突破口，以

扭转已经形成但明显暴露出巨大危险的现代精神结构。在舍勒那里，伦理学的核心是探究价值在道德经验中的作用和在人的感受力 (情感能力) 中的原初的天赋，因此确定价值本身的本质及其功能是其最重要的工作。价值和意义问题乃至善恶问题，最终都是由具体的人格来承担的，既然不同时代的伦理由不同时代的人格所体现，那么，现代伦理危机也就是由现代人格的扭曲所造成的，因此，克服现代伦理危机的根本之途在于塑造新的人格。从这种价值伦理学出发，舍勒确实看清了康德伦理学的根本弊端: 不理解情感的意义，不了解价值以及人心的价值秩序对于道德意识和经验的意义，在把人变成单纯理性主体的同时削弱，甚至扼杀了人的内在生命的丰富性。所以他提出了“伦常事实”概念，并且认为“在肤浅的眼观看来，最勃缪的论调莫过于主张有伦常‘事实’这一类东西”³，但是肤浅的人是意识不到这个时代“危机”的人，而人不应该是冷冰冰的、异化的人，而是活生生的感性存在物。

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希拉里· 普特南从实用主义出发，认为价值包括认识价值与伦理价值，而真理必然预设了认识价值，价值也是客观的，可以通过理性进行辩护，也从理论上论证“事实”与“价值”的“统一”。

与普特南同一时期的阿玛蒂亚·森，把伦理学考量重新引入到经济学中，他在书中写道：

事实上，传统福利经济学准则曾经是简单效用主义者的准则，即判断成功与否的依据是效用总和，除此之外，其他任何东西都不具有内在价值。由于离开了伦理分析，这些理论显得非常肤浅和狭隘。在19世纪30年代，个人之间的效用比较受到了以罗宾斯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的激烈批评，从此，福利经济学走上了更为狭窄的道路。⁴

就像马克思在所述的“国民经济学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工人，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⁵，活生生的人被抽象为“劳动力”，一个可以被量化的科学的概念。量化是所谓“科学”的方法，能“科学”的解决问题，但是依靠“有限度”的理性的科学真的能彻底解决问题，一劳永逸？理性的科学将伴随着理性的诱惑伴随着一起走向天国（真理的深渊）。

2. “有感情”的伦理学

之所以要讨论“事实”与“价值”这对范畴，可以用麦金泰尔的话来回答: “可能对于后来的大多数哲学著述家而言，包括许多自觉地反对康德学说的哲学家在内，伦理学成了一门以康德的术语来解说的学科”

⁶。为了证明道德的普遍性，把价值与事实作二分，只会导致道德的极端化和崩塌。普遍同一的道德原则只是一个好看的花瓶，在现实生活中的伦理涉及方方面面的话题，高高在上的理论上并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伦理是大众的、现实社会的、活生生的，而不是被理性裹挟的形而上学的伦理学。

面对我们时代的“危机”，德性伦理学随着规范伦理学的复兴而复兴。在对康德、边沁、密尔的批判中，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作为武器展现自身。

对于现代社会，尼采说“上帝已死”，诊断现代欧洲思想的虚无主义病症，尼采的哲学从而与虚无主义问题紧密相关。另一方面，尼采试图建立一种未来哲学，其《善恶的彼岸》一书的副标题，就是“未来哲学序曲”。而在晚期书稿比如《权力意志》中，未来哲学的说法亦被屡屡言及。那么，尼采的未来哲学又是怎样的呢？尼采的未来哲学，可谓尼采提出的一种哲学理想，所以，未来哲学的目的，可以说就在于克服虚无主义。要克服虚无主义，就得提供实质性的真理，尼采的未来哲学中有没有实质性真理呢？有，这就是权力意志和永恒复返，前者可称为事实性真理，后者可称为价值性真理。因此，从克服虚无主义的角度来说，永恒复返这一价值性真理，当更为重要，它是尼采未来哲学中的价值理想。

马克思·韦伯说现代社会是“诸神冲突”的时代，韦伯纵观西方社会的近现代史，认为这一理性化过程意味着价值领域同事实领域分离。虽然理性取代了宗教成为合法性和真理的来源，但现代哲人马上意识到，相比于上帝的无限，理性是有限的。西方现代哲学的发展，显示了理性从价值领域的逐步隐退。信仰、乃至道德成为私人的事情，每个人都可以选择心中的神和信仰神的方式，而在公共领域，任何人的神都不高于其他人的神也不得排斥其他的神，因为每一种价值都无法用理性证明自身高于其他的价值，比其他的价值更正确，最终似乎每一种价值都出自个人的偏爱。

现代性成功地降低了社会文化道德水准，但它所许诺的人的自由解放和美好生活则远远未曾达到。还在马克思·韦伯那里，就已经警告了现代性中的工具理性的霸权及其那些外在的建制，如市场、专门化的知识部门等对个人生活、人的自由和解放造成的腐蚀和危险。所以，韦伯诊断，现代社会的病症除了“意义的丧失”，还有“自由的丧失”。中国社会正处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西方思想界对现代性、对理性主义的反思，无疑对现代中国社会和未来有重要的价值。对哲学而言，就意味着“未来哲学”，对永远在路上的“永恒哲学”追求。

1 大卫·休谟，《人性论》，关文运、郑之骧译，商务印书馆，2016，页505。

2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页30。

3 马克思·舍勒，《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 ，倪梁康译，商务印书馆，2011，页248。

4 阿玛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王文玉译，商务印书馆，2019，页34。

5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2018，页13。

6 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伦理学简史》，龚群译，商务印书馆，2003，页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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