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王霸之辩探究

卢 宁

摘要：王道和霸道一直是中国古代政治社会中非常重要的概念，二者构成了儒家治国之道的两种不同的政治路向。孟子在礼崩乐坏、道德崩塌的社会大背景下，确立了自己的王道理想，并对当时横行于世间的霸道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而实行王道的最主要路径便是推行仁政，反对不义之战，养民教民，与民同乐。

关键词：孟子、王霸、仁政、辨异  

    春秋时代，多事之秋，周政式微，君臣逆位，诸侯尽起，天下大乱，及战国中期，七雄当政攻城掠地，名士纵横捭阖，宿将沙场冲锋。各大国对内进行着如火如荼的变法运动，对内削弱贵族，奖励军功，整顿吏治，选贤举能，对外纷纷拉拢与国以对付敌国，合纵、连横、加之一系列的军事结盟，以巩固疆土，成就霸业。显然，霸道已经在战火与阴谋弥漫的战国时期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可即便如此，关于王霸之辩的争论却未曾停止。

一、孟子王霸主张

    “王道”这一概念其实在孟子之前就已出现。《尚书·洪范》有言：“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 只是这里的“王道”常被解之为“先王之道路”或“先王所立之道”。及至孔子，用“仁”的理念对王道思想作了发挥，主张君主要为政以德，以仁义治天下，但对霸道并未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在孟子之前，人们并没有将王道与霸道进行鲜明的对立，而到了孟子这里，才将王霸二者作为两种不同的政治路线加以区分使用，并将其进行了鲜明的对立：“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二者的根本区别是：“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以力服人只会使百姓慑于淫威而被迫威服，而王道的实行却可如温润之细流自上而下滋养民生，滋润万物，从而教化民心，使百姓心悦诚服。

    因此，他从不吝惜自己对于王道的推崇，对霸道政治多有贬辞：“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在孟子看来，上古夏禹、商汤、周文、武王均以仁义君临天下，而到春秋战国，诸侯谮越等级，无视礼制，谋取功利，推行霸道，身边小人亦逢迎左右，与尚德亲贤的三王时代渐行渐远，他通过利用历史的演变进化以及社会的发展规律来论证王道将取代于霸道而推行天下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在孟子看来，处在巨变节点的百姓们，早已痛苦不堪，是时候出来一位圣人君主，来拯救这个时代，而这名圣人，必须是位推行王道、保民恤民的君主。因为就当时的社会形势而言，百姓深受霸主欺压，早已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霸道的推行显然不符合人民生存发展的长远利益，此时，若“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必有事半功倍之效。                                       

二、王霸本质区别

    孟子有言：“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这里体现了孟子眼中王霸的最本质区别，即王道施行，在德还是在力。在孟子眼中，实行王道的不一定非是邦力强劲的大国，哪怕仅是踽踽小国推行王道亦有统一天下之势头，但若行不仁之政，即便是纵横千里的国土亦有瞬间崩塌倒戈之势。可见，孟子将德力之异视为完全对立的鲜明两极，而非仅仅是程度或先后上的差异，对德对力的非此即彼的选择，最终会导致或王或霸的必然结果。

    然而在现实中，“任何王朝的更替都不是因为道德说教而发生的，从来都是依靠武力手段来实现的”，就三王而言，当年商汤在举兵攻打夏桀之前，就已有着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的战绩，而最终汤以七十里得以灭掉夏桀，没有超越夏桀的强大军事力量也是无法完成的；文王以百里，也仅是通过讨伐收复周边小国以对商都构成威胁，却并未实现讨伐商纣之辉煌业绩，最终是由其子武王通过整顿内政、增强军力，联合其他部族在牧野完成对商纣之讨伐的；而周王朝的长期统治亦是通过不断的对外征战以及对四方蛮夷的讨伐控制而逐渐巩固加强，这同样依靠着强大的军事实力，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各国更是如此。这显然在孟子的王道理想与诸侯各国称雄心理之间设立了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

三、行王道，施仁政

在孟子看来，实施王道政治的途径就是施行仁政，这是王道思想的核心，也是君主巩固国家统治、一统天下称王的必要条件。首先要以民为本，稳定小农经济，保证人民最基本的物质生产资料，即拥有一定的“恒产”，因为土地为人们提供了赖以生存的衣食住行的基本条件。人们只有拥有一定的财产资料作为生产生活的基本保障之后，才能在此基础上稳定生产，并且渐渐对于统治者产生信任和依赖，人心才能稳固，社会才能有所安定，王道之路的发展才能顺畅。与此同时，统治者应当减省刑罚，薄收税敛，减轻对老百姓的剥削与压迫。唯有制民恒产，保养人民，才能使老百姓“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这一步走好了，之后的王道之路才会顺畅。

百姓们基本的生产生活需要得到满足之后，接下来就应教导其在空闲之余修其孝悌忠信之业，以知礼节、明人伦，调治民心，稳定社会秩序，进而形成一派尊长重道、和乐有序之良俗。因此，孟子提倡办学校、兴教育：“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在孟子看来，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明人伦”，而通过“明人伦”的实现又可为王道政治所服务，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最后是反对不义战争。孟子在诸多场合都猛烈抨击过战争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大国一旦干戈，动辄就是战车千乘，兵力十万，将军士兵皆屠戮邀功，百姓日夜承受“倒悬”之苦楚。在孟子看来，那些痴迷于战争游戏、提倡纵横兼并的将领与谋士们，不引导君主施行仁政，实质上贪婪残暴的桀纣身边的奸佞小人无二异。此外，孟子更是提出了著名的“春秋无义战”的论断，毕竟，周天子之下，各诸侯国纷争，怎会有“义”字可言？有的只是熏心的利欲和无止境的贪欲罢了。然而，战争只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要想使自己的国家基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唯有施行仁政王道，爱养民力，方能“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