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山籍留法勤工俭学群体的杰出贡献及当代传承探析

任颖辉 曾静 何方政 周丹 唐定雄

【摘要】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营山籍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在留法勤工俭学组织者的宣传倡导下，抱着学习新思想、改造中国社会的目的，赴法勤工俭学，在工读实践中形成了一个初步掌握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留法勤工俭学群体，在营山热土上积极播撒红色火种并积极汇入国内革命大浪潮，为中国革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营山籍留法勤工俭学群体；杰出贡献；当代传承

【正文】

一、营山籍留法勤工俭学群体积极踊跃的行为逻辑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由著名教育家蔡元培与吴玉章、李石曾、吴稚晖等共同倡导起来的。1912年初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鼎力支持，由李石曾、吴玉章、吴稚晖等发起成立了“留法俭学会”，坚持“改良社会，首重教育”的宗旨，为促进经济发展而培养科学和实业人才。因为华工教育取得良好效果，1915年，“为输世界文明于国内”，李石曾与蔡元培等在法国巴黎成立“勤工俭学会”，其宗旨为“勤于做工，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1916年6月蔡元培组织成立“华法教育会”，成为民间经理旅法华人文化教育事业的总机构。1917年，华法教育会在北京、保定等地开设留法预备学校。

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国内军阀混战连年，北洋政府腐败无能，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由此激发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促进了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在全国爱国热情影响下，上海、四川、湖南、广东、福建等省份相继成立共20所预备学校，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逐渐形成高潮。近两千名留法勤工俭学生来自全国18个省份，从1919年3月到1921年1月，分21批陆续抵达法国。除多数是中学生外还有师范生、大专生、留日生、教师、工人、商人、店员、医生、记者、华侨，以及在政界任职者和退伍军人等。他们带着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技救国的良好愿望前往法国，努力寻求改造中国的途径和方法。在全国的留法勤工俭学生中，在巴黎华法教育会登记的四川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共有463人，占当时全国留法学生1800余人的近三分之一。[1]

当时的四川，由于军阀割据，战争不息，生灵涂炭，“天府之国”变成田园荒芜、饿殍遍野的地方。四川广大青年目睹这种惨痛局面，义愤填膺，纷纷为拯救乡里、解除人民痛苦而寻找出路。四川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在吴玉章的倡导和奔走呼号下，迅速得到青年学生的强烈反响。在成都、重庆两地开办的留法预备学校，1918年3月至1919年秋共招收3期五百多名学生，进行为期一年半的学习和培训。

营山县11位进步青年知识分子杨伯恺、石琼、柏载鹍、何以端、郭达垓、何嘉谟、杨长茂、郑奠欧、黄知风、莫若德、李茂荣积极响应留法勤工俭学号召，经上海乘船出国留学。在欧洲求学期间，他们一面学习，一面做工，投身社会实践，接受马列主义，积极参加赵世炎、周恩来等领导的革命活动，其中有9人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8人转为共产党员，离开法国回国后，积极投身轰轰烈烈的国内革命运动。

（一）“动力源泉”——卓励敢死的世风民性

营山历史悠久，秦隶巴郡，汉属宕渠，唐置朗池，宋改营山，建县1400余年，营山人民勤劳勇敢，具有顽强的革命斗争精神。

1.巴人和賨人“前歌后舞”，助力周武、秦汉统一的正义之战

营山人的祖先巴人和賨人勇猛彪悍，能歌善舞，不甘商朝的压迫，于公元前11世纪参与周武王伐纣，“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歌后舞”的旺盛斗志激发了4万5千人的武王军队英勇作战，迫使70万纣王军队阵前倒戈，以少胜多，从而打败商纣王建立了西周。

2.李特、李雄率巴氐人起义，创立成汉政权

据《舆地纪胜》记载，李特少时曾在太蓬山读书，今留有“天子读书台”遗迹。李特性格雄武沉毅，与兄弟李庠、李流率流民徙居巴蜀。301年因益州刺史罗尚的压迫起义，303年战败牺牲，其子李雄继续战斗，称帝建立大成政权，追谥李特为景皇帝，庙号始祖，大成后改汉，史称成汉。

3.鄢（本恕）蓝（廷瑞）率盐工起义，震动明廷

鄢本恕、蓝廷瑞出生于黄渡镇蓝五山（今黄渡镇兰武村兰武山），是明朝正德年间农民起义领袖，正德3年（1508）在大宁盐场（今巫溪县）率千余煮盐的灶夫起义，后聚众10余万人，号称“平民天子”，震撼川、陕、楚等多地，所向多克。明崇祯十五年（1643），姚天动、黄龙义军进入县境，持续5年，与清军战斗近百次。以后，白莲教义军、云南农民义军也在县境与官军多次作战。咸丰十一年（1861）县人王礼谟率5万乡民围城抗捐。农民的反抗虽多次失败，但营山人民并没有屈服，继续用多种形式同统治阶级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营山历史上的这些人物和故事，反映出营山人卓励敢死的世风民性，也是向往幸福、敢于牺牲的奋斗精神。[2]

（二）“精神支柱”——浓郁炙热的爱国情怀

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价值取向，以政治伦理作为人生的第一要义，是儒家传统思想的重要特征，有忧国忧民传统的四川文化也不例外。纵观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百余年历程，“救亡图存”、“走近代化道路”成为中华民族的时代主题，爱国热忱集中体现为“心忧天下“的社会责任意识。这在近代营山人的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辛亥革命后，四川出现军阀混战的局面，营山作为渠江和嘉陵江之间的通道，境内多系低山和丘陵，地势连绵起伏，更是军阀们的必争之地，连年战祸给营山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1915年3月，渠县巨匪陈兆祥在营山老林场骚扰抢劫，烧街房60余家，杀乡民30余人。骆市被劫，人民逃匿，露宿者500余人。当时，川北两个势力最强、最大的巨匪头目赖桂三、郑绰然盘踞营山小桥、双河，大肆抢劫，猖獗之极。庸懦的营山官府装聋作哑，不闻不问。1915年秋，北洋军旅长、四川清乡督办冯玉祥率部队由仪陇抵营清乡，将赖桂山、郑绰然陈兆祥捕杀，并在营山驻防3、4个月，使匪患渐息。1923年8月，陕军路过营山，大肆抢劫，民无遗物。有民谣云"贼如梳，匪如篦，军队过路如剃头刀剃”，真乃兵匪危害百姓之真实写照。政治上的残酷统治，经济上的横征暴敛，军阀混战带来的动荡和破坏，使四川成为当时中国社会最黑暗、最混乱、封建压迫和剥削最严重的省份之一，这种全国罕见的长期兵燹，不但使川境经济凋蔽、生灵涂炭，也使得教育残破，学子离散。而那些战乱中尚存的学校，多数也弥漫着封建守旧的空气。因此，吴玉章对四川学生演讲时，曾痛切地喊出：“国内无良学校，可痛!国内无干净土，尤可痛!”“与其死于沟壑，毋宁往法作极苦之工”。这些话反映了当时不少四川青年的心声。

（三）“前进坐标”——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

对留法勤工俭学起过促进作用的“工读”思想，在川籍青年中广为流行。所谓“工读主义”，是五四时期在“劳工神圣”的呼声中发端于知识青年的一种流行思潮。当时青年们为挣脱封建家庭的桎梏，为和传统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旧观念决裂，多以“工读”为存身进取之道。甚至有不少人主张按自愿原则组织“工读互助团”，过半工半读的集体生活，“人人工作，人人读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幻想以此作为“新社会的胎儿”，进行“和平的经济革命”[3]。例如，柏载鹍与赵世炎、何长工创办的《工读》刊物，何嘉谟与杨长茂在成都组织的“劳人会”（又名劳人团），这些都是具有五四时代特点的中国式的空想社会主义，自然绝难实现。但是，这种思潮在客观上却鼓励了青年不缠绵于桑梓故土，而勇于向外省外国的新天地开拓探索的热情和勇气。

营山的“书香文化”有其深厚的文脉根基和自身发展的过程，今营山县城所在地一带，在唐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置朗池县之前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以司马相如命名的相如县的一部分。司马相如生于蓬安，是西汉时期深受汉武帝赏识的词赋家，历史上称为“赋圣”。他写的词赋，不仅对汉代词赋创作产生过重要影响，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有重要地位。作为生长在相如县的人民自然会受其人文精神的熏陶感染，潜移默化。唐朝中期四代忠良、太子太师、刑部尚书、中国著名书法家颜真卿，因反对宦官李辅国专权被贬为蓬州长史（蓬州州治原在营山安固，后迁蓬安蓬池坝，营山为其属地），任职四年。任期内，他“仁以抚民，宽以御众，恤其灾患，救其饥寒”，人多仰之。去职后，为纪念他，县人在正西街建颜鲁公祠，时岁祭祀。元大宁州判官袁岱在《重建颜鲁公祠》的碑记中说“太师之灵实安于营山也”。颜真卿在其人品、文品、书品中蕴涵的灵气，如时雨润物，深潜于人们灵魂深处，成为一种无形的感召力。

营山少商多儒、家诗户书的传统，导致历代官员以重数兴学为职守，社会以尊师助学为风尚，邑人以耕读传家为根本，文风厚重，科第联捷。宋明清三代中进士57人、举人190余人，明清两代有贡生380多人，有“科第仕宦甲于蜀都”“文冠八属”（清代顺庆府辖营山等2州6县，故为八属）之誉。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的增长，设置于孔庙中的学宫已不能满足人们的学习需求，作为私人或官府所设聚徒讲授、研究学问场所的书院也就应运而生。营山的旧日书院，明清以来官办有西林书院和云凤书院两所，民办的有翠屏书院、近仙书院、怀德书院、朗池书院、云龙书院等5所。在以“耕读为本”的农耕社会，普通百姓都懂得“有田不耕仓廪虚，有书不读子孙愚”的道理，常以穷不丢书，富不丢猪”的古话教训子孙，传统的浓厚文风和重教重学思想深入人心，世代绵延。这些深层次人文精神的引领和感召，激励世世代代的营山人勤学上进，用奋斗和知识来改变个人和家庭的命运。

（四）“物质基础”——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

当时四川地方当局和要人名流对留法勤工俭学多抱支持态度。例如1919年春，当成都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第一届毕业生结业前夕，由南方军政府任命的四川督军熊克武、省长杨庶堪即指示：“凡经毕业考试名列前30名者，由政府给每人旅费津贴400元，以资鼓励”，而北京政府委任的四川省长张澜先生其时正在北京，也应吴玉章等人请求，同教育总长联名商请交通部支拨所存川汉铁路股款利息，藉以资助四川赴法学生每人200余人的旅费，但是后来由于时事变化，这笔来自国内政府的资助也被切断。对在京暂时未能去法的学生，张澜先生又与蔡元培等磋商，许其在北大旁听。他还为生活困难者蒲照魂等代募经费，助其在北大附近开“食劳轩”饭馆以工助学。并亲为川生李霦、杨椷赴法写介绍信，力为保荐。1920年4月，当吴玉章等会同法国驻蓉总领事白达发起四川华法教育分会时，熊克武、杨庶堪、但懋辛、刘成勋、吕超、刘湘等军政要人都是“名誉赞助员”。重庆商会会长汪云松，亦曾为聂荣臻等10余位江津学生代办出国护照。四川军绅名流支持留法勤工俭学的原因复杂，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赞助”毕竟比漠视和反对好，毕竟有利于四川学子到法国勤工俭学。此外，留法勤工俭学也离不开学生各自家庭的大力支持，例如，1919年杨伯恺为了筹足出国经费，家里典当田土12挑，还把养蚕的一部分收入加上筹到的钱通过县教育局邮去法国，又在本族清明会上找族长杨焕堂给银子一锭，相当于十几个大洋。

二、营山籍留法勤工俭学群体的杰出贡献

（一）营山籍留法勤工俭学群体在彼岸求取真知

1.工读结合与社会活动

到达法国后，由于学费、生活费高昂，留法勤工俭学生们所带的钱物有限，不少人只好边上学边找工做。由于欧洲战争刚停，法国经济衰退，工作岗位难找，他们好不容易找到工作而又很快被解雇，常常变换做工地址，挣得的工资难以糊口。到了1920年下半年，法国经济更不景气，大量工厂倒闭，工人失业者颇多。先到法国的很多勤工俭学生已经无工可做，陷于饥困，而国内还有大批学生陆续前来，很多人感到前途渺茫。没有工作的勤工俭学生的维持费成了很大的问题，部分勤工俭学生每天只能得到五法郎的维持费（救济金），经济上的困难使勤工俭学生过着朝不保夕的穷困生活，甚至有的同学只得住到各城市的贫民窟里。

1919年5月，杨伯恺抵法国马赛，进入里昂大学就读。杨伯恺在法国努力求学，并同李富春、赵世炎、聂荣臻、石琼等进入制造火车头的史乃德工厂做工。在旅欧党组织的领导下，他先后参加了反饥饿争生存、反对北洋政府向法国借款买军火镇压国内革命和争取里昂中法大学读书权的斗争。

石琼抵法国马赛后就读里昂大学。他和赵世炎、杨伯恺等22人联名给巴黎有关当局写信，要求切实解决学生做工和生活的困难。赵世炎、蔡和森、王若飞为此组织学生向中国驻法国使馆请愿。石琼踊跃参加了“争生存权、争读书权、反对北洋政府购买军火镇压国内人民”的斗争。

柏载鹍于1919年6月进入里昂大学学习电力专业。他一面求学，一面做工。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潜心学习《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革命书刊，努力从事社会实践。

郭达垓于1920年进入法国里昂大学就读，他研读马列，投身实践。法国在一战后经济极不稳定，失业率极高，他打工常被厂家冷落，和大多数留学生一样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

郑奠欧于1919年进入巴黎赛克鲁铁工厂做工，他积极参加旅欧党组织领导的斗争。1922年去比利时沙洛瓦工业大学电机专业学习，他在法国、比利时与勤工俭学生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保持亲密无间的关系。

黄知风于1921年进入亚尔萨斯高等工业学校学习电机专业，积极参加旅欧党组织领导的革命活动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学业成绩优秀，能阅读英语、法语书刊，同聂荣臻交往甚深。1925年3月黄知风在巴黎同周恩来、李富春等参加了悼念孙中山的活动。

莫若德就读于里昂大学。在法国留学期间积极参加校内外的社会活动，生活困难使他吃尽苦头。1921年6月8日，参加了赵世炎、周恩来领导的反对国内北洋军阀以全国印花税和验契税作抵押、以滇渝铁路筑路权作交换，向法国秘密借款5亿法郎购买军火镇压国内革命的斗争。同年9月加入了巴黎“勤工俭学学生联合会”，参加了有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组成的“先发队”进军里昂。中国驻法国公使对此极为恼怒，勾结法国军警镇压这次斗争，莫若德和陈毅、蔡和森等104位留法学生被强行带上船，押回中国。

李茂荣于1921年1月下旬抵巴黎后进入克鲁邹工业专科学校学习。在法国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他憎恨社会时弊，同情受饥饿的法国工人和中国华工。

2.坚定信念与党团建设

1921年春，旅法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周恩来、赵世炎、张申府、陈公培、刘清扬等成为发起者和创建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8个发起组织之一。1922年6月在巴黎建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同年十月改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2年底旅法、德的中共党员统一组成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第二年春，在比利时发展了刘伯坚、聂荣臻等加入党组织。周恩来、邓小平等创办进步刊物《少年》《赤光》，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2年杨伯恺、石琼、柏载鹍、杨长茂（杨如松）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4年转为共产党员。杨伯恺积极学习马列主义，热心研究哲学，研究十月革命成功经验。石琼时刻关心国内革命，给营山亲属和同学寄回《赤光》刊物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照片多张。李茂荣在法国加入旅欧共青团，郭达垓、何嘉谟、黄知风在法国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何嘉谟和杨长茂所在的“劳人会”的全体成员在法以克鲁梭为中心继续开展活动，与当时在法国的“勤工俭学互助社”“工学世界社”“劳动学会”等团体组织勤工俭学生开展活动，由于组织严密在中国学生中有较大的影响力，直到1921年春与其他组织联合后才终止活动。“劳人会”的成员中除刘仁信外均先后在法国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共党员。

1924年7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旅欧共青团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石琼、黄知风、杨长茂三人与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李富春等共同出席会议并合影留念。1923年至1928年，中共旅欧支部多次派遣留欧学生赴苏联学习。1924年9月，石琼、郭达垓与聂荣臻、穆青、傅烈、冉均等20余人来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1925年6月柏载鹍与林蔚、李大章等28人也出发去苏联学习。

何以端于1920年11月赴法国，1923年6月加入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时经旅欧中共支部同意加入国民党。先后担任旅欧共青团支部书记、巴黎布罗尼旅欧中共支部书记、旅欧旅法华侨抗日救国会负责人。1928年经共产国际指示，他加入法国共产党（保持中共党员身份）担任中国语言组书记。1931年在法国巴黎组织东方民族反帝同盟，从事中法两国工人运动，组织工人争工作、争温饱。“九一八”事件发生后，何以端组织中国工人参加抗日救国活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使法国人民了解中国人民抗日斗争，在法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中华人民之友社”，何以端任副书记，定期出版中国杂志，宣传中共中央抗日主张。1938年创办《祖国抗日情报》宣传中国人民抗击日寇的英勇斗争事迹，得到欧洲人民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为中国八路军和支持西班牙共和军的“国际纵队”募集到了巨额款项。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何以端因身份公开无法在法国继续开展革命活动，经党组织安排于10月回到重庆。

（二）营山籍留法勤工俭学群体在营山热土播撒红色火种

1925年黄知风受杨闇公、冉钧指派回到营山，在县城、骆市、双河演讲，宣传欧洲工业的发达，宣传反帝反军阀，宣传俄国十月革命，与县内知识界、进步人士交往甚密，积极进行中共党组织的筹建活动。由于有人以他鼓噪民众反对政府军队为由向营山驻军告密，为躲避通缉，黄知风转移到顺庆，营山县党组织未能建立。

1925年底，杨伯恺回营山发动农民运动，以骆市、小蓬等地为重点，建立农民协会，培养党的工作骨干。杨伯恺与柏载鹍等在骆市筹建中共营山支部，培养党员对象，物色有觉悟的农民杨绍怀、杨思富和进步知识青年杨汉英等，并将他们发展为共产党员。1925年冬，杨伯恺就营山的建党工作、群众工作，写了两个报告寄往上海向党中央呈报。1926年2月，中共营山支部建立，郭经阶任支部书记，营山党支部是四川早期建立的党支部之一。

杨伯恺等选拔30多名青年进步学生和农民运动骨干到重庆中法大学学习，组织上后来又把郭达垓及陈同生、郭经阶、唐尚仁、杨彦超、李用一、杨汉英等营山籍学生派回营山，发动群众，做农民运动组织工作。他们与本地农运骨干杨光普、杨绍怀一道，通过办农民夜校、平民学校宣传革命道理，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反对恶霸地主，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军阀割据，反对苛捐杂税，受到农民的衷心拥护，形成了革命洪流。经过广泛的组织发动，1926年底全县建立了区农会22个，乡农会64个，入农协会员达8000多人。1926年9月英国军舰无端炮轰万县，万县同胞死伤5000多人，房屋烧毁数千间。营山人民获此消息极为愤慨，党支部立即领导农协会组织5000多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集会，到营山县城和沿途乡镇召开声援万县人民的示威游行活动，声讨英帝国主义的暴行，支持万县人民讨回血债，要求英国赔偿损失，强烈要求将英国舰船逐出长江，展现了营山人民同仇敌忾的强大力量。

1926年12月，由杨闇公、朱德、刘伯承在四川发动的顺(庆)泸(州)起义在顺庆打响，起义军派人来营山联系要求支援。营山党支部立即行动，赶制红旗，准备刀矛，立即派出农运骨干赴顺庆支援起义。但因两地相隔太远，指挥通讯失联，起义最终失败。

1927年营山农民运动因重庆“三三一”惨案后处于低潮，5月担任四川省委常委的柏载鹍在视察川东北时回到营山，组织地下党员和农民骨干学习四川省委工作大纲，宣传全省工农运动发展形势，使营山农民运动又活跃起来。

营山农民运动组织有力，声势浩大，被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赞称为四川农民运动之冠。

（三）营山籍留法勤工俭学群体积极汇入国内革命大浪潮

除莫若德于1921年较早被迫遣返回国外，大多数营山籍留法勤工俭学生在1925年之后回到祖国。此时的中国正处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工农运动风起云涌，回国后的营山学子立即投入国内的革命斗争，在不同的阵地上勇立潮头。

杨伯恺于1925年春完成里昂大学学业回到上海。当时正值五卅运动爆发，在上海党组织领导下，他深入工厂、学校，同工人、学生走上街头参加示威游行，向群众发表反帝爱国的演说。在党中央办的《热血日报》上发表文章，揭露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的血腥罪行。1925年秋经党中央派回四川重庆，与杨闇公等筹建中共四川省委。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四川省委前身）成立，杨伯恺担任学运书记。与吴玉章等筹办中法大学，为党培养干部，吴玉章任校长，杨伯恺担任教务主任，吴玉章因党的工作经常不在重庆，中法大学实际由杨伯恺主持工作。他担任中共重庆党组织的领导工作，任务极为繁重，经常到四川各地开展工作。

杨长茂于1925年春离法回国抵达重庆，在中共重庆地委工作，任中法大学担任训育主任并担任讲课任务。同年冬被选为国民党“左”派重庆执行委员会委员，为重庆地委和中法大学的工作日夜操劳，多次出席党组织会议，研究全省工农运动。

柏载鹍于1925年回到上海，同工农、学生一道参加示威游行，反动帝国主义制造的“五卅”惨案。秋末回到重庆，受到中共重庆地委领导人杨闇公、冉钧的欢迎，在重庆地委工作。不久回到老家营山，在各地发表反帝反军阀的演说，同杨伯恺一起领导营山农民运动。1927年柏载鹍到上海党中央秘书处工作，次年5月奉命回川，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领导四川工农运动。一次只身去巴县开展工作，被两个特务跟踪，他机警地钻进一古庙，藏身于稻草堆才得以脱险。7月初，党中央派李鸣珂来川任四川省军委书记，他与之紧密配合，一道去合川策动邓锡侯手下部队暴动，配合下川东兵变，发动饥民反对军阀统治。中共四川省委为整顿各地党组织，顺利开展工农运动，他常去川东北巡视工作。10月中共四川省委机关遭到敌人破坏，代理书记张秀熟被逮捕。党中央安排穆青、柏载鹍等五人组成临时省委，继续开展全省工作。

黄知风1925年7月底从法国归来到达上海，并与中共代表沈雁冰、恽代英取得联系，受党的派遣回到四川重庆，在重庆地委、中法大学工作。一个星期后黄知风回到南充，并按照组织安排回营山县准备建立地方党组织。他在县城、骆市、双河等地开展演讲活动，宣传欧洲工业的发达，宣传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思想，宣传俄国十月革命，与县内知识界、进步人士交往甚密，积极进行中共党组织的筹建活动。由于有人向营山驻军告密，指责黄知风鼓噪民众反政府和军队，反动军阀对他进行恫吓和通缉，他即转移到顺庆与共产党员、旅法同学吴季蟠、饶轴轩一起开辟工作。他一面发展共产党组织，一面发展国民党员，建立国民党“左”派县党部，他担任常委兼宣传部部长，吴季蟠任常委兼组织部部长。1926年3月，北京军阀制造了“三一八”惨案，他与吴季蟠等领导顺庆各界成立了北京“‘三一八’惨案后援会”，在果城公园召开1000余人群众大会，他在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声援北京人民反帝反军阀的斗争。1925年农历七月初一（8月19日），黄知风与吴季蟠、饶轴轩组织成立川北支部。同年12月，他参加由中共重庆地委领导、刘伯承指挥的顺（顺庆）、泸（泸州）起义，黄知风任第三路军政治部主任。“顺庆起义”枪声在南充各地打响，迫使南充地方军阀何光烈仓皇将部队拖至郊外。因敌人军力大于起义军数倍，加之与泸州起义军配合不济，起义归于失败。他回到重庆向中共重庆地委述职，报告了顺庆起义的情况，党派他到杨森军队向时俊（营山人）师任党代表、政治部主任，做党的秘密工作，扩大“左”派力量，使向时俊师“左”派力量逐渐增大。1927年重庆“三三一”惨案爆发，党组织遭到重大损失，在黄知风带领的“左”派军人掩护下，在危急关头营救了任伯戈、杨伯恺等一批重要干部和共产党员，把他们安全转移到外地。

石琼于1925年回到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时值五卅惨案爆发，他深入工厂、学校、街道宣传、讲演，发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反对英美帝国主义。在上海工作期间，他极关心营山的农民运动，经常向营山农民运动领导人写信，介绍广东、湖南农民运动发展情况，预示革命高潮即将到来，鼓励他们坚持斗争。

何嘉谟（肇禹）于1925年回国后，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教书，并与中共四川组织取得联系。在吴玉章领导下成为中共成都地下组织的负责人之一。他热心培养营山家乡的学生陈同生、唐尚仁，使之加入了共青团，后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营山农民运动的骨干。何嘉谟正在成都高等师范附属中学校读书的四弟何翔迥，亦在其引导和介绍下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时称CY），成为高师附中CY的负责人，发展了一批学生加入CY，并参与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

何以端于1939年底回国，他打算去延安，党组织决定留他在白区工作。因此他在重庆、成都以矿业工程师为名，从事地下斗争，与虎狼同穴，置生死于度外，机智勇敢，为保卫周总理及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的安全作出了贡献。1946年5月奉命飞南京，任南京秘密工作负责人，负责宁（南京）、沪（上海）、杭（杭州）军运工作，任务是掌握国军情况，策动国民党军高级干部弃暗投明。他派人打入敌人要害部门，组成情报网，建立一条秘密战线，为解放军进行渡江战役获得了极为重要的敌方情报资料---“长江防线作战图”。解放上海时，他策动伪上海警备司令刘昌义起义，为解放上海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期，他参与策动香港“两航起义”（国民党“中华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国民党最大军舰“重庆号”起义和四川邓锡侯等军队的起义等事件，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影响。1949年5月1日，中共中央情报部通电嘉奖了何以端及情报系统的工作人员，后来他又再次获得表彰。

郑奠欧回国后开办大同电气公司，与杨伯恺、柏载鹍、杨如松等同学、共产党员保持密切联系，传递信件，资助经费，支持他们在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工作。他的身份是商人，实际起了共产党员难起的作用。1939年秋，郑的留法同学、共产党员何以端回到重庆从事秘密工作，得到郑的全力支持。何以端以矿业工程师出现在重庆工商界，郑奠欧为他捧场，宴请工商界知名人士。何以端1946年奉命调南京，负责宁、沪、杭敌军上层人士的策反工作，郑奠欧听从何以端的安排，携妻室儿女移居上海，仍开大同电气公司，支持、掩护何以端的工作。大同电气公司成了何以端的工作联络点和哨点。为了何以端的安全，郑奠欧准备了多种服装，以备何以端不时更换。1948年春陈同生奉命为苏北解放区求购医药，郑奠欧冒着风险四处采集、租赁汽车，把药品安全地送到苏北。何以端在宁（南京）、沪（上海）、杭（杭州）的工作功勋卓著，受到两次嘉奖、表彰的成绩中也有郑奠欧的一份贡献。

三、营山籍留法勤工俭学群体精神的当代传承

（一）不忘初心，做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

“不忘初心”就是要求党员自我追问与时刻铭记共产党是怎样建立的，为什么要建立，党员的信仰与追求是什么等。[4]勤工俭学生构建革命话语的过程就是践行“初心”的过程，他们确立共产主义信仰，建立中共旅欧支部，发展党员，加强党员的理论学习，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等一系列活动，都值得回顾与学习。党员“不忘初心”学习在于传承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也就是说，要把勤工俭学生投身革命的奋斗精神，贡献革命的革命精神，依托时代契机、现实条件发扬光大。

共产党员“初心”学习就是要学习早期共产主义者在探索与开拓的过程中，不怕艰难，不畏流血与牺牲，毅然选择共产主义的奋斗革命精神，以此强化理想信仰教育。新时代党员要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应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强化理论学习，理论是行动的先导。多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感悟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形成自觉、自律的学习意识，同时也要善于将其运用到学习生活工作中去，逐渐将研读经典作为一种生活习惯与精神追求，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5]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会其核心要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与实践要求，将其作为理论指导与行动指南；同时要认真做好党组织的“三会一课”“学习强国”等学习教育活动，适应党性学习的常态化、制度化。二是勇于批判错误社会思潮，在批判中辩证、科学、合理地坚持共产主义信仰。当前网络传播交往场域中，各种社会思潮充斥，如歪曲党史国史、抹黑党的领导人物的历史虚无主义；网民价值观念多元化，如趋向普世价值、西式民主等；党员要自觉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揭批各种错误社会思潮，在论战中科学地整合、引导各种思想观念，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是开展重温历史缅怀先烈的系列活动，通过瞻仰革命烈士故居、革命圣地和红色纪念馆等，深刻感受老一辈革命先烈对党无限忠诚、对人民群众无限深情、对革命事业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以及英勇顽强、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崇高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四是积极传播党的声音，带头传递正能量。党员的共产主义信仰是一种精神状态，要融入血脉与灵魂，更要融入接地气的生活实践中，党员要积极传播党的声音，团结人民群众，要传递正能量，发挥榜样教育教化功能，彰显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精神与品质。

（二）砥砺奋进，做为民族复兴凝心聚力的传承者

五四时期兴起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民族救亡运动，一批批青年知识分子抱以“救国救民”的初衷赴法，挽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时，将个人理想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经过数年的艰苦探索，找到了共产主义道路，组织、带领人民进行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革命斗争，这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青年群体树立了榜样。

培育当代青年的民族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基础。一方面，当代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担当者。从时间维度看，当代青年将成为实现新时代“三步走”战略的全程参与者、见证者；从空间的维度看，当代青年规模庞大，将步入社会的各行各业，成为道德模范、行业精英与科技创新典范，汇集成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中坚力量；从价值维度看，当代青年怀抱理想信念，只有立足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才能实现其个人价值。另一方面，学习、弘扬勤工俭学生的民族复兴精神。以史为鉴，当代青年要学习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以增强对国家、民族的认知，更好把握当前的历史方位、使命担当与紧迫任务。勤工俭学生的民族复兴精神是民族精神的魂，是当代青年精神上的“钙”，是检验能否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试金石，因此，当代青年要继承、弘扬这种奋斗、牺牲精神，补精神上的“钙”，提升面对民族复兴道路上的各种困难挑战的勇气与定力，进而强化实现中国梦的本领与担当。

（三）知行合一，做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者

在中国革命的惊涛骇浪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坚持走革命的道路，终身为共产主义奋斗，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故事，既是个人命运的时代轨迹，又是时代演进的经典传奇，他们是千千万万革命先驱中的一员，他们是新中国的缔造者和建设者，正是他们的奋斗和牺牲让中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因此，当代青年要学习早期共产主义者勇于面对、善于战胜革命事业进行中的挑战与挫折，坚定信仰，继续前进。一方面，不能贪恋已取得的成绩，而不思进取。部分党员出现了对党组织观念淡薄、党员身份意识模糊，理想信念滑坡，无视党纪党规，作风品行等方面问题。因此，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语境下，党员要不断加强自身修养，铭记自己的责任，“讲奉献、有作为”，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期，始终坚持群众路线，要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落脚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另一方面，要战胜各种挑战与经受住各种诱惑。国际局势错综复杂，政治强权、霸权依然存在，贸易保护主义横行，各种污蔑、解构社会主义的高调、谬论不断，党员要坚定“四个自信”，传播中国政治主张，强化中国话语的舆论主导力、理论引领力与现实阐释力。

【参考文献】

[1]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资料丛书），第8页。

[2]中共营山县委党史研究室编辑委员会：《中共营山地方史稿》（1926-1949），2016年6月第一版，第1页。

[3]《留法俭学会发起人公启》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一)上海版11页。

[4]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深刻意涵[J].人民论坛，2016(19)：42.

[5]戴庆倩，朱其锋.共产主义信仰的当代审视与构建[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0(03)：21.

课题项目：南充市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专项一般课题，课题编号：NC21JD100B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