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小说教学中僧众形象的认知价值

杨程远

摘要：“整本书阅读”对学生阅读、教师讲授古代小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人物类别入手分析小说就显得尤其必要。在以《红楼梦》为代表的明清小说中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僧尼形象，作为世情小说中佛教书写最直接和最鲜明的载体，这类形象与世情小说的主要人物、情节叙述、作品主题、全书结构等诸多方面都有千丝万缕的关联。理解这类人物，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小说作者思路与作品成就。本文就这个问题从文化与文学两个层面加以分析。

关键词：世情小说；僧尼；小说结构

“整本书阅读”是对语文课程中单篇阅读的关键性补充与提升，是培养学生终身阅读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全面提升学生语文课程核心素养的必然要求。明清世情小说的僧尼角色对于世情小说文学艺术价值的构成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种作用可以从僧尼形象对小说主要人物、情节叙述、作品主题和作品结构这四个主要方面的影响来讨论。

一、对主要人物：衬托和强化

明代中叶以后，特别是进入清代，当世情小说将镜头对准普通人的生活而不再是从前的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神仙鬼怪，将笔触伸向平凡人的生活而不是大起大落的传奇故事时，小说作者们就有了更多的可能与空间去更加细腻而丰满地刻画主要人物，这是之前比较粗线条的英雄传奇、历史演义类小说所较难做到的。

以《金瓶梅》而论，可以说这部小说非常细腻地写出了世俗化的宗教在明代家庭中的作用，薛、王二姑子常常出入于西门庆家中，与西门庆的妻妾们来往甚多，本就信佛的月娘听过薛王二姑子的唱诵，拿到她们的求子符药，对二人已经完全信赖。张竹坡认为吴月娘是“奸险好人”，而田晓菲则认为吴月娘“蠢笨”，其实在她对于姑子的态度上有一致性，那就是作者写出了吴月娘作为富商妇人迷信、贪婪的一面，在面对作为宗教人物的尼姑时的轻信与盲目。

《儒林外史》中，观音庵僧人“陪着小心”的姿态，更凸显了申祥甫、夏总甲等人的骄横；甘露庵老和尚发善心为牛布衣送终、入殓和供奉，并将其诗集传给牛浦郎，却被厚颜无耻的牛浦郎冒名顶替，摇身一变变成了牛布衣本人，以诗人之名欺世盗名。作者将卑微与骄横、忠厚与奸伪对比而写，对僧人形象虽是寥寥几笔点染，却在对比之中强化了主人公的性格特征。而《红楼梦》中王熙凤和净虚的对话，则是在正衬中强化了王熙凤性格特征中的重要一面，老于世故的净虚为了使王熙凤出手干预张李二家争娶金哥、自己从中渔利，用激将法游说凤姐。这里净虚世故阿谀的面貌刻画得生动鲜活自不必说，而凤姐要强好胜、不信鬼神、好大喜功的性格侧面均展现无遗，正是有了已经足够老谋深算的净虚的正衬，比她更为年轻、却也更为杀伐决断无所畏惧的凤姐形象才令读者印象更加深刻。

二、对情节叙述：点缀和润色

作品中的僧尼道士作为距主要人物及其生活环境较远的配角，或作为作者叙事的独特视角，有时会对情节的发展或氛围的烘托起着重要的推进作用。杨义指出：“视角具有往往不作明言，却又无所不在的普泛性。假如你带着视角意识去读作品，就会感觉到无处没有视角。”因此，视角对小说情节叙述常有着重要影响，这是因为“在觉与不觉、见与未见，存在着一个感知的角度问题。因而实在不应该把视角看成细枝末节，它的功能在于可以展开一种独特的视境”。当以世情小说中的僧尼道士为视角出发点时，作品常能收到不一样的叙事效果。《金瓶梅》僧尼道士与西门庆过从甚密，他们起到了对情节的发展推进作用：通过第八回前来为武大烧灵的和尚，写出了西门庆潘金莲二人感情的增进和潘金莲的薄情；通过西门宅中吴月娘等妇女围坐聆听薛姑子宣卷、讲唱变文等宗教活动，写出了这些平素勾心斗角的女性们内心深处仍存在的善念；吴神仙的相面对几个主人公的性格和命运做了富有神秘色彩和宗教意味的预示。

清代《红楼梦》在刻画僧道形象时同样有此特征，描写清虚观打醮时，从宗教民俗的角度看自然是留下了清代贵族家庭道教文化生活的重要资料；而尼姑妙玉的视角则作为大观园的“槛外人”，以其独特的视角见证了园中青春女儿们的命运。其独特性不仅在于她尼姑的身份，更在于她“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的两面性，身在佛门，六根却并未彻底清净，在宝玉生日时她会递上贺帖，对别人冷峻的同时却对宝玉乞红梅敞开大门，后四十回更是有“走火入魔”的夸张描写。曹雪芹就这样以绵密的笔法写出了这一“槛外人”的心理，从她的视角所写出的贾府与宝玉的命运也因而带有了一丝轻灵的韵味和解脱与入世矛盾形成的张力。这也是明清世情小说刻画宗教人物的一个显著特色。

三、对作品主题：突出和深化

清代特别是清代中叶的白话小说，其社会批判的意识大为加强，尤以世情小说最为明显，展现世态人情，批判丑恶龌龊可以说是其题中之义。明清时代，佛教世俗化日甚，僧尼形象多为不堪，而通过他们，作者将笔触伸向了更广阔的明清社会民众功利化的宗教心态。因此对他们的塑造往往成为世情小说作者突出批判社会、揭露世风时的首选。

清代世情小说对于社会宗教状况的反映刻画更为写实，所谓

“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醒世姻缘传》第六十四回“白姑子造孽渔财”故事里，莲花庵的白姑子“放手大骗，绝无忌憎”，她为薛素姐建忏悔道场，“磕了一百多银子的拐”。佛教如此，道教也差相仿佛，第九十三回武城旱灾，县令请来做法的道士先是“诡说都着众神坛下侍候，每日要肥狗一只，烧酒五斤、大蒜一瓣，故装作法”，再是搜刮民财，要了“十两非义之财”。此正如《绿野仙踪》中所提到的那样，“世俗僧道出家，不耕不织，假藉神佛度日，受十方之供献，取自来之银钱，”清人曾评说：“螟蛉一时为灾，而数年乏食；僧尼之患毒流天下，即患如猾夏。”

四、对作品结构：“超情节”的点缀

“超情节人物”的概念是刘勇强先生提出的，这是从叙事学的角度所做的概念，其作用多为“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满足叙事的需要——这种需要可能是为了表达某种观念，也可以建立结构的骨干，或是推动情节的进展等”，从结构来说，一僧一道起到了作者整体框架的作用，使作品前后呼应，实现了以“超情节”人物开阖情节的目的，这一点为续书作者所基本继承，也同样见于其他明清世情小说，如《肉蒲团》开篇，未央生听到孤峰长老的劝告，力劝其放下物欲，参禅修心，而彼贪恋富贵声色不为所动。全书末回，写看破红尘之后的主人公未央生终于归于孤峰长老之下出家。此外如《续金瓶梅》开篇的普净、《青楼梦》开篇的赠镜道人，均有开启全书、构成宗教性叙事氛围的结构性作用。

项目基金：本文是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宗教与世情——佛教视域下的明清白话小说研究”（20JK0217）的科研成果。

参考文献：

[1] 朱一玄编《金瓶梅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

[2] 详见徐岱《小说叙事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6月。

[3] （明）兰陵笑笑生著，陶慕宁校注.金瓶梅词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0年。

[4] （清）曹雪芹著《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

[5]杨义《中国叙事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6][美]黄卫总著，张蕴爽译《中华帝国晚期的欲望与小说叙述》，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

[7]刘勇强《一僧一道一术士——明清小说超情节人物的叙事学意义》，《文学遗产》，2009年第2期。

[8]杨程远：《明清白话小说“窥听”叙述的表现形式与文学价值试论》，《明清小说研究》，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