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电影《我，花样女王》中的美国文化缩影

陈杰 崔珣丽

摘要：体育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在社会中发挥其文化功能并影响社会。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媒体人以体育电影为载体向其他国家输出本国的文化，反映社会本质。本文拟以体育电影《我，花样女王》为例，从花样滑冰运动的物质条件﹑花滑运动制度和体育价值观三个方面来分析美国体育文化中一些隐性特征。

前言

首先，与文化的概念相似，体育文化的定义也没有统一的版本。被广泛接受的对体育文化的界定，可以归纳如下：它是指体育在社会发展过程当中形成的，被社会大众所普遍认同和接受的，具有体育本身特质的道德观念、意识形态、 价值标准、行为准则、规章制度及其物质条件所构成的集合（佟小玲，2013）。可见，体育文化具有文化和体育双重属性，它从属社会文化，也具有自己独特的特征。

花滑运动有艳丽外衣﹑优美舞蹈和竞技中的不可预测性，这使它成为冬季运动中最受人瞩目的项目之一，但美国的花滑运动有着它自身的残酷。《我，花样女王》（英文：I Tonya）这部电影，曾获得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是一部体育传记电影，以花样滑冰领域备受争议的运动员托尼亚运动生涯为基础改编。该部影片在讲述托尼亚不幸的运动生涯同时，也将美国花样滑冰运动的一些真相展于幕前。该片女主原型托尼亚是美国首位完成花样滑冰阿克谢尔三周半跳的运动员，但由于其来自社会底层，资源不足，其音乐和服装等竞赛中的非技术因素受到限制，因此在大赛中尽管她可以完成高难度动作，却屡屡遭受歧视和偏见。下面本文就从花样滑冰运动的物质条件﹑花滑运动制度和体育价值观三个方面来分析《我，花样女王》所体现的美国体育文化的一些鲜为人知的特征。

一．花滑运动的物质条件

根据Geet Hofstede的“洋葱皮理论”，文化的最外层是符号，核心部分是价值观。在体育文化中，训练器材﹑场馆﹑训练服及训练等因素属于表象的最外层文化，这些物质条件构成了开展运动的基础。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体育中，多数专业运动员源于兴趣而从事某项运动，运动员从训练到比赛基本都是个人对自己的物质条件负责。当今体育竞赛已经不再只是个人身体素质的较量，数字化训练﹑视频录像和笔记本电脑及传感器已成为越来越多的运动员的必备训练要素，高水平运动员更是拥有自己的教练团队和营养师等，这就意味着有些运动项目将贫困人口拒之门外，例如；高尔夫﹑马术和一级方程式等，花滑也是如此。《我，花样女王》向我们展示了这一不可忽视的问题。影片中，托尼亚的母亲数次离婚，身为餐厅服务员的她把所有财力放在女儿的滑冰训练上，尽管如此，往往还不能满足训练需要。按照惯例，每个练习花样滑冰的孩子，都要有一件皮草大衣。托尼亚的妈妈无法支付昂贵的皮草大衣，托尼亚的生父就带她去林子里打野兔，最后用几只野兔皮拼出一件皮草大衣，托尼亚穿着这件大衣在队友奇怪的眼神和窃窃议论中走向训练场，并对她们的行为做出粗鲁的动作以示反击。与来自富裕家庭的小女孩不同的不仅是身上的皮草大衣，还有一些训练行为。托尼亚的妈妈盯着她训练，即使托尼亚想去洗手间，妈妈都不容许，因为妈妈说：每一分钟都要付费，她必须每一分钟都要训练，最终导致年幼的托尼亚尿裤子。逐渐长大并获得一些重要奖项以后，物质条件一直不充盈的托尼亚情况也没有太大改变。由于缺少专门设计的表演服，配乐和编舞也不够专业，即使托尼亚做出了难度最高的动作，也没能站到最高的领奖台上。从物质条件来看，多数有如此遭遇的选手会放弃，但托尼亚一直坚持，因为她没有其他一技之长。物质条件的束缚在体育世界中客观存在，在某些体育活动中，个体拥有资源的多少体现了社会分层的现实。

二．美国花样滑冰“规则”

花样滑冰是一项训练周期长，投入大而运动生涯短暂的项目，想要成为专业运动员，代表国家参加世锦赛和奥运会，需要经年积累，赛场上良好的比赛心理必不可少。花滑比赛评分包括技术分和节目内容分，而节目内容分又有若干子项目，编舞和音乐表现都属于节目内容的打分子项目。在评分系统中，节目内容的评分主观性非常大，在竞争激烈的花滑比赛全国﹑世锦赛及奥运会比赛中，过硬的技术分加上过硬的节目内容分才能最终获胜。这对花样滑冰选手的舞蹈要求和音乐鉴赏提出很高要求，编舞和音乐也成为托尼亚比赛中经常被扣分的项目。《我，花样女王》的女主托尼亚曾在一次比赛现场当面质问评委：为什么她完成了那么高难度的动作，却没有拿到最高的分数？这位评委略有无奈却又有些轻视地回应是服装和乐曲有问题；托尼亚也曾拦住一位大赛评委的轿车，发出质疑：“（比赛）为什么不能只是和滑冰有关呢？” 这位评委的回答说：“（花滑比赛）从来都不是关系滑冰本身......你不是我们想要树立的形象。我们想要那种有完整美国家庭的形象的选手。”这种评判“体系”和裁判标准的扼制下，为了能够参加国际比赛，托尼亚竟然与家暴成性的前夫复婚，而这个决定让她日后深陷美国最大的体育丑闻。从此事我们也可以看出，悲剧的托尼亚虽然天赋禀异，但她对花样滑冰世界中的“外显和内隐的行为模式与价值观及其在人造器物中的体现”（KroeberA. L, & Kluckhhohn C.，1963）显然知之甚少。

在美国推崇独立﹑民主和女性主义的号角下，一位离异的女运动员即使具有国际大赛资格，但裁判团大概率不会给她机会，因为在裁判的标准中运动技能是一个量化的标准，而什么样的人代表美国国家形象出战国际大赛，还有另外一套标准，秘而不宣，难以察觉。花滑比赛中成文和隐性的规则，都是美国社会文化一隅，有利于对美国社会更加深入了解。体育领域里国籍歧视的讨论一直存在，它是指基于国籍而给予人的不平等待遇（2014，周青山）。而该部影片向我们展示了美国花滑运动对不同家庭出身以及离异运动员的歧视，“人生而平等”在现实中只是卑微的愿景。

三．体育价值观的反映

体育价值观是人们认识和评价体育和体育现象对自身或社会的重要性时所特有的内部标准；也有学者将其总结为：体育价值观是人们对体育价值的看法、观点和态度（2020，王子朴）。影片《我，花样女王》给我们一个管中窥豹的视角，让我们对美国体育文化中所体现的价值观有些许了解。

当年奥运赛前，托尼亚接到死亡威胁，武断的前夫及其好友判断是其竞争对手所为，鲁莽行事打伤对手的膝盖，托尼亚深受牵连，严重影响其心理、训练和比赛，最终在24岁的年纪被判不得再入花滑界。在体育世界里，显性和隐形﹑公平和不公平的竞争一直都在，威胁﹑恐吓和中伤对手的事件时有发生，有时好事的媒体也对事态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人们对待体育的态度与他们如何看待世界相互影响，社会道德和个人素养提升也会受到影响。影片中，在托尼亚殴打对手事件悬而未决之际，其母亲一反常态，温柔地用拥抱来“安慰”女儿，托尼亚却发现母亲带着窃听器而来，在金钱面前，母女之情都显得微不足道，美国社会“金钱至上”，不良媒体毫无底线的“刨根问底”方式，很多时候会左右大众和权力机关的观念和看法，影片对此颇有批评之意。

结语

本文通过《我，花样女王》中花样滑冰运动的物质条件﹑运动“规则”和体育价值观三个方面来分析美国体育文化中折射出来的美国文化特征。物质条件辅助了体育乃至社会的分层；体育“规则”并不完全属于体育本身，还有社会其他因素；亲情和价值观在资本推动的职业体育中面临巨大挑战。进入21世纪，以电影为媒介反映社会现实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电影人寻求改善社会的途径。

参考文献：

［1］KroeberA. L, & Kluckhhohn C.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M], New York, 1963:11.

［2］佟小玲． 我国体育文化发展路径刍议［J］． 体育文化导刊，2013，( 7) :5 －7．

［3］周青山。法律视野下若干体育规则的国籍歧视分析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4，5（38）：46-50．

［4］王子朴，马德浩，陈秉信. 内涵、领域和特征：体育价值观研究进展 ［J］．体育学研究，2020，34（1）：4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