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文化外宣文本与国外文化外宣文本对比研究

陈小丽

摘要：通阅资料发现，国内翻译专家鲜有针对荆楚文化及外宣翻译的相关研究，而外宣文本在荆楚文化对外传播中恰恰占据相当关键的地位。本文从语篇衔接与连贯性、文化与语篇结构、语篇修辞模式三个层面阐述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趋势的前提下，明晰了荆楚文化外宣文本英译的原则，并从语场、语旨、语式、话语、语篇和语类六个方面对湖北荆楚文化外宣文本英译和英语国家文化外宣文本进行对比分析。

关键词：荆楚文化；国外文化；外宣文本；篇章对比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趋势

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理论界的兴起并逐步上升到主导地位，一大批学者开始从各自不同的文化研究角度切入翻译研究。Holz-Manttari(1984)用“跨文化合作”来指翻译；Lefevere(1992)则把翻译看作是文化交融；Snell-Hornby明确指出，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活动”，并建议从事翻译理论研究的学者们抛弃他们的“唯科学主义”的态度，把文化而不是文本作为翻译单位，把文化纳入翻译理论研究中来。德国功能学派的学者们则是从文本的功能和类型出发,提出了更加实用的翻译原则。通过对国内篇章对比分析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笔者发现目前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衔接现象、文化与语篇结构和语篇修辞模式三个方面。

（一）语篇衔接与连贯性分析

郑素（2018）在《浅谈英汉翻译中的篇章衔接手段》一文中以Francis Bacon的Of Study及王佐良的汉译本为例,进行英汉对比分析其衔接手段，研究了篇章衔接在英汉语际转换中的内在规律；张欢（2017）分析了语篇衔接手段的指称衔接手段,对比了生活的实际对话或者某段文本的对话描述的英汉差异；李英垣（2013）以篇章为视阈来审视与研究文学翻译，探讨文学翻译的篇章连贯重构模式。

（二）文化与语篇结构

杨敏、纪爱梅（2003）以齐鲁旅游篇章 (QTT)的英译文本和英美两国的旅游篇章 (BTT/ATT)随机采样为主要样本 ,对比分析了英汉旅游篇章在语势及篇章结构和句式形态、场、元信息等方面的差异；黄晓玲、李白清、周元辉（2005）从中西方思维模式及其表现形式—语言入手,对比分析了中西方在重推理与重直觉;辩证思维与形式逻辑;归纳式思维与演绎式思维等方面的差异，为英汉篇章跨文化对比分析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佐证；叶文文（2009）以中美两国企业各25篇英文简介建立语料库,运用"三维"语境理论,从规约性交际、语用行为和符号互动三个层次进行篇章对比分析,以分析这两种篇章在从语旨、合作原则、体裁制约、话语制约和语篇制约等五个语境因素上所存在的差异。

（三）语篇修辞模式

周珞（2001）以Kaplan提出的对比修辞学为理论主框架，从宏观语义结构及文化背景的角度，对比分析了英汉篇章结构方式；穆从军（2016）运用修辞结构理论考察了英汉论文摘要的修辞关系分布特点,揭示了摘要的语篇构建方式；时媚媚（2015）从篇章修辞学的角度入手，从篇章类型、篇章单位及其语体特点三方面深入分析和研究《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及其英译策略。

二、荆楚文化与国外文化外宣文本对比分析

探讨湖北荆楚文化外宣英译篇章的定义,然后对所收集的篇章样本进行了分类,最后主要以Hatim的语境理论从规约性交际、语用行为和符号互动三个层次,从语场、语旨、语式、话语、语篇和语类六个方面对湖北荆楚文化外宣文本英译和英语国家文化外宣文本进行对比分析。

（一）荆楚文化外宣文本英译原则

外宣文本作为“一带一路”战略下，荆楚文化输出与传播的重要抓手，以达成跨语言、跨文化、信息化传播。荆楚文化外宣文本英译应当关注外国历史文化、国外受众的信念和意识形态差异的前提下，遵循规范性、事实性、异化与归化、语篇为中心、增进理解等原则，以更大程度上符合受众期望、推进荆楚文化对外传播，详见表1。

表1荆楚文化外宣文本英译原则表

原则	体现/概述	示例
规范性	语言层面规范：词汇、语法层面之准确率
	规约性：选择标准性词汇
事实性	名副其实、不能“望文生义”	古琴台正译为“Gu Qingtai+文化背景阐述”，而非“AncientString Terrance”
异化+归化	归化原则	遵从国际惯例的公示语英文，譬如“文明出游”可译为“Civilized travel”
	异化原则+注释	景区景点、历史典故等，譬如亡羊补牢可译为“Betterlatethannever”
语篇为中心	建立明确的语篇意识	“丧葬礼仪”不可直译为“funeral rite”，而应当考量西方受众惯用语“white”
	忠实于原文意义	拒绝词不达意、拒绝言过其实、拒绝主观臆测，譬如“画蛇添足”可译为“gildthe lily”，而非paint a snake with feet -- superfluous
	把握原文作者意向传递的
	确保译文通顺	“兵家必争之地”若译为“A battleground for strategists”则模棱两可
增进理解	扩大交流、减少对峙	“越王剑”不应译为“Yue king sword”而是“Sword of Goujian”
	尊重国外受众兴趣点和接受方式

（二）荆楚文化与国外文化外宣文本篇章对比

1.语篇分析

“互联网+”时代荆楚文化外宣文本，可借由文字、图片、声音和视频多元化形式对外宣传，应当以外向性、交互性为主特质。荆楚文化与国外文化外宣文本语篇翻译，可被细分为语言符号和语篇信息翻译两大层级。国外文化外宣文本更为关注特定语境中的交际功能和超乎句子语法的范畴，而荆楚文化相对欠缺。其一，国外文化外宣文本的用词更为灵活。国外文化外宣文本以现在时态为主、完成时为辅、过去式偶尔用之，而荆楚文化外宣文本因涉及诸多历史典故和过去重大事件，在英译时难免偏重完成时和过去时，使得宣传受众理解受阻。譬如，“熊艾继为楚君”译为“Xiong AI has succeeded Chu Jun”，极易让受众产生时间条线上的混乱与误解。其二，带有明显时代印记的词汇或语句翻译对比。为避免因“文化空缺”造成的误解与一知半解，亦有助于保留民族特色，国外文化外宣文本对于时代性词汇或事件通常加大篇幅解释其来龙去脉。譬如“国号汉”若直译为“Guohao Han”，则外国受众依然无法理解“国号”的内在含义与历史价值，应当学习国外文化外宣尽可能借由注释加深理解的手法，译为“The title of the country was Han”。其三，荆楚文化外宣文本中第一、第二人称代词占比过低。国外文化外宣文本注重个人代入感，而荆楚文化作为流传千年的地域性文化，往往借由第三人称、具体纪年、人名、职务或“it/its”等作为主语展开译文，相较而言不符合国外友人的语言习惯与认知范畴。譬如，屈原“自沉于汨罗江”译为“it sank into the Miluo River”，“it”的指代范围过于宽泛且不易被认知。

2.语场分析

一般而言，荆楚文化与国外文化外宣文本的语场指的是语言环境、文本中人物的社会活动与发生内容以及特定主题下的翻译内容。楚国自周初分封至民国末期，因地理环境、经济社会之差异化而形成四大历史阶段，从而荆楚文化形成了开放性与兼容性、自强性与进取性、浪漫性与原真性、开放性与多元性等文化特点。荆楚文化的外宣文本应当注重历史环境、历史时期、人物个性、事件内涵等因素，促进地域文化的传播与发扬。语场是语境的核心组成部分，国外文化外宣文本格外注重明确的话题指向性和受众指向性，而荆楚文化的外宣文本对于语场的把控力稍显逊色。譬如，湖北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节点之一，武汉更是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对于“一带一路”的翻译应突出“Belt”和“Road”，将其译为“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再如“辞令”作为楚襄王时期用于社会交际或外交场合中的专用说话方式，彰显楚国文化底蕴与政治风格，不应直译为“Rhetoric”，而是应译为“Diplomatic language”或“language appropriate to the social occasion”。另有，值得关注的是，荆楚文化外宣文本应侧重多重语义和丰富内涵的表述。譬如，借由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酒器（Bronze Drinking Vessels in Chu Dynasty）还原古代楚人制酒、喝酒、存酒的全过程。

3.语旨分析

外宣文本所涉人物众多、背景复杂，而语旨恰恰关注的是言语事件的参与者及其基本属性、各人物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发挥的作用。荆楚文化与国外文化外宣文本中的语旨所涉一般为地位和一致性两大层面，前者更为关注人物间垂直方向上距离的平等性，后者偏重交际双方的社会距离。国外文化外宣文本通常在进入正题前，先对文本中所涉历史时期、人物关系等展开大致阐述，并在正文中亦时刻关注，荆楚文化外宣文本也应当如此。譬如，荆楚文化奠定于春秋战国时期，出使别国的使臣是历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楚臣郑申为促使齐魏二国伐韩，而在出使韩国时将两城赠与韩太子，引得两国不满从而“韩轻则楚重”。“韩轻则楚重”若直译为“Han Qing is Chu Zhong”则贻笑大方，而是应当依据楚、韩、齐、魏四国关系，韩太子与楚国关系的前提下，将其译为“Han strength is greatly reduced, while Chu is valued”。国外文化外宣文本颇为注重熟悉度和亲密度的把控，借由词句释义的轻微差别表达更深层次的含义，或是借由人称代词“we”来弱化地位差异。荆楚文化外宣文本貌似并未“咬文嚼字”式的，细细品味译文所传达信息的亲密度上的差异性与歧义性。譬如，楚国商业贸易发达，文献中常以“舟车辐辏”指代货车、货船聚集于此，往来频繁，现今译文多为“Many arriages and boats converged here”，并未彰显贸易繁荣的景象，而译为“ike spokes on the wheel”直白且形象。楚国经济文化繁荣，已被发掘的大大小小的楚国遗址和楚墓已有上千座，地下的不知其数。“不知其数”若被译为“don't know the number”，不曾表达尚未被发掘之意，若译为“There is more to be found”则一目了然。

4.语式分析

外宣文本的语式可被理解为语言的表达方式、渠道或媒介，在对外宣扬荆楚文化基本内容的前提下，亦应当具备一定程度的口语特征。在信息化社会中，荆楚文化的外宣和传播也可借助数字技术和信息化媒介，拓展荆楚文化的内涵。其一，简明的文体结构。国外文化外宣文本的标题及首段往往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反观荆楚文化外宣文本偏好于按部就班、层层递进。譬如，希腊文化的外宣文本中开篇便点明公元前5、6世纪希波战争后，产生光辉灿烂的希腊文化，在文学、戏剧、雕塑、建筑、哲学等诸多方面造诣颇深（After the Greek Persian war in the 5th and 6th centuries BC, a splendid Greek culture emerged, with deep attainments in literature, drama, sculpture, architecture, philosophy and many other aspects）。另有，国外文化外宣文本通常将主体部分用小标题展开逻辑铺排与内容梳理，荆楚文化外宣文本则常洋洋洒洒一大篇，重点与逻辑突出程度有待提升。譬如，罗马文化外宣文本中借由著名人物、文化艺术、法典、建筑艺术、基本制度、宗教、文艺复兴、罗马精神等层级，以标题、副标题形式将文化重点罗列，再加以详细阐述与宣扬。其二，变换句法结构。国外文化外宣文本善于将陈述性长句与疑问句语句交替使用，使文本兼备语言美感之起伏跌宕与传达内容之节奏感。荆楚文化外宣文本更多的是运用陈述句，且句式偏向长难句或排比句/短语。譬如，“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译为“Write Chu language, sing Chu musical composition , commemorate Chu land and nominate Chu objects（Chu--a powerful state that existed 740-223 B.C.）”。其三，使用隐喻修辞手段。荆楚文化与国外文化中常有不可言传只可意会的抽象概念，外宣文本中便将其转换为熟知的事物表达，以提升受众领会与贯通外宣语篇。譬如，建筑隐喻“楚国经济水平是文化繁荣的基石”译为“The economic level of Chu is the cornerstone of cultural prosperity”。

5.语类分析

语类翻译多运用于荆楚文化外宣文本中关于传统节庆和民间风俗的英译中，被视为以目的为导向的交际行为，以促进文化转向和文化效果，格外需关注的是节庆传说（通俗性的口头文学形式）和节庆说明的区分。其一，节庆传说语类翻译分析。荆楚文化与国外文化外宣文本中节庆传说的用词相对通俗，即使用简单句型和常用词汇，并需在一定的现实基础上加以场景虚构描绘，以助于受众明晰节庆内涵和信仰价值观。譬如，荆楚地区民众普遍敬仰神灵，外宣文本便借由“烧香、跪拜、还愿”（“Burn incense,worship on bended knees and fulfill a vow”）等构筑信仰表达语境，借由“修庙和塑菩萨”（“Build temples and sculpt Bodhisattvas”）明晰信仰表达方式。其二，节庆说明语类翻译分析。荆楚文化与国外文化中的节庆说明虽为书面语，但语言形式简单明了、口语风格较为显著，具有现场性语言特质。譬如，湖北地区客家人中秋节“扛菜篮神”仪式的翻译，将参与者的语言和行为、仪式步骤等淋漓尽致展露。其中，“扛菜篮神”译为“Bearing the basket spirit”，“河唇河喙企呆呆”译为“not wander by the riverside”。再如，正元节必不可少的“龙灯”和“马灯”，可直译为“the dragon lanterns”和“the horselanterns”。

6.话语分析

外宣文本“话语”强调译者发挥主体性，语言和文化的交际传递，使得传统文化赢得国际话语。英语国家文化外宣文本具备较强的逻辑性，而荆楚文化外宣文本中饱含文化特色、一词多“译”、逻辑关系隐化、俗语多次引用、表达冗杂繁琐等特质，且相较于国外文化外宣文本，拥有增译、意译、归化等多重翻译策略与方法，以获得受众的情感认知。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在进行外宣文本的编纂时，具备天然的“话语”优势，而荆楚文化外宣文本则需将地域特色话语与受众语言文化相结合。譬如，国际文化市场蛋糕的翻译，“蛋糕”直译为“cake”，但无法直击西方受众内心与感知，若用“pie”则畅行无阻。再如，蕴含“天下大同”理念的荆楚文化，寓意为天下子民安居乐业，一派祥和的意境，遂将其译为“peace under heaven”，在更大程度上促使外国受众增进对荆楚文化的认知。

三、结论

荆楚文化翻译及其外宣文本，是湖北荆楚文化对外传播和交流的重要途径。本文以规范性、事实性、异化与归化、语篇为中心、增进理解等为原则，从语场、语旨、语式、话语、语篇和语类六大层面，将对比分析理论与荆楚文化外宣文本的汉译英结合，探讨如何解决荆楚文化外宣英译存在的问题；将篇章对比分析用于文化翻译研究，探讨应采取何种翻译策略去处理文化的差异，以探讨湖北荆楚文化的跨文化翻译的有效途径,为荆楚文化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参考。

参考文献：

[1]冯军.论外宣翻译中语义与风格的趋同及筛选机制[D].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2010.

[2]胡壮麟.语篇的衔接与连贯[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4.

[3]黄国文.语篇分析的理论与实践——广告语篇研究[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4]穆从军.修辞结构理论视角下英汉学术论文摘要的修辞关系对比研究[J]. 现代外语, 2016 (1) :97-107

[5]黄晓玲,李白清,周元辉.中西思维模式差异与英汉旅游篇章分析[J].中国科技信息, 2005 (20) :138-139

[6]高凤平.文化翻译观与语际翻译中的文化因素问题[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05, 13 (2) :81-83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指导性项目（19G128）

作者简介：陈小丽，女，讲师，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教学、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