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华小说的空间叙事探析——以《在细雨中呼喊》为例

刘星

摘要：20世纪以来空间叙述研究迅速发展，余华小说的先锋性也表现出一种有别于其他时代的叙述意向。在《在细雨中呼喊》中，余华以个人思绪与感受为线索，将没有因果关系的往事重新组合，呈现出作者一种新的生活经验。通过对童年记忆承载体“南门”与“孙荡”的描写，以及社会空间中父权与老师权威压制的回忆，个体的孤独感与游离于家庭关系之外的存在的边缘性得到了立体化的再现。

关键词：《在细雨中呼喊》；空间叙事；个体孤独

空间叙事自20世纪后半叶传入中国以来，相关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空间的内容、时间与空间关系上来，对“空间叙事”没有进行过明确的界定。本文依据方英的《小说叙事理论》对空间叙事特征与范围的界定，对余华小说空间叙事内容进行研究。余华通过回忆打破线性流动的时间顺序，并以重叠、并置等建构空间手法将“我回到南门后的童年生活”、“我的中学时代的友情”、“祖父的回忆”、“我在孙荡的生活”四个主题组合起来，展现人与人在物理空间、社会空间中所处的位置关系，刻画了“我”的空间体验并揭示我的存在状态，体现家庭关系的紧张，个体的孤独以及被人遗忘存在的寻找。

一、童年记忆中的物理空间

空间具有不同维度，其中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心理空间是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物理空间是物质层面的关系建构，是以物质形态呈现的、人的知觉可以感知的空间。这个空间包括物体，也包括人本身——作为物质存在的人和人的活动。”^[1]文本中的“南门”与“孙荡”是叙述者“我”童年记忆的承载体，从“我”离开南门到孙荡，最后回到南门，这两个地点一直是作为文本中视角焦点所在。“我”的回忆限定在“我”所在的区域空间，当回忆人物从空间离开，也便从“我”的回忆中消失。

在南门的空间中，池塘是时间记忆的空间标志，是人物命运的见证，“我”则通过池塘引发回忆。如回到南门以后的“我”经常在池塘旁独自回忆自己在孙荡的生活以及在王立强家中的生活，池塘在南门的空间中成为“我”躲避一切的避难所，将自己与家人分隔开来。与卡夫卡《变形记》中格里高尔变成虫后，被家人隔离在他自己的房间而无法进入屋内的其他空间不同，“我”是处在家人的漠视中从而主动回避家这个空间。池塘不仅是勾起回忆的空间标志，更是一种个人无法融入家庭的一种空间形象，是“我”的孤独、寂寞、感伤与战栗的隐喻。

孙荡是“我”另一个生活空间，由一个过于强壮的男人和一个过于虚弱的女人建构的城镇生活，从嘈杂的家庭变换为充斥着呻吟和叹息的家庭，两种空间的置换给“我”带来的始终是模模糊糊、随波逐流的童年。在孙荡这个空间中，学校以及学校的小黑屋，国庆的家以及楼下充满死亡气息的房间都是记忆中充满着不信任、惊吓等负面情绪的空间，是记忆中的“我”所感知的孤独、恐怖气息的组成部分。

总而言之，南门与孙荡的家庭空间变化，造成了“我”对存在感知的危机感。“我”无法正常融入人际之间的关系，这与社会空间中的权力压制有着密切关系，主要体现在父权与老师的权威。

二、社会空间中的权力压制

“社会空间是人际空间，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建构。这个空间主要强调政治、经济、权力、种族、阶层、文化等因素，强调人的实践及其影响。”^[2]文本中的父亲作为经济支撑，在家庭中居于主导地位，他的言行具有重要的影响力。父亲不待见“我”，漠视“我”的存在逐渐影响到家中其他人。

“我”像个局外人，在父亲的影响下，兄弟不与“我”亲近，村里的人也将“我”作为攻击父亲的武器。父权的压制还体现在对母亲的蛮横，《在细雨中呼喊》中母亲是解决丈夫欲望的物品，是做家务以及繁衍后代的工具。长久以来的主导让父权高高至上，对其他人也同样是绝对的压制。祖父在家中所受到的耻辱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是难以被感受的，离开南门的“我”与独自回到南门的“我”都在偶然中与祖父相遇，这种空间碎片在文本中出现三次，这些片段在记忆的不断沉淀过程中被不断破碎，重叠，成为更为深刻的记忆碎片。“作为一个空间化的时间点，‘现在’再一次结合进了‘过去’之中，即一个承载着超越当下意义的过去”，^[3]以现在情感浸透，才能体会到祖父在父权下与“我”一样备受压制。

父亲在家庭空间中的绝对领导让家庭关系一味紧绷，学校里老师的权威对学生来说也是不可反抗的压制。在学校的小黑屋中，张青海与林老师是绝对的权威，一次莫名其妙的标语事件让“我”遭受不信任，标语出自谁手文本并未说明，所有人都认为标语出自“我”手并引诱“我”认罪，是一种荒唐的行为。在老师的权威下，最好的朋友与自己反目，养父王立强也在老师的诉说下默认标语是我所为，老师的权威在学校的空间中树立了起来。

家庭中的父权压制和学校中的教师权威剥夺“我”的话语权，让“我”陷入孤独不被信任的境地，“我”在社会中的边缘位置加剧了“我”对黑夜、孤独、死亡的感知。

三、心理空间体验与存在状态

心理空间是人的内心情感意识对外部世界编辑、建构的投射，《在细雨中呼喊》通过回忆将碎片化的记忆重新组合排列时，灌注了作者现在的情感体验。余华以少年时期的感受、理解与“今天的立场”贯穿童年记忆碎片，找寻“我”在故乡（家）中的存在。“存在空间”是我们非常熟悉，并投注了情感的空间，“‘故乡’就是这样一种‘存在空间’，它往往承载着我们最初的重要记忆，以后不管到了哪里，我们总是以这一‘存在空间’作为参照体系去体验世间的万事万物。”^[4]故乡也成为读者了解主人公原始性情感面貌的重要窗口。

《在细雨中呼喊》以“呼喊声”与“死亡”两个空间意象建构起“我”童年时期的情感体验。在“我”的眼中，黑夜有着不可名状的恐惧感，寂静、孤独的空间压迫以及空间里的呼喊声不仅让记忆中的“我”受惊，更让现在回忆的“我”依然颤抖不已。“我”在空旷的雨夜所感受到的是孤独的呼喊，迫切希望有人应答，而将自己的另外一个记忆碎片，即所见到的陌生男人和听到男人风衣的哗哗声作为女人呼喊声的回应，是对孤独无助的一种抚慰。“死亡”与“呼喊声”构成的空间意象是“我”对童年记忆的解读与感知，绝望的呼喊声构成的孤独与凄凉充满了人的生存空间，开篇的隐喻贯穿了整个文本的叙事，将“我”推向了恐惧与绝望的深渊。“我”对童年经历的感受、记忆与想象是“我”对过去的历史时空的一种交互，这种空间体验也是人存在的重要方式。

整体观之，《在细雨中呼喊》的整体结构正是数十个人物故事的一种并置，苏宇、祖父、父亲、国庆、曹丽等等人物的故事的并置，切断了“我”的成长经历，却构成了小说的意义单元。四部分的叙述中没有中心人物，人与人、事与事之间的关系模糊不清，相互纠缠，这些共时性的事件总是以共鸣形式出现，再现了人类生存的一种重复、循环的窘境。

综上，余华将十几个人物以碎片化的回忆形式放在记忆的空间中，深入人的精神世界，对人性、欲望、暴力、死亡、命运等主题进行了全面深刻的探索，从而表现出余华先锋意识的叙述倾向，文本中也弥漫着一种现代性空间焦虑。

[参考文献]

[1]方英.小说空间叙事论[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

[2]方英.小说空间叙事论[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

[3]蔡咏春.空间化的叙事——论先锋派对时间性的消解[J].成都：当代文坛，2009，(04).

[4]龙迪勇.记忆的空间性及其对虚构叙事的影响[J].北京：叙事丛刊，2011，(第三辑).

作者简介：刘星，女，汉，安徽宿州，1998.10，硕士研究生，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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