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张之洞任山西巡抚的功绩

罗燕

摘要：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壶公、香崖居士，晚年自号抱冰老人，直隶南皮人。1863年中进士，后历任翰林院编修、教习、侍读、侍讲学士及内阁学士等职。1881年至1884年，他出任山西巡抚，从京师言官变为掌管一省军政的封疆大吏，也是他从清流党走向洋务派的开端。他在晋省开展了一系列实践，包括整顿吏治，荐举人才；奖励农工，兴革财政；禁种罂粟，禁食鸦片；在李提摩太的启迪下，在山西兴办了一系列洋务项目，包括设教案局；设洋务局，招聘洋务人才；色合理各种实业机构；筹办山西练军。推动了近代山西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也加速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过程。

关键词：张之洞；山西巡抚；功绩

光绪八年（1882)十一月，四十五岁的张之洞做了山西巡抚。一八八二年一月二十七日，赴任封疆的张之洞陛辞请训。小皇帝身后的西太后看着这位瘦小精干、比自己小两岁却已头发花白的臣下，照例说了几句勉励的话。无非是些时值国难，不靖之秋，凡有建议良谋，随时奏闻，随时留心为朝廷举荐人才之类的话。他还希望张之洞到任后，请阎敬铭出山任职，效力朝廷。张之洞当然是唯唯诺诺。张之洞于数月后，整装出京，自少不了清流师友长亭饯行一幕。张之洞一路轻车简行，经保定、获鹿，过娘子关，入山西境。一路体察民情，了解到人民的贫困，吏事的积弊和鸦片的泛滥。张之洞清楚前途艰险。

张之洞于二月十日到达山西省会太原，十二日与前巡抚卫荣光办理

了交接手续，当日上任。

一、整顿吏治，荐举人才

张之洞深知吏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清朝的稳定。到山西没过几天张之洞就在致张佩纶的信中谈了他这几日的想法：“一路风露，到后未及休息．...．山西省症结在于烟害。....．山西百废待兴，只是风气已坏，总结出'懒散'二字，唯今之计，应该崇尚简静二字。目前形势所迫不能不以清明强毅来整肃风气，风气有变才能谈得上其他治晋方针。”[1]。他认为整顿官吏当以身作则，并为自己订下规定丑正三刻即起，寅初阅公牍，辰初见客。

张之洞在经过详细缜密的调查之后，向朝廷递上“特参害民不职各员折”，撤掉了一批不法官员。后来，张之洞还奉旨查处了罪恶昭著的葆享和冀宁道道员王定安，罢免了不尽职责的文、武官员九人。

曾任护理山西巡抚、山西布政使（潘司）的葆享在藩司任内把持藩库，滥用国家钱财，曾一日放款六十万两，驻防晋省的总兵罗承勋、参将王同文等人从中贪污公款七万五干多两。王定安是当时权臣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一手扶植的亲信，曾代理晋省藩司，他曾一日放款三十多万两，多属因情私放。张之洞不畏权势，秉公执法，最终将这一晋省第一大案查明，将二人绳之以法。

另一方面张之洞在“褒奖循良片”中褒奖了那些敢于废除苛捐杂税，爱民如子，官声卓著的一些官员。对于那些不知振作，不免疵累者，则严檄教戒，许其自新，张之同认为，晋省吏才不多，要奖惩结合，多加励练才行”。

所以首先要做到奖惩分明，若要从根本上解决山西吏治的问题，就必须从根本上杜绝贪劣的渠道，做到防患于未然。张之洞的意见得到清政府的支持。裁各属解抚署公费银一万九千五百五十两、藩库津贴抚署银六干两并禁革一切陋规，并且严令杜绝了向上司馈赠财物的风气。

张之洞在山西大刀阔斧地进行吏治改革，“事无大小都亲自处理过问，奏章公文大都亲自撰写”。以致三年后离任时，因过度劳累，身体虚弱，头发大已染霜，一路经不起颠簸，只能边走边服药。

张之洞还留心访求人才。请阎敬铭出山是临行时西太后的旨意，张之洞到任后就亲自写信给他，派知府马丕瑶去解州阎氏邸宅，劝阎敬铭出仕。在阎敬铭事件之后，张之洞又向朝廷呈递了一份“胪举贤才折”，所推荐的文武官员凡五十九人，绝大部分并非亲朋，这道折子的特点在﹁是荐人多，朝廷接到奏折后，举朝轰动，一份奏折保举近六十人，前所未有。二是“举贤不避亲”，只论才品，不论官次，在被荐者中，有张佩纶，吴大激、陈宝琛等等，这些人都是张之洞的好友。

一八八二年乡试前，张之洞去了贡院实地考察，见贡院房屋又破又小，便决定翻修贡院。那年张之洞与山西学政丁可庄筹议，创办令德书院，次年，张之柯又与新任学政吕凤岐筹划该事。因书院一时未能完工，便先在桥头街找地方开办，聘请洪洞县人王轩为主讲，乡宁县人杨笃、闻喜县人杨深秀，为襄校，在全省范围内选取学业优异的学生到书院，专心研究学问。

二、奖励农工，兴革财政

面对山西民生凋敝的现状，采取鼓励民生，裁抑苛税的做法。

（二）劝垦荒地，建仓积谷。把"责垦荒”列为“晋省要务二十事”的第一条：“国之元气在户口蕃息，田野垦辟。”[2]这显然出于传统的重农思想，当然也与山西连年饥荒的现实有关。当时山西有主无主荒地共一万多顷，又有大批饥民流亡不归。为了鼓励百姓垦荒，主张对新垦荒地暂不起科征税，无论有主无主荒地均从开垦之日起，三年后起征，并下令对垦荒者“酌给牛种之资”[3]在劝垦荒地，发展粮食生产的前提下，又令各州县建仓积谷，以备灾荒。以往曾国荃任山西巡抚时已开始这样做，但张之洞认为还远远不够，他说：“分散畸零，仅备一区，无牌全局，仍非有大宗积储不可”

[4]"经与阎敬铭、张树屏等人反复磋商，援古例今，决定以两年时间在汾州碛口建大型谷仓，万一晋省遇有急需，东由汾平可达省垣，南下蒲津可及边鄙”。[5]

（二）清丈土地，减免苛税。山西向无鱼鳞册，土地税混乱，造成或耕无粮之地”（即耕种不缴税纳粮的土地）,“或纳无地之粮"（即没有耕地却要缴税纳粮），结果出现“弱者扑责包赔，黠者隐匿飞灑”的局面，“此一事为晋民之大害”[6]。

张之洞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清丈土地。除清丈土地，建立鱼鳞册，澄清田赋之外，还下令裁减差徭，“严定应差章程，不准差员滥支，总之不取民间一钱，不扰过客一车”[7]继裁减差徭之后，又大力裁处山西的另一虐政--摊捐。所谓“摊捐”,就是省内的公事用度，凡人不敷出，其款项即摊派给各州县，一些官吏还乘机私征勒派，使百姓苦不堪言。为解决这一问题，特设“清源局”，办理裁抵摊捐事务，“使州县之力宽然有余，而后下不至以脧削者累民，上不至以亏挪者累国”[8]。

造成山西摊捐的一项大宗，是铁价补助。山西历来供应北京天津好铁若干万斤。由于用手工生产，成本日高；又用骆驼、牛马运输，运费日昂，但国家的调拨价不变，以致山西土铁出售价大大低于生产成本加运费，其间的巨大亏额则通过摊捐转嫁到老百姓身上。这是专制制度违背价值法则的一种倒行逆施，既造成山西手工矿冶业的凋敝，也困扰了各阶层人民。张之洞面对这种困局，提不出根本性的解决方案，只能“仰恳天恩，俯念晋省地贫官累，略予补苴”[9]并且保证“竭力整饬，必能使州县每年收数较前渐增”山西绸绢纸张的生产与收购存在与土铁类似的问题，张之洞的解决办法也只是请朝廷“宽仁”。可见，出任晋抚初期的经济举措，基本还滞留在中古励精图治的帝制官僚的水准线上，与冯桂芬、王韬、陈炽、马建忠、郑观应等改良派“恃商为国本”“借商以强国”的经济观点相去甚远。

三、禁种罂粟，禁食鸦片

山西受害更甚，省城周围农村有十分之六的人吸食鸦片，而省城这个比例达到十分之九，官吏士兵几乎无人不抽。罂粟的普遍，致使农田生产的萎缩，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晋省经济的危机。“丁戌奇荒”造成口粮不足人口锐减，与罌粟大量种植有着必然的关系，所以张之洞一针见血地指出鸦片才是山西的大患。张之洞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清王朝日薄西山的年代，加上他对贵州、四川等地的烟毒状况的熟悉，故对鸦片非常僧恶。张之洞谆谆告诫书生士人一定不要沾染鸦片：“世间害人之物，无烈于此。这种事情过去从来没有，不能依常理对待。鸦片损害身体，消耗钱财，消磨意志，种种恶行，不一而足。”他在“陈明禁种罂粟情形折”中阐释了烟毒之害：损耗了百姓的元气，各省都有发生，惟山西为甚。想要使中国富强起来，一定要以清除鸦片为开端。

张之洞在一八八二年六月上奏的“整饬治理折”中就提及了“禁种罂粟”的看法。一八八二年十一月，张之洞正式制定了消灭鸦片的《禁种罂粟章程》，告知全省官民一起严格遵守。于是山西便有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禁姻运动。

次年春，张之洞的禁烟计划被批准，便开始大力实施。张之洞下令“官分头赴各地，仔细查处鸦片产地，全部予以清除，各种植鸦片者听到命令应自行铲除”。当然，刚开始的行动并不顺利。如交城知县开始一点也不积极，受到张之洞的批评后才开始加大力度，积极办理，这才受到表彰，奖以花红、匾额。但练总刘兰、郝永奎对禁烟一事百般推诿搪塞，以致三千亩罂粟漏查。张之洞将他们严加处置，另委员彻查。为了保证禁烟后，烟农不致断绝收人，张之洞鼓励他们种桑棉麻兰、菜蔬、花生等物。

至于“沉溺于洋烟较深”的瘾君子，张之洞借鉴李鸿章在天津所设之戒烟局的模式在晋省也设立了一个，派都司杨佑青负责，为他们请医买药，他还下令烟民在三个月内戒掉毒瘾。而那此官吏、兵勇、生员中的吸毒者，张之洞特别对待，从警告到汰黜，希望可以“移风易俗”，从此在山西铲除烟害。

张之洞在山西之所以禁烟是想保持社会安定，希望能维护清朝统治秩序，复兴晋省经济，维护百姓身心健康。从一八八二年至一八八三年大规模禁种罂粟、禁食鸦片的成效表现出张之洞的做法是很成功的。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数十年的积弊在旧中国的大地上盘根错节，难以一举清除，不可能是张之洞一个地方官短时期内所能解决的。不幸的是，张之洞离开山西不久，种植罂粟之风又刮起来了，山西重新成了全国产烟大省。

四、涉足洋务，兴办项目

在李提摩太的启迪下，张之洞在山西兴办一系列洋务项目。

首先，设立“教案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凭借各种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特权，横行内地，买地、建教堂、庇教民，导致教会与百姓的冲突日盛，所引发的教案不断。丁戌奇荒发生后，许多传教士利用“赈灾”的名义涌入山西，导致大量教案的发生，有的传教士甚至胁迫官府。一八八二年，张之洞考虑到民教冲突日益增加，便在省城设立教案局，派冀宁道道员专门负贡这些事。嗣后，“此后凡有到官府滋事的教士便令其离去或到教案局申诉。至此教士的嚣张气焰才稍稍收敛”。

其次，设洋务局，招聘洋务人才。如果说1883年1月设立教案局主要是为了平息中外纠纷，那么，1883年6月设立洋务局，则是在更具体意义上展开洋务建设。张之洞接触李提摩太“西化”山西方案后，决定将其中若干条款付诸实施。但“三晋表里山河，风气未开，洋务罕至”，尤其缺乏“习知西事，通体达用”的人才。张之洞设立洋务局以后，深感“空疏无据”的旧式土大夫无济于事，而“各省局厂学堂，人才辈出”，山西又不能立即兴办学堂培养新式人才，遂印发《延访洋务人才启》多份，“分咨各省”用高薪征聘通晓天文、算学、水法、地舆、格物、制器、公法、条约、语言、文字、兵械、船炮、矿学、电气的通才或专家，到山西襄助举办“西法”新政。又广筹巨款，购置图书仪器。并“酌派提调、正佐委员，先就晋中通晓洋务之人及现已购来各种洋务之书，研求试办.”张之洞在山西招聘、网罗新式专门人才，反映了他亟欲兴办洋务事业的愿望。然而，此种努力的收效甚微，这促使张之洞以后在两广总督和湖广总督任内大规模“兴学育才"，直接培养洋务干部。

再次，设立各种实业机构。在兴办洋务之初，张之洞打算从小事情做起。在设立洋务局的同时，还设立桑棉局，从苏州等地招募技工，教授技术。又设铁绢局，来办理周、绢、纸三项贡品。张之洞设立铁绢局后，全部由该局负责办理，不再向百姓摊派。

“晋铁”历史悠久。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山西的土铁冶炼业被洋铁击垮。而且贡铁不准海运，陆运成本过高，以至市场日见萎缩，销路不畅。”一八八四年十二月，张之洞与李鸿章联衔会奏；请求废除铁不准海运的规定。改由天津入海，减少成本，仍在铁矿产地熔铸，招商办理运务。此前，他的好友、时署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的张佩纶公干时经过山西，张之洞与他谈及“铁”的问题，认为：“进口铁不是长久之计应该在山西铸炼成伾，以供洋务局使用。"很明显张之洞是为了扶助山西冶铁业，来抵制洋铁的冲击。张佩纶回京后，在总理衙门阐述了张之洞的想法，总理衙门商议之后，打算在山西设局炼铁，交由张之洞去办。一八八四年春，张之洞开始商议开采铁矿一事。

张之洞在山西任职不长，但他很明白，当今世界竟争日趋激烈，唯有洋务强国是首要之务，所以他要多角度地去推行洋务。在兴办实业方面，他延访人才，试造新式机器，派人去上海购买外洋新式织机、农器。这些行为都为他以后大举兴办各类实业、大量兴办学校积累了大量的经验，这件事使张之洞有了致力于钢铁工业的志向，山西的铁政虽因他离任而终止，但却激发了他投身于钢铁事业的决心。后来在他担任湖广总督时，终于办成了汉阳铁厂。

最后，编练新军。这标志着张之洞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洋务运动健将。张之洞以前是名文官，他从那些以武备起家的曾、左、李身上，深深地意识到只有有一支强有力的军队，才能巩固大清帝国的统治。他上任后，通过一系列仔细地观察，认识到绿营等旧式军队已是朽木难雕，必须重新建立新的军队。

一八八三年初，张之洞奏疏请从直隶、山东等省招几百名马队来山西训练，做为保护地方治安之用。不久接到兵部议复：山西招募马勇，以无事之区，转筹添募，恐滋繁费，应毋庸议。张之洞再次上奏：晋省绿营疲敝，为各直省最，今日北徼商路日开，西陲藩篱未固，海防边防皆不可缓，整顿边兵，惟北人宜。臣意欲办山西练军，以备他日推广，不独为巡缉计，亦不独为一省计。果使此军练成劲旅，不惟可以挑补晋省练军，沿边万余里，随处皆可用之。具体做法是从防勇中挑选精锐者编入新军，一切依照直隶的作法操作训练新军。这一次，终于有了肯定的回答，张之洞立即请直隶总督李鸿章、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还有总兵李先义和副将吴元恺等帮忙训练。

在离任之前，张之洞又建议将驻山西部队进行改革，决心要为山西练出一支新式军队，这件事启发了张之洞的军事思想，加上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给他的教训，使他相继组成了广胜军、东南自强军和湖北新军。

张之洞抚晋期间还制定“保甲并定就地正法章程”，用保甲连环加强镇压“游匪”“马贼”“客勇”。筹议七厅改制，对晋北蒙古族聚居区丰镇、宁远、归化等七厅建制进行改造，以加强控制。又修筑四大天门路，连接素称天险的山西、直隶边境交通。

参考文献：

[1]《张文襄公全集》,卷二一四，书札一。

[2]《整伤治理折》,《张文襄公全集》，卷四，奏议四。

[3]《未垦荒地请宽限起征》,《张文襄公全集》，卷四，奏议四。

[4]《建仓机谷折》,《张文襄公全集》，卷五，奏议五。

[5] 《豁除累粮片》,《张文襄公全集》，卷四，奏议四。

[6]《裁减差徭片》,《张文襄公全集》，卷四，奏议四。

[7]（裁抵摊捐折》,《张文襄公全集》，卷五，奏议五。

[8]《筹补铁款片》,《张文襄公全集》，卷五，奏议五。

[9]《札司局设局讲习洋务条》,《张文襄公牍稿》，卷三。

作者简介：罗燕，1985-，女，黑龙江虎林人，中国近现代史硕士，中共黔西南州委党校，文化与现代科技教研部理论科副科长，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